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24年牢，至死没等来特赦！渣滓洞刽子手徐远举，怎么死的？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组极具冲击力的陈列，没有多余的文字注解，却让每一位参观者驻足良久。

一边，是狱中英烈们用红花被面、铁片雕刀绣成的五星红旗，针脚粗糙，却藏着最炽热的信仰；另一边，是徐远举签发的处决令，字迹冰冷，每一笔都浸着三百多条人命的鲜血。

这两件东西，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恰是徐远举一生的缩影——一个把人间变成地狱的恶魔，最终也把自己困在了绝望的牢笼里。

而谁也没想到，这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特务头子，死后十八年，他的女儿会带着一身窘迫，走进北京公安部的大门，只为求一张能让她糊口的病故证明。

那是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几分凉意。

接待室里，徐继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神色平静得不像一个来“讨说法”的人。

面对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姚伦，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求翻案，不求名誉，就想知道，我父亲徐远举，到底是怎么死的。”

“徐远举”三个字一出口，姚伦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这个名字，是刻在无数人心里的伤疤——1949年11月27日的那个夜晚，歌乐山的火光染红了重庆的天空，渣滓洞、白公馆里，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惨遭屠杀，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徐远举。

徐继红当然清楚父亲的罪孽。她来，只是因为生活实在拮据，走投无路，只有拿到官方的病故证明，才能去台湾申领抚恤金，勉强活下去。

没人能说清，那一刻姚伦的心情是怎样的。恨，肯定是有的，可看着眼前这个无辜的女人，上一辈的血债，终究不能算在下一代人的头上。

最终，姚伦从尘封的档案室里，调出了那份沉睡了十八年的死亡证明，加盖公章，郑重地交到了徐继红手里。

临走时，徐继红忍不住问：“你们恨我父亲吗？”

姚伦沉默片刻，坦诚作答：“恨，那么多同志惨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们记了一辈子。但你是你，他是他，上一辈的恩怨，不该由你承担。”

这句话，让积压在徐继红心里多年的委屈，瞬间决堤。

她带着证明回到台湾，领到了那笔抚恤金，后来还把一部分捐给了孤儿院——或许，这是她能为父亲犯下的罪孽，做的唯一一点补偿。

记者曾问她，恨不恨大陆，恨不恨那些关押父亲的人。徐继红只是轻轻摇头：“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父亲的错，他已经付出了代价。”

徐远举的代价，是一生的囚禁，是无尽的绝望，最终在59岁那年，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可谁能想到，这个后来的杀人恶魔，起点其实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1914年，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的一个普通家庭，18岁那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彼时的他，和同期的学员一样，本该有机会走上正面战场，守护家国。

可徐远举的心，从来不在家国大义上，他眼里只有功名利禄。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军队，而是转身投靠了戴笠，一头扎进了军统的黑暗漩涡里，成了一名特务。

在军统内部，徐远举有个外号叫“徐猛子”，但这“猛”，不是勇敢，而是暴戾。他脾气火爆，说话刻薄，张口闭口都是“戴老板怎么说”，对下属更是动辄呵斥，没人敢近他的身。

再加上他那副鹰钩鼻子、阴鸷眼神的模样，只要他盯人一眼，身边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后退，心里发毛。

军统鱼龙混杂，想要站稳脚跟，要么有背景，要么够狠。徐远举没有背景，就靠一身狠劲，慢慢熬出了头。

1935年，他被派往西藏从事情报工作，这一待就是近十年。西藏偏僻荒凉，远离政治中心，是没人愿意去的冷板凳，可徐远举忍了下来。

也正是这十年的煎熬，让他得到了戴笠的真正信任，成了戴笠的心腹。抗战期间，他被提拔为军统西昌站站长，手里有了实权，骨子里的狠劲，也开始彻底暴露。

1937年，国民党督导员马其武带着徐远举，去白利寺“拜会”五世格达活佛，想拉拢活佛加入国民党，却被活佛严词拒绝。这件事，成了徐远举心里的一根刺，也让他更加暴戾。

1946年，徐远举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这是他罪恶一生的开端，也是无数革命者的噩梦。

重庆是国民党在西南的核心据点，而徐远举手中的二处，就是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构，里面布满了酷刑，堪称人间地狱。

1948年春天，一份《挺进报》，彻底点燃了重庆的白色恐怖。

这份由地下党创办的刊物，前身是《彷徨》，专门刊登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后来地下党改变策略，把报纸直接寄给国民党的军政头目，进行政策攻心，没想到竟摆上了西南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办公桌。

朱绍良勃然大怒，把徐远举骂得狗血淋头，限他限期破案，否则军法处置。

徐远举被骂后，立刻调动军统、中统、宪兵、警察所有力量，在重庆展开大规模搜捕，还想出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务伪装成进步学生、工人，混入群众中打探消息。

