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火、洋钉、洋灰：百年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哪些进口货承包了

文|赵赵 编辑|赵赵

你知道吗？中国人曾经连擦个火、钉个钉子、盖个房子，用的全是外国货。

火柴叫"洋火"，铁钉叫"洋钉"，水泥叫"洋灰"，就连肥皂都叫"洋碱"。那时候中国人评价一件东西好不好用，只需要一个字——"洋"。

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百年前竟然连点火的能力都要靠进口。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背景铺垫

话要从1840年说起。

那年，英国人的军舰轰开了广州的大门。炮声停了，洋货来了。

你可能以为，打完仗之后最先涌进来的是什么枪啊炮啊这类玩意儿。

不对。第一批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是最普通的日用品——布、纱、火柴、铁钉、煤油、肥皂。

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取火靠火镰，就是两块铁片互相摩擦，火花落在干草上，吹气引燃。

麻烦不说，还容易烫手。更古老的法子是钻木取火，那得花多少功夫？就这么费劲的东西，英国人拿来了一盒小东西——火柴。一划，就着了。

老百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吓了一跳，以为是"鬼物"。

清代松江文人孙玉璋在书里记载，道光年间英国进贡的杂物里有一种"自来火"，长不过一寸，一端涂着五色洋药，在墙上一擦，爆响起火，"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

但那会儿的火柴是豪门的玩意儿，"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点灯呢？中国人用的是豆油灯、桐油灯，火苗小，烟也大，一间屋子点一晚上灯，第二天鼻孔全是黑的。

英国人带来了"洋油"——也就是煤油灯。这个光，亮！干净！还省钱！

盖房子用的水泥，叫"洋灰"，也是进口的。

中国人以前糊墙用石灰，强度差，年头一久就掉渣。洋灰一来，上海的租界里那些气派的楼开始拔地而起。

中国人站在外面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就连穿衣服的布，也开始变了。中国自古是纺织大国，"男耕女织"这四个字刻在每个农家的基因里。

妇女守着纺车，从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这么来的。但英国人的机器布来了，又宽又细又便宜。

1846年，思想家包世臣看着眼前的一切，写下了一句话：洋布价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松江布市削减大半，村里已无纱可纺。

一句话说尽了多少人的绝望。

核心发展

第一个转折：洋火的入侵

1880年，英国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燧昌自来火局"，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开的第一家火柴厂。

随后，英国人、日本人、瑞典人纷纷跟进，在天津、广州、青岛、东北各地落脚设厂。

日本人最狠。他们在华设的火柴厂数量最多，上海、济南、青岛、天津、东北三省，一口气铺开了十几家分厂。

为了让中国人认不出是日本货，他们在火柴盒上专门印上了"在华制造""中国制造""上海制造"这样的字样。

你没听错，仿冒国货这事儿，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1886年，李鸿章偶然看到一份英国驻镇江领事的商务报告，报告里写：每一小盒火柴值七十文制钱，也就是说，一两白银只能买十来盒。

各大港口的火柴生意，利润高，市场还在持续扩大。

李鸿章被触动了。他赶紧委托商人吴懋鼎，次年就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己的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局。

但这不过是螳臂当车。

中国人一年要消耗多少火柴？当时有人估算，日本火柴几乎独占中国市场，年消费额折合白银超过一千万两。

一千万两，是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几千万两。就这么一盒两分钱的火柴，一年烧掉了中国一千万两白银。

第二个转折：洋布的碾压

布，才是这场洋货入侵里最惨烈的战场。

英国人搞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带动纺纱机，一台机器的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织出来的布，幅宽、质细、价廉。

老百姓的账算得明白：洋纱比土纱便宜将近一半。

1882年，牛庄港，一包三百斤的洋纱卖五十七两银，同等重量的土纱要卖八十七两。

这中间三十两的差价，放在一个普通农家，那就是几个月的口粮钱。

于是，洋纱先来了。农民们买洋纱来织布，比用自己纺的纱划算。然后洋布来了，比用洋纱织出来的土布还好。

就这样，中国农村自产自织的"耕织结合"，被一步一步地拆散了。

1872年，洋纱进口数量不到五万担。到了1890年，暴增到一百零八万担，十八年间翻了二十多倍。

同一时期，广东、山东、浙江的手工棉纺业相继破产，江南农村那些世代传下来的纺车，开始蒙尘。

贵州山里某个村子，英国商人走进去，随便推开一户农家的门，看到的是——纺车放在角落，蒙了厚厚一层灰，被人遗忘了。

这一幕被他们写进了商务报告里，带着隐隐的得意。

中国一个经历了数百年棉纺织繁荣的文明，就这样在几十年里，把"织"从"耕织"这两个字里剥离了。

第三个转折：洋油的渗透

如果说洋火是"进门一划就着"，那洋油玩的，是一套更精明的商业把戏。

1863年，煤油第一次进入中国，当年进口量只有区区两千多加仑，专供租界里的洋人用。中国人对这东西的第一反应，是怕。

民间叫它"火油"——这东西一旦烧起来，火势凶猛，谁敢往屋里放？

但美孚石油公司的人不急。他们想了个绝的招：免费送灯。

只要你买我的煤油，这灯具免费拿走；一开始我还免费给你供一点油，让你先试试。

中国老百姓用惯了豆油灯，那玩意儿烟大、火苗小，一晚上下来鼻孔全是黑的。

洋油灯一点起来，亮堂多了，跟换了个世界一样。

1882年，镇江海关商务报告里有这么一笔记录：口岸周边已经"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鞋匠、磨工、裁缝、木匠，天黑以后全在用，穷读书人也借着洋油灯熬夜了。

