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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式纯,一九〇三年生于现苍南县金乡镇。他先后在上海大学、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在河南洛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为了党的事业奔走于河南,湖北、江苏,武汉、上海等省市,曾遭反动政府四度逮捕,最后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关押于上海。
陈式纯小时就读于金乡小学和宜山高小,毕业后即考入浙江省立温州第十中学。他目睹当时的中国灾难重重,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军阀的混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常与进步的教师和同学一起,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积极组织和参与反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一九一九年十月,陈式纯参加温州十中的一支流动宣传队,到宜山等地进行反日宣传。同年寒假,他在金乡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成立“反日救国会”,带领群众起来抵制日货,白天宣传,登记处理商店的日货,夜间宿在北门头吊桥上,检查来往船只和行人。
一九二三年,他又在金乡组织“醒狮化装讲演社”,巡回演出自编的剧目,颇得群众喜爱和支持,使金乡这个小镇充满着革命的气息。
一九二二年陈式纯在毕业于省立十中后,即考入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由于和我党早期的革命家经常接触,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不久,因为工作需要,转入南开大学。读了一年,便结束了读书生涯。后来他到河南,经人介绍就任薛岳部队的参谋。
一九二四年,陈式纯和一些青年军官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反对曹锟贿选上台的活动。随后,即以嘏斋的化名,对记者作了谈话,这谈话当时发表在上海新闻报上。
一九二五年春,陈式纯来到开封,在河南省银行工作。第二年春转到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军官学校当英语教员,随军到过西安的坝桥。
同年秋,刘镇华军败退,他随军退到洛阳。洛阳我党干部王某见其革命心切,有意吸收他入党。但为慎重起见,王把他的情况介绍给河南省委。同年十一月,省委批准了陈式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家旅馆里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
此后,他接受组织的委派,先后在河南省焦作,湖北省武昌、汉口,江苏省苏州以及上海等省市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由于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不辞劳苦,深受组织和战友的赞许,遂被擢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陈式纯为人敦厚,勤劳俭朴,对人慷慨,尤其对穷人非常关心。他看到有病无钱医治的人,总是解囊相助,连自己的生活也不顾。他的爱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慨然回答:“我们是为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工作,为人民谋求幸福而战斗的,现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们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又说:“我是一只脚在牢间外,—只脚在牢间里的人,好象路上的蚂蚁,随时有被人踩死的危险,因此更应该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在反动派血腥统治的年代里,干地下革命工作是很危险的。但陈式纯勇敢机智,有时西装革履,俨然是一个大学生,有时扮作黄包车夫或搬运工人,有时乔装为商人,都装扮得维妙维肖,使人不易识其“庐山真面目”。
他的化名很多,都是随地而易:在汉口时取名周志龙,在武汉时易名周志凯,在苏州时名叫林志和,到上海后则称陈式纯。籍贯也是经常改变,从来不说明自己的出生地址。因此,他出没于各地各种场合,搞混了敌人的耳目,避过了好几次风险。
虽然如此,陈式纯还是四次被捕:第一次在汉口,坐牢几个月;第二次在武昌,又坐牢半年;第三次在上海被捕,判刑两年半。他每次被捕都由我党竭力营救,获得释放。
最后一次的被捕,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那天,陈式纯利用国庆节机会,组织了四百多群众,在英租界小沙渡路一带举行示威游行,各人手执红旗,高呼革命口号,一路浩浩荡荡,声势非常壮大。他走在队伍的前头,带领大家前进。英国当局急忙调动大批军警,大肆捕捉游行的群众,陈式纯又被捕。
这一次他被捕后,即被关进英租界工部局西牢555号班房。不但被戴上脚镣手铐,每天还要坐一个钟头的橡皮笼。在长期摧残和折磨下,他终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与世长辞,时年32岁。烈士的遗体在解放后运回故里,葬于金乡附近的梅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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