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谊 | “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审视、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

摘要

ABSTRACT

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以“两个结合”为路径方法，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文化立场的坚守、文化纲领的完善、文化发展道路的建构，形成了在文化传承创新中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的方法自觉和理论自信。从“第二个结合”看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根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特质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的阶级属性和有别于异域文化的民族特性，关键是增强文化自觉自立、自信自强意识，提升文化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活用“七种思维”，明确其发展战略、历史智慧、重大关系、推进思路、体制机制、法治保障和安全环境。

关键词

KEYWORDS

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党的文化领导权

新时代以来，“两个结合”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基本经验，正是靠这一基本经验，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显著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通中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力促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1]。明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互动中阐明其理论意蕴，丰富其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Part.1

一、百余年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深化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契机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在内部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得以挺立，也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得以彰显。然而，及至近代，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强势入侵，冲击了“华夷之辨”的文明优越感，也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危机。从器物革新、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的进程[2]，是中国仁人志士基于民族立场进行文化救国的探索和尝试。然而在此危局之下，文化保守主义难以回应救亡图存与现代化的核心需求，全盘西化论者缺乏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认识和对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反思。这使得近代中国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时代使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成为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契机。从“解构”的角度看，陈独秀经历从崇拜到质疑西方文化的思想斗争后，认为欧美社会“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3]；李大钊批判巴黎和会“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4]，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趋势，而“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5]，这都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留出了空间。

从“建构”的维度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文化问题上要有创造精神，对旧文化和新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洋文化都“要不满足才好”[6]。他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7]，要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彰显了中国立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从中国传统史观的视域出发接纳唯物史观，用中国传统革命思想接引阶级斗争学说，用“大同”学说诠释共产主义理想[8]，体现出以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来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重塑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新兴思潮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本本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仍待探索。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现了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文化转型的积极实践和文化纲领的自主探寻。

1938年12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单行本。《论新阶段》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该报告首次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

毛泽东主张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成果，但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倾向，认为继承民族文化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0]。这些思想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相通。毛泽东还将“知行合一”的道德功夫论，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论[11]；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引申为依据客观实际研究规律性的科学方法；将“泰山鸿毛”之喻的生命价值观，升华为“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革命生死伦理；将“愚公移山”的寓言，阐释为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革命精神[12]。这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简单类比式解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方法，以时代精神和现代价值为依据，对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加以创造性解释。在赋予传统文化新内涵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

在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显著成就便是创立了革命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但仍以民族文化为底蕴，例如传统文化的求真精神助推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杀身成仁的信念造就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天下为公的情怀滋养奉献精神、爱国主义的传统锻造救亡图存的坚定意志等。并且，革命文化还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艺术为载体，创造了以《黄河大合唱》、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大批经典作品。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坚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依靠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进而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13]。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一文化纲领体现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压迫，重建民族文化自尊、树立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在实践上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革命文化新形态的创造。

（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基于对经济与文化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憧憬伴随经济建设高潮的新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4]，郑重提出“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5]的建设任务。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考虑过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16]。而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问题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同时，通过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方针问题上，党在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的同时，提出“古为中用、洋为中用”[17]的方针，并通过大规模“扫盲”推进新文化的普及，引导文艺工作者贴近群众生活开展创作。此外，毛泽东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倡导思想文化领域保持生动活泼的局面，并指出可以在自由探索中凝聚共识，认为这“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18]。

然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也曾经历波折。改革开放后，党重新确立文化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并创造性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标，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纲领，‌有序推进文化对外开放，使文化领域走上在开放环境下自主发展的正轨，进入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时期。

因应新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课题，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19]。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这一定位，有利于在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意味着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高度。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同时提出实现“文化更加繁荣”的目标[21]，突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中国特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2]，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还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内在生成性。邓小平赋予中国古籍中的“小康”一词以时代内涵，用以指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23]；吸收“民为邦本”“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传统观念中的思想精华，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4]；将“富而后教”的治道传统转化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布局[25]。江泽民结合传统“民本”思想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继承“礼法并治”的传统治道框架，同时注入社会主义的新内涵，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延续“和而不同”理念，提出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外交主张；高度重视弘扬民族精神，提出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26]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以“和为贵”“兼相爱”为主要内容的“和”文化，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主张[27]；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28]。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方法论并将其引向深入，充实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巩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四）“两个结合”的系统阐释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围绕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新闻舆论工作、文化传承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互联网治理、国际传播等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实现了文化发展道路的自我完善，取得文化建设的显著成效。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大命题，确立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了文化建设目标的更新跃升[29]；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0]，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31]，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习近平总结和提炼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并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新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例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赓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2]；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基于中国国情，传承中华文明，提出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33]；将党性修养与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相结合，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号召[34]；将“为人类谋解放”与中国传统天下观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35]。从以上新概念和新论断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结合”进行了系统性论证，明确了党的理论创新所必须坚持的“魂脉”和“根脉”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Part.2