价格也是关键。1879年汉口市场，茶油每担五两六钱，大麻油五两四钱，洋油才两两八钱，不到前者的一半。

用惯了就离不开，离不开就得年年买，年年买就得年年往外掏钱。这盏小小的洋油灯，把中国彻底绑进了洋货的链条。

第四个转折：洋货清单的扩张

日用洋货的品类，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记述，鸦片战争后涌入中国的新小商品，包括洋药、洋烟、洋酒、洋糖果、洋水果、洋咖啡、洋毯、洋手巾、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墨水、洋牙刷、洋肥皂、洋钟表、洋玻璃器具……

这一列，读起来跟今天某购物平台的商品分类差不多。

而且数字还在疯涨。

1867年，这类日用洋货进口额是一百五十万海关两；1893年，暴增到一千五百二十万海关两。二十五年里，数量涨了十倍，比重翻了四倍。

到了20世纪初，仅仅上海一个口岸，进口商品的种类已从70年代的一百八十多种，飙升到八百五十多种。

其中贸易额超过一百万海关两的商品，就有三十五种之多。

凡是现代化的东西，全是洋的。

从上海到成都，从京津到广州，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被外来商品一点点重塑。上层社会的老爷太太们"吸洋烟、喝洋酒、玩洋物"，时代风气为之一变。

时人感叹：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字。"洋气"，竟然成了称赞一件东西的最高级别。

影响延伸

这些"洋"字打头的商品，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看，火柴比火镰方便，洋布比土布耐用，煤油灯比豆油灯亮堂。这些是真实的进步，没什么好否认的。

但经济账算起来，就刺眼了。

进口的是消费品，出口的是原材料。

中国用茶叶、丝绸、棉花换来的，是洋火、洋油、洋布——原料出去，成品进来，财富的流向只有一个方向。

洋货进口额的不平等条约加持下，税率低得离谱，英国货进中国的关税最低时不到百分之三，而且还有"子口税"的特权，一路进内地，几乎不用再交税。

国内的土货呢？层层厘卡，税上加税，根本竞争不过。

规则被人定，场子被人控，货被人卖，钱被人赚。

更深的一层，是一种无力感在蔓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说，他当年想着实业救国，要开洋碱厂，收购油脂，自己做肥皂，结果处处碰壁。

不是没人，不是没原料，是整个规则都在跟你作对。一千万两银子烧在火柴上，一百万匹布进来让土布卖不动，这些不是商业竞争的失败，是一场系统性的挤压。

但中国人也没有认命。

愤怒先于行动到来。

1905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爆发，起因是美国的排华移民法案。

上海、广州、天津的商人联合罢市，码头工人拒绝搬运美国货，茶馆里的伙计把"美国货不卖"的牌子立在门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消费者抵制运动，声势之大，连美国领事馆都震惊了。

紧接着，"国货运动"兴起。1930年代出版的国语课本，第二册第十课专门有一篇课文叫《国货》，里头写着："我们中国，工业不兴，很多用品，都靠外人，这种事情危险万分，大家要把国货振兴。"

这段话被印进了孩子们的教科书，一代一代地读。

有识之士奔走呼号，商人们在店头挂起"提倡国货"的横幅，女学生在街头演讲，劝路人不要买洋货。

这场运动改变不了贸易的结构，却在人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中国人终究要靠自己。

一个小细节：中国土布的消费，直到1913年，仍然占全国棉布总消费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农民们买洋纱来织布，用外国原料保住了本土的织造业。这场顽强的抵抗，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廉价洋布，而是因为——织布已经是他们活下去的最后方式。

有人曾问：为什么那时候所有好东西都叫"洋"？

因为一个国家的工业还没长出来，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就只能姓别人的姓。

那些写在物件上的"洋"字，不是崇洋，是一个时代的屈辱与觉醒——那一代人用手里的纺车和织机，在洋货的潮水里拼死撑着，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声机器轰鸣。

【主要信源】 郑观应《盛世危言》，清光绪年间，关于洋货种类的记述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姚贤镐等编，1963年，中华书局 新华社"礼赞70年"系列报道《从用洋火洋油到制造大国》，澎湃新闻，2019年9月1日 王翔《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民国春秋》，1998年第2期 百度百科"洋火"词条，引述《异闻琐录》（同治九年四月刻本）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