可他万万没想到，堡垒会从内部攻破。地下党员陈柏林一时大意，把报纸传给了社会人员，被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骗取信任；随后，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被捕叛变，一口气出卖了大批同志。

短短半年时间，13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绝大多数都被徐远举残忍杀害。这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江姐——江竹筠。

江姐是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负责人，负责传递情报、组织武装斗争，被叛徒出卖后被捕。

徐远举知道江姐的身份不一般，亲自坐镇审讯，想从她嘴里套出地下党的秘密。

各种酷刑轮番上阵，竹签钉手指、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凡是能想到的残忍手段，他都用在了江姐身上。

有人说，江姐受刑时，特务们用的本来是夹手指的竹筷子，后来被徐远举改成了更残忍的竹签，一根根钉进江姐的手指，血肉模糊。

江姐前后昏死过三次，可每次醒来，都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组织的秘密。

当时特务们留下的内部记录里，只用了一句话形容江姐：“这个人太难对付了。”

这大概是徐远举职业生涯里，少有的真正碰壁的时候。

可他没有丝毫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对其他被捕的地下党员更加残忍，仿佛要把从江姐身上受的“气”，都撒在别人身上。

除了《挺进报》案，徐远举手上还有另一条血债——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被关押多年的杨虎城。

可在军统体系里，李宗仁的这道命令，根本没人当回事。

毛人凤直接传来密令，让徐远举先把杨虎城秘密转移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做打算。

其实早在1949年8月，蒋介石就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还传达了蒋介石的话：“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后来，毛人凤特意提到杨虎城，蒋介石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杀。”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和徐远举、周养浩密谋杀害杨虎城等人的计划。

杨虎城先是被运往贵阳，后来又被转回重庆，全程被秘密看管，没有一点自由。

1949年9月6日夜，在徐远举的全程指挥下，杨虎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遇害。

和他一起死的，还有他的秘书、儿子，以及那个从出生就被关在监狱里、年仅八岁的孩子——宋振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小萝卜头。

那个孩子，从记事起就待在牢里，从来没有见过牢墙外面的世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玩过一次玩具，却在懵懂无知的年纪，被徐远举的人残忍杀害。

徐远举没有亲自动手，但这起命案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一手策划、一手指挥的。

这条血债，就像一块巨石，一直压在档案里，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而徐远举手上最大的血案，还在两个月后。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时。

当时的重庆，已经快要解放，国民党的败局早就定了，可他们临死前，还要做最后的疯狂。

蒋介石亲自下令：渣滓洞、白公馆的所有政治犯，一个不留，全部处决。

徐远举接到命令后，立刻布置下去，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拉开序幕。

白公馆的关押者，被特务们两人一组，押送到松林坡，一枪一个，残忍杀害。

渣滓洞那边，因为人手不够，到了半夜，只处理了26人。

剩下的一百多号人，特务们懒得一个个动手，就直接把他们关进牢房，用机枪从门窗处疯狂扫射。

扫射结束后，他们还觉得不够，又浇上汽油，一把火点燃了渣滓洞。

火光冲天，哭声、惨叫声、枪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了整个歌乐山，那一夜，重庆的天空，都被鲜血染红了。

这一夜，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就这样惨死在特务的屠刀下。

江姐在里面，许建业在里面，小萝卜头宋振中也在里面。

许建业是《红岩》里许云峰的原型，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却因为一时大意，轻信了看守的假话，导致多名同志被捕，他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撞墙自杀未遂，最终被公开杀害。

这些英烈的名字，后来被罗广斌和杨益言写进了小说《红岩》里。

1961年，《红岩》出版后，在全国广泛流传，成了整整一代人接触那段历史的第一扇门，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徐远举的罪恶。

而策划这一切的徐远举，后来在认罪书里，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我血染红岩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

这几个字，是他自己选的，也是他对自己罪恶一生的最好注解。

可他终究没能逃脱惩罚。

大屠杀结束后，徐远举知道重庆守不住了，就辗转逃到了昆明，打算从那里坐飞机逃往台湾，继续过他的好日子。

可他的运气太差了。

就在他准备登机的时候，云南省主席卢汉突然宣布起义，当场扣押了他和另外两名军统要员——沈醉、周养浩。

这一扣，就是一辈子。

1951年，徐远举被押回重庆，关进了白公馆。

多么讽刺啊。

当年，他在这里审讯、折磨、杀害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把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

而如今，他自己成了阶下囚，住进了当年他亲手打造的“牢笼”里，每天面对的，都是他曾经犯下的罪孽。

刚开始被关押的时候，徐远举整天惶恐不安，他知道自己血债太多，以为共产党一定会杀了他，尤其是在“11·27”大屠杀一周年那天，他要录口供，竟以为是临刑前的交代，签名、按指纹时，双手止不住地发抖。