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透析

中国共产党人重塑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始终围绕着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审视，体现着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自强的深刻转变，反映出文化转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密切互动。为更深入地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与特征，下文探究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意蕴。

（一）厘清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指称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来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可以发现其“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包括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36]。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3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非简单叠加，也不是彼此取代，而是天然契合、相互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根脉”和“魂脉”的坚守，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即文化上坚定的“自我”，展开来说即“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和独特创造”[38]。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使得“第二个结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体）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一是赓续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文化延续传承和适应时代的能动性，使延绵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深厚根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珍视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瑰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科学对待，做到辩证分析、综合评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另一方面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9]

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态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承担文化使命、积极推进文化繁荣的自信态度。正是这一自信态度，使其能够真正做到守正和创新辩证统一，进而使守正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40]。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善于从丰厚的传统文化沃土中汲取文化资源，同时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实践，不断补给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此过程中，要不断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社会理想、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内在契合性；要善于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启迪智慧，用蕴含其中的问题意识、生活经验、精神追求、思维方式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三是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自主立场。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看，文化的阶级属性和民族特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特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既要保持开放包容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善学他者之所长，探索中西合璧之道，实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也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辩证地看问题”“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等观点和方法，看到西方文化根植于其历史传统和社会土壤，既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看到中西方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保持独立自主的分析、批判、辨别能力，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41]，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实现洋为中用，而绝不能生搬硬套。尤其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剖析和批判中汲取思想养料，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避免对西方价值观的迷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盲从。

（二）明确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理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离不开认同和坚守这一文化主体性的群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其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然依赖于生活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理应责无旁贷地扛起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职能、时代重任和文化使命。具体来说，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发展方向、制定文化纲领和方针政策、团结和壮大文化建设人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繁荣兴盛，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举措。这为科学看待民族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区别于“他者”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强保证。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反映人民日常生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创造的热情，铸牢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群众基础。

文化主体性意识在文化群体中的生成和内化，具体表现为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自立、自信、自强意识。

文化主体性意识首先体现为文化自觉。这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经典著述、文学艺术、文化传统、器物遗迹等有基本的常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有较好的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精神追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有一定的理解；对革命历史进程、革命理想信念、革命精神谱系、革命斗争实践、革命作风纪律、革命遗址文物、革命文化符号有较深的体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指导思想、核心价值、主体内容、精神内核、实践载体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对“两个结合”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建设规律有自觉的认识和判断。

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要始终坚守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这具体表现为对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比较的视野，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本国文化的独特性；热爱和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积极捍卫本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同时有坚定的意志遏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渗透，自觉维护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在达成文化自觉自立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这包括要在了解中华文化的灿烂历史和现代转型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增强继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历史耐心和历史信心；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可歌可泣的革命实践有情感的共鸣，对传承革命文化、坚定理想信念、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磨砺顽强意志有理性的认同；要对随着实践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满自信，对其相较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有理性认同；要对通过“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满信心。

归根结底，则是要把理性认识转化为坚定意志和持续行动，即实现文化自强。这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日益深入认识文化本质，掌握文化规律，不断创造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话语、新表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取得新进展、结出新成果；善于将多种文化资源融会贯通、打造文创产品，繁荣文化事业；积极发挥文化的力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认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爱好和平、开放包容、文明昌盛、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三）发挥文化主体性的能动作用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42]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系统相对独立于也反作用于其他社会子系统。鉴于此，可以从“文化能动的反作用”的角度，剖析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功能意义。

从文化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看，“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43]。文化日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具有引领时代风气、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然而，文化的引领作用并不是自发的。只有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才能更好摆脱简单套用西方思想文化的错误，真正实现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尊重本国文化传统，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基于本国实际、对接本国文化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从文化意识与国族认同的关联看，中华文明蕴含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44]，社会主义文化彰显了“敢教日月换新天”“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精神斗志。依托文化优势构筑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形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民族心理、共鸣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公共文化，能够以文化认同促进国族认同，筑牢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屏障。

从文化为人民服务的角度看，“人无精神则不立”[45]，“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独特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儿女充盈精神生活的丰富养料。巩固文化主体性，能够让先进文化更好筑牢理想信念、构筑中国价值、高扬民族精神、弘扬传统美德、丰富文娱生活。反之，缺乏文化主体性，就难以用丰厚的文化资源充盈人民的精神世界，就会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无所适从。

从文化对外传播的维度看，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能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避免对本国文化妄自菲薄和对异域文化亦步亦趋，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理性对话的清醒和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更好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自觉展现中华文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魅力，有助于讲好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故事，向外传递蕴含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智慧的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

