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叛徒、特务，还是英雄？四十八载沉浮，真相水落石出

叛徒、特务，还是英雄？
四十八载沉浮，真相水落石出

1952年2月18日夜，南朝鲜汉城（今首尔）金浦机场，一架美制C46运输机待命起飞。机上共有15人，其中5名是被美军从志愿军战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中国人，并先后在汉城和日本接受了一系列专业训练，包括射击、情报侦察、爆破刺杀、通讯、跳伞等诸多科目。此行的目的地是朝鲜北部铁原以西的谷山郡地区，此地乃志愿军部队后方的休整地。美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是搜集志愿军在当地的弹药库、粮库等相关情报，为飞机轰炸标定目标。他们身着志愿军军服，并配备袖珍收发报机、苏式步枪、美制小型手雷以及地图、指北针等。机上还有10个美国人，除飞行员和空中机械师外，大都是训练中国战俘的教官。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美特务机关“远东司令部联络队”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哈里森中尉，他将亲自率队执行这次任务。

2月19日凌晨时分，飞机起飞。因汉城距谷山不过200公里，飞机于2时20分抵达目的地上空。随着机舱里红灯闪烁，哈里森大声命令做好跳伞准备。紧接着，5名中国人鱼贯从机舱门跃出。然，令哈里森始料不及的是，在最后一名跳伞者即将跃出的刹那，随手向机舱深处扔出了一颗手雷。随着一声剧烈爆炸声响起，成了一团火球的飞机从空中急剧坠落。若不是哈里森凭以特工的敏捷迅速跳伞出舱，恐早已随飞机一起化为灰烬。

那么，这名“跳伞炸机者”是谁？他为何做出如此惊人之举？他的人生将迎来怎样结局？本文的讲述将围绕这些萦绕心头的疑问徐徐展开......

这位“跳伞炸机者”名叫张文荣，192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48年8月，他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学习。成为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中的一名。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该校教育处长李永中少将率全校起义。起义后的张文荣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

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

1950年12月，张文荣与400多名起义同学参加了志愿军，且被任命为第3兵团60军第180师正排职报务员，随即开赴朝鲜。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战役后期，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的180师陷入五倍于己的美军包围。仅有不足4000人突出重围，近5000人在分散突围中被俘，且张文荣在炮击中负伤被俘。

参加志愿军的张文荣

被俘后，张文荣先后被关押在釜山战俘集中营和巨济岛战俘营第86联队。在这里，他亲眼见证了他的同期同学、同为黄埔生的阳文华，因坚决抵制敌人“遣返甄别”被叛徒李大安活活挖出心脏示众。志愿军四姐妹被俘当天遭美军强暴，她们夺枪反抗直至被机枪射穿躯体。面对诱降和威胁、强迫他去台湾“效忠党国”，但张文荣不为所动。战俘营内已建立了秘密组织，该组织由538团政委张佐端、539团副参谋长魏林、炮兵主任郭兆林等共同组建，张文荣是200余名组织成员之一。当美军计划从战俘中挑选人员进行间谍培训、派往志愿军后方搞破坏时，战俘营秘密党组织抓住这一机会，动员张文荣参加培训，让他寻机逃出魔窟，将战俘营英勇斗争的情况报告给部队首长。正因为有党组织的批准和动员，张文荣才假意“配合”敌人，利用自己的黄埔生身份和报务专长，成功成为敌人的“特招”对象。

巨济岛战俘营

1951年12月初，张文荣顺利完成培训课程。不久，在战俘营联队长王顺清与他的交谈中，暗示了美方对他满怀期许。数日之后，张文荣离开了战俘营。在美国战俘调研处，他接受了严苛的政治审查，随后他来到了位于东京涩谷区的一所特务学校。在那里，参加培训的每个人都被强迫在特务的表格上按下了手印。张文荣深知，这张表格意味着他将被打上彻头彻尾的叛徒标签，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届时，即便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自己的污名。尽管如此，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之中，包括兵器识别、情报六项原则、跳伞技能、朝鲜语及专用无线电通讯密码的掌握。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张文荣已大致掌握了美军传授的特务技能。随后，他被调往位于韩国汉城郊区的一家名为德生堂的药房，实则是一家专门搜集中国人民志愿军情报的机构。

1952年2月18日这天，美军挑选出了包括张文荣在内的5名受训人员。当宣布任务的那一刻，张文荣敏锐地意识到，实现战俘营秘密党组织目标的契机已然来临。当机舱内红灯频闪，舱门随之敞开，哈里森发出跳伞指令时，在众人未察觉之际，他巧妙地将一枚美制手雷藏匿于自己的棉质手套之内。在跃出机舱的最后关头，他猛然后退一步，迅速摘下手套，果断拉动手雷的保险环，将手雷奋力掷向机舱。此时，美国人如梦初醒，纷纷拔出枪支向他开火。然，张文荣已瞬间没入了云层之中。那架庞大的C46瞬间化作一团火球，拖着长长的烟雾，坠落在无尽的峡谷中。张文荣跳伞安全落到一座大山的树林里后，他眼腕上的夜光表清晰地定格下了这一时刻定格为——1952年2月19日凌晨2点40分。