直到管理人员告诉他，罪恶虽大，但只要好好改造，还有立功的机会，他才稍稍松了口气。

1956年，徐远举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里关押着一批国民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黄维……这些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领，此刻都和他一样，在这里接受改造。

功德林实行的是一套完整的改造制度，政治学习、劳动生产、写悔过材料，每一样都不能少。

让人没想到的是，徐远举在这里的表现，竟然异常积极。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发言，不管对错，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平时主动交悔过材料，一篇又一篇，写得密密麻麻；学习班上，他记的笔记也格外认真，没有一点敷衍。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自费买了一本《资本论》。

要知道，在当时的战犯里，自己花钱买这本书的人没几个，大多数人都是买了放着当装饰，摆摆样子。

可徐远举不一样，他是真的在看，书页边上写满了批注，密密麻麻，能看出来，他是真的在用心读，在试着反思自己的过去。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说他从来没见过哪个战犯，能像徐远举这样，认真读《资本论》。

徐远举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一度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那时候，链霉素极度紧缺，大陆根本买不到，政府为了救他，专门派人去香港、澳门，花重金购来英美产的链霉素，给他治病。

不仅如此，病床边还安排了解放军战士轮班守护，一方面是照顾他的起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有人来报复他——毕竟，他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恨他的人太多了。

这种待遇，是徐远举在军统生涯里，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军统里，只有尔虞我诈、互相利用，没有丝毫温情，可在这里，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善待。

他心里很清楚，政府是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他最大的愿望，还是能被特赦，能重获自由。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名单宣读了。

徐远举坐在台下，听得格外认真，耳朵竖得老高，生怕错过自己的名字。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被念出来，可直到名单念完，他也没有听到“徐远举”三个字。

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当场跳了起来，大声嚷嚷着：“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管理人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按下来，耐心地开导他，让他再等等，好好改造，总会有机会的。

徐远举虽然安静了下来，但心里的不甘，却越来越强烈。

他继续积极改造，比以前更加努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下一批特赦，一定要有我。

可他没想到，第二批特赦，没有他；第三批特赦，还是没有他。

1966年，特赦工作全面停止，徐远举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从那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那个积极发言、主动交材料的徐远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他的脾气比以前收敛了很多，不再嚣张，不再暴躁，只是整天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眼神空洞，仿佛丢了魂一样。

其实，他一直没被特赦，道理很简单。

功德林里的那些将领，他们的罪行，大多是战场上的事，定性为军事行为，性质和徐远举不一样。

而徐远举的案子，是系统性的政治迫害，《挺进报》案、杨虎城案、渣滓洞大屠杀，三百多条直接命案，都挂在他的名下。

这些死者，都是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他们的名字，在民间有着巨大的重量，他们的家人，还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

这些血债，不是几篇检讨材料、几年积极改造，就能抵消的。

和他一起被卢汉扣押、一起关进功德林的沈醉，就是最好的对比。

沈醉在1960年就获得了特赦，后来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写了多部回忆录，记录了大量当年的历史细节，也算为历史研究做了一点贡献。

两个人同时进去，一个早早获得自由，一个却只能在牢里煎熬，核心的差距，就在于案子的性质和直接命案的数量——这不是积极表现，就能弥补的缺口。

“文革”开始后，一些已经被特赦的战犯，又被重新关了进来，一时间，功德林里人人自危。

徐远举本来想写一本自述，记录自己如何爬上权力的顶峰，又如何跌落尘埃，腹稿都已经打好了，可最终还是没能完成。

那时候，各地的造反派经常跑到监狱里，对战犯进行逼供，想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

徐远举因为身份特殊，成了重点逼供对象，每天都不堪重负。

但他却很有骨气，一直抵制造反派，不肯配合他们，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

更有意思的是，他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后来竟把这个天赋用在了熟读毛主席语录上。

批斗会上，不管谁引用语录来批判他，他都能立刻引用另一条语录予以回赠，要是有人把语录念错了，他还能当场纠正，从来没有错过一次。

1971年“林彪事件”后，狱中的政治空气稍微好了一些，一直愁眉苦脸的徐远举，又恢复了一点活力。

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一些劳动任务，还特意注明要“体力劳动”，他还四处拜师，学农艺、学缝纫、学写古典诗词，看起来精力很旺盛。

他还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有一首叫《盼赦》，里面有一句“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字字句句，都写满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可自由，终究没有降临到他的身上。

1973年1月的一天，一件小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徐远举在缝纫车间干活，交活的时候，检验员说他做的十几件棉服针脚不整，要求他返工。

