27岁女组织部长和24岁看守，在南京监狱里悄悄换了立场，7月5日。

1933年7月初，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巷的梧桐叶开始泛黄，可暑气还没散。孙良诚被带出牢房时没穿制服，只一身灰布衫，袖口磨得发亮。他路过第三间女监，栅栏后黄励正把半块发硬的窝头掰开，分给旁边咳嗽不止的老裁缝。他脚步顿了顿，没说话，只是朝里点了下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视。

孙良诚枪决那天，离黄励遇害只剩三天。他死在南京城西一处荒坡，没有公审，没有布告，一排枪响后，尸体由看守所杂役用麻袋拖走。档案里只记了“七月上旬，就地正法”，连具体日期都含混过去。倒是抚恤金写得清楚：150元，由谷正纲亲批，在批文末尾加了句“念其母年逾六旬，准予发放”。

黄励更早一点，7月5日清晨，雨花台刑场刚下过一场薄雨。她穿的是被捕时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左襟还留着半截没拆完的线头——狱中女同志偷偷给她缝的。行刑前她没喊口号，只问押解的宪兵：“能让我理理头发吗？”对方没应，她自己抬手拢了拢鬓角，动作很轻，像只是赶掉一粒灰。

这两人其实从没真正“并肩作战”。黄励是湖南长沙鞭炮作坊里长大的姑娘，七岁丧父，跟母亲学卷引线、糊纸筒，手指常年被硫磺熏得发黄；孙良诚是从皖南山坳里走出来的，小学念到五年级，识字全靠堂舅一册《千家诗》翻烂了页角。一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听过联共中央委员讲课，一个在南京看守所值夜班时，会蹲在墙根下就着马灯抄《新青年》残页。

他们被记住，是因为一封信。1933年夏，陈赓即将出狱，临走前写了封密信，托黄励转交上海地下党。信纸极薄，折成指甲盖大，夹在一本《国文教本》的扉页里。孙良诚接活那天，刚替两个病号去药房取完磺胺，汗还没擦干，就把书塞进黄励牢房的送饭口。胡小妹就站在斜后方，一直盯着。她抢信的动作快得像蛇吐信，黄励伸手去拦，指甲刮在铁栅栏上，崩断了一根。

后来有人翻过当年看守所旧档，在一份联名求情信底稿背面，发现一行铅笔小字：“孙良诚值岗时，常把留声机喇叭转向女监那边。”——那台机器本来放《四郎探母》，他悄悄调了频，有时竟能听见隐约的《国际歌》口哨声。

陈赓1950年重访雨花台，献的三个花圈，最小的那个，缎带上只写了“孙良诚同志”五个字，墨迹有点洇，像是手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