哈里森侥幸跳伞落地后不久，便被志愿军俘获。张文荣落地后，便立即找到了志愿军搜山的部队。除了主动上交所携带的武器和特工装备、美军先进的AN/PRC-6野战电台及密码本外，他还凭借志愿军内部暗语“长江”表明是“自己人”，并向志愿军领导作了如下汇报：

1、详细说明了此次美军派遣特务前往谷山郡地区执行的任务以及相关情报，极大助力了志愿军肃清隐藏在这一地区的特务组织。他讲述的此次炸毁美机的详细过程，志愿军也从哈里森口供中得到了证实。

2、向志愿军总部报告了美军虐待战俘、强行“甄别”、逼迫战俘当特务的罪行，以及中朝战俘英勇斗争的事迹。这些材料后来成为我方在板门店谈判中揭露美方、赢得主动的重要依据。

板门店谈判

3、详细汇报了他在汉城、东京接受培训的全过程，并如实报告了美军情报机构强迫所有参训人员在特务登记表格按手印的经过。同时，他着重强调，自己参加培训完全是遵照战俘营党组织的指令行事，绝非出于个人意愿。

然，张文荣并未能重返前线继续抗美援朝的战斗，而是被集中审查，等待组织的结论。这一等，便是六年。1958年3月，北京军区政治部终结了对他的审查，作出了如下结论：

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去后，强迫其充当特务，当张乘敌飞机降落前，用身带之手榴弹将敌机炸毁，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为此奖给张文荣人民币800元。

这一结论对张文荣而言，非同小可。其一，他被俘后美军参加特工培训、填写特务表格的行为，被定性为“叛徒”、“特务”。其二，他炸毁敌机、冒死归队的壮举，被视为“投案自首”，而并非英雄事迹。其三，念其炸毁美机一架，给予800元奖励——此等奖励，与他所付出的牺牲相比，本质上判若云泥。当他收到那800元时，流露出的情绪是“不满”。这不满，并非针对物质奖励，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渴望——恢复军籍。对他而言，军籍，是一个军人荣誉的最终确认，是比金钱更重的信仰。这份执念，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更令人唏嘘的是，张文荣是以“资遣回乡”的名义离开部队的。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军人，需要回地方自谋生路。组织的结论信，并未为他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致使他在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抗美援朝结束时的张文荣

张文荣何以落得如此结局？究其原因有三：首先，在当时的观念中，军人被俘，往往被视为一种“失节”，即便有立功表现，也难以完全抵消“被俘”这一背景所带来的政治疑虑。其次，由于归队战俘都需接受极其严格的长期审查，张文荣虽然炸机立功，但为了“保险”起见，审查结论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处理方式，并未在当时认定其“英雄行为”。第三，领导志愿军战俘与敌英勇斗争的战俘营秘密党组织并未被认可，当年组织的领导者无人能摆脱开除党籍军籍的命运。因此，即便能证明张文荣所为乃组织指令，这份证明也早已失去了权威性。

巨济岛战俘营

1958年，北京军区总政治部保卫部长鲁岗以总政名义派人陪同张文荣去辽宁省劳动厅安置工作。因久别家乡，张文荣要求回辽中工作，经县人民委员会安排到文教局，分配到满都户镇古城子小学任教师，后又到东刘家小学、大树林子小学任教。1979年中学开设外语课，张文荣被调到老观坨中学任外语教师并担任组长工作。1981年8月，因年老体弱，张文荣离职退休。背负着近半个世纪的骂名，张文荣在漫长的岁月里选择了沉默与承受。他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只是在农村老家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这份隐忍，既是对组织的信任，也是一种深沉的无奈。

2000年3月，74岁的张文荣生命垂危。他最放不下的，仍是自己的名誉和身份。他把妻子儿女叫到床边，道出了心中耿耿于怀数十年的嘱托：“我走之后，你们一定要帮我洗刷冤屈。” 自1958年3月组织做出结论，已整整四十八载。尽管曾多次向政府申诉，却因“证据不充分”而屡屡碰壁，但从未放弃过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这份“不公正”是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心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这份沉重的希望托付给了子女。

回到地方的张文荣

当年，他在战俘营忍辱负重、假意投敌，本就是为了将战俘营的真相带回来，揭露美军的罪行。他炸毁敌机的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为战俘营中的战友报仇”。这种为了信仰和集体可以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或许是他能够默默承受不公的内在力量。有人说，张文荣是将这份“不公正”视为为了更伟大的胜利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2000年6月，在他去世后的3个月后，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关于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为他补办了复员军人证明书。正可谓“四十八载沉浮，真相水落石出”。虽然他未能亲耳听到这个消息，但历史终究还给了他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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