Part.3

三、新时代新征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为继承“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并不断取得新的丰硕成果，有必要继续完善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其中，习近平提出的“七种思维”[47]，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有助于将文化实践落到实处。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强化战略思维，谋划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战略。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把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总体趋势和发展方向。具体来说，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最大战略性有利条件，更好落实党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建构权、工作管理权、价值引领权和话语主导权[48]，避免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要从胸怀“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对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明确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的战略目标。要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作为战略方向，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融合汇通多种文化资源的战略能力，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善用历史思维，汲取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智慧。运用历史思维，前提是要熟悉和研究历史，因而有必要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了解儒释道交融互补以及中华文化具有内生韧劲、保持文化辐射力的优良传统；厘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梳理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理路，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古代形成、近代动摇、现代重塑到当代巩固的动态演进。“读史可以明智”，应善于从灿烂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养料，从文化建设历程中汲取巩固文化领导权、制定文化建设方略、推进文化繁荣兴盛的宝贵经验，从反抗奴化教育到反制文化渗透的斗争历史中汲取维护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智慧。“知古方能鉴今”，可以从历史上全盘西化论、文化复古派、现代新儒家等派别未能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文化主张难以融入制度与生活的历史教训中，反思其文化立场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必然性。现实观照是历史思维的归宿，善用历史思维的目的在于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不断增强以“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信，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

树立辩证思维，处理好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关系。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善于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问题，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处理好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49]。一是处理好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的关系，既强调党在文化主体性建构中要牢牢掌握领导权，把握文化发展方向，提高领导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又能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创造的热情，形成有效合力[50]。二是处理好“根脉”与“魂脉”的关系，看到“根脉”与“魂脉”两者既存在异质性的内在张力又在内容上彼此契合、结果上相互成就的矛盾关系，发挥思想和文化主动，立足中国本土问题意识与价值追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是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避免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这两个极端，做到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珍视热爱文化传统又不盲从传统，传承文化基因又加入时代元素。四是处理好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与保持胸怀天下视野的关系，既能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又不妄自菲薄，始终保持文化和价值观自信；既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智慧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中国贡献，又能尊重他国历史文化传统，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五是处理好学理化阐释与通俗化表达的关系，既对文化本质、文化结构、文化要素、文化建设规律等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层次展开探究，又将其中的思想观念加以具象化、生活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坚持系统思维，完善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推进思路。运用系统思维，就是要用系统论的原理和观点分析和把握影响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文化资源等各因素各环节，全面谋划、协同推进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形成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合力。[51]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价值观是文化进步的先导，塑造着独特的文化形态，要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切实增强价值观自信。文化资源汇聚是关键，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增强文化自信；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红色文化强化理想信念、磨砺顽强意志；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时代精神，讲好新时代故事，倡导公序良俗，壮大主流舆论。

用好创新思维，优化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体制机制。运用创新思维，就要做到守正创新，既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成功经验，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结合时代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循序渐进。结合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要务来看，要着重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民族性和创新性；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推进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建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52]

提升法治思维，形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就是要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具体来说，必须落实宪法关于发展文化事业、开展文化活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鼓励从事文化创造性工作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要通过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网络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传承革命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依法查处有害文化信息、不良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法治手段维护文化安全；要公正履行司法职能，依法惩治破坏文物、造谣诋毁英雄人物、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等犯罪行为。

坚守底线思维，提供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安全环境。底线思维在文化实践中的应用，要求审时度势，科学研判国内国际文化安全形势变化，增强忧患意识，既有防范和抵御文化领域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化解风险挑战、转危为机的高招。一是要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既反对“以儒治国”“以儒代马”的错误观点，澄清对“第二个结合”的误读；又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二是要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反对打着“重写历史”的名号曲解党史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反对以所谓“考据”“还原”的方式诋毁英模，反对对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及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意义的解构和贬低，切实加强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教育。三是要及时消除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各类思潮。例如，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或者只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化，这样既滋生狭隘民族情绪、有损民族团结，也不利于正确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性。四是要有力遏制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对“普世价值”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对中西方价值冲突，以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合作共赢的中国叙事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噪音。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研究”（GD24XXY02）、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阈下培育学生文化主体性意识研究”（24JDSZK069）的阶段性成果。

[1] 杨文圣、蔺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四维意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1期。

[2] 参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8页。

[3] 《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2、603页。

[4] 《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7页。

[5] 《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

[6] 《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6页。

[7]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8] 陆卫明、曹芳：《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例》，《理论学刊》2022年第1期。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10] 同上，第707页。

[1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页。

[12]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1004、1102页。

[1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708页。

[1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15] 同上，第348页。

[16]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7]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8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19]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20]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4页。

[22]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2页。

[2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25] 同上，第156页。

[26]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9、200、523、560页。

[27] 参见《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9-280页。

[28] 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65页。

[2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页。

[3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2页。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3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41页。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5页。

[36] 刘同舫：《“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1期。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38] 陈金龙：《论文化主体性》，《文化软实力》2024年第2期。

[39]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4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5页。

[4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5页。

[4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3页。

[46] 同上，第8页。

[47]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

[48] 张波、石美亲：《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理论探讨》2024年第3期。

[49] 燕连福、牛刚刚：《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7期。

[50] 参见侯衍社、苏红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51] 宇文利：《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巩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

[52]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作者：韩中谊，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