放在平时，这根本不算什么，返工就返工，可那天，徐远举的情绪格外不好。

他当场就发了火，认定是有人故意找他的麻烦，故意刁难他。

同屋的文强，也是当年的战犯，好心过来劝他，让他消消气，返工就好了，没必要生气。

可徐远举却像是被点燃的炸药，对着文强大吼：“我没出息，活该！你们用不着假好心！”

吼完之后，他就呆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神空洞，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这些年，他积极改造，小心翼翼，盼了一批又一批特赦，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走出去，重获自由，可自己，却始终被困在这里，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口气，他憋了太久太久，久到他再也承受不住了。

当天夜里，北京的天气格外冷，零下好几度，哪怕不算最冷的夜晚，冷水浇在身上，也足以冻得人打哆嗦。

可徐远举，却端来一脸盆冷水，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头上浇了下去，嘴里还念叨着：“冲冲晦气，冲冲晦气……”

他大概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里的不甘和绝望，也大概是想结束这种看不到头的煎熬。

没几个小时，报应就来了。

徐远举开始高烧不退，浑身打颤，鼻孔和嘴角冒出白沫，两眼翻白，陷入了昏迷状态。

医护人员很快就来了，对他进行抢救，可按照功德林的管理规定，战犯外出就医，需要经过层层审批，不能随便送出去。

这一套审批程序走下来，耽搁了将近两天时间。

1月21日，徐远举才被送入北京复兴医院，经过医生确诊，是脑干大面积出血，病情已经无力回天。

1973年1月22日，经过全力抢救，徐远举还是没能活过来，宣告死亡，终年59岁。

他到死，都没有等到那一张特赦令，都没有重获自由。

徐远举的死讯，很快就报到了中央。

周恩来总理看到那份死亡报告时，注意到了一个时间上的疑点：19日发病，21日才送医院，中间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理当即下令，彻查此事，一定要弄清楚徐远举的真实死因，不能有任何隐瞒。

调查结论出来得很快，没有阴谋，没有人为处决，更没有报复。

徐远举的死因，就是他自己在寒冬腊月里，用冷水浇头，诱发了脑溢血，再加上就医不及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虽然审批程序有迟延，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人蓄意拖延致死。

他的死因档案，时间、地点、原因、抢救经过，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含糊。

这件事，就这样封进了档案，沉默了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里，没人再提起徐远举这个名字，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直到1991年，徐继红从台湾来到北京，走进了公安部的接待室，这个尘封了十八年的名字，才再次被提起。

姚伦听完徐继红的诉求，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从档案室里，调出了那份尘封了十八年的死亡证明，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公章，郑重地交到了徐继红的手里。

徐继红接过证明，双手微微颤抖，她知道，这张纸，是她活下去的希望。

临走前，她忍不住问了姚伦一句：“你们恨我父亲吗？”

姚伦沉默了片刻，没有回避，坦诚地说：“恨，怎么能不恨？那么多同志，那么多无辜的人，都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们一直记着。”

停顿了一下，姚伦又说：“但你是他的女儿，上一辈的恩怨，上一辈的罪孽，没道理让下一代人来扛，你好好生活吧。”

这句话，让徐继红瞬间红了眼眶，积压在心里多年的委屈和愧疚，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她对着姚伦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接待室。

徐继红带着那张证明，回到了台湾，后来，她真的领到了那笔抚恤金。

据说，她把抚恤金中的一部分，捐给了孤儿院，大概是想替父亲，偿还一点点罪孽，也大概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丝心安。

后来有记者问她，恨不恨大陆，恨不恨那些关押她父亲的人。

徐继红摇了摇头，平静地说：“恨不能解决问题，我父亲犯的错，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不再被仇恨困住。”

如今，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有两件东西，一直并排陈列着。

一件，是江姐和狱友们在狱中绣成的五星红旗。

这面红旗，针脚粗糙，颜色也不鲜艳，却是革命先烈们对自由、对光明的无限向往，是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另一件，是徐远举当年签发的处决令。

那张纸上，字迹冰冷，每一个字，都沾满了鲜血，是徐远举罪恶一生的铁证。

两件东西放在一起，旁边没有太多的说明文字，没有多余的评价。

来这里参观的人，只要看上一眼，就都能明白，它们各自代表了什么。

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坚守，一边是背叛；一边是用生命守护信仰的英烈，一边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徐远举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也是充满反差的一生。

他从一个普通青年，变成了军统的“红人”，变成了血染红岩的恶魔，手上沾满了无数英烈的鲜血，最终沦为阶下囚，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死后，女儿为了糊口，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讨要一张证明，这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讽刺。

而那些被他杀害的英烈，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被后人铭记。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了自由和光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也不会忘记，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这大概就是历史最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