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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李肇星,作为中国外交领域中闪耀的双星,他们亦师亦友,是工作中相互扶持的上下级,也是生活中最贴心的朋友。
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拜访老领导,学着警卫员小心翼翼地称呼对方为钱副总理。
一九七七年夏天,北京某办公大楼里,刚回国的一名科员大声喊出了一个极其正式的职务称呼。
满屋子的人立马哄堂大笑,这名科员满脸通红,完全搞不懂自己到底踩了什么雷。
这个看似挑不出毛病的规矩称呼,怎么在这间办公室里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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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个时候的办公环境里,等级观念还是挺深的,见到上级把职务叫全了才算懂规矩。
一九七七年,李肇星刚结束了在非洲长达七年的外派工作,带着满身疲惫被调回国内新闻司报到。
当时这名年轻人在非洲大草原上历练了七年,对国内的办事风格还有些摸不准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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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小组组长方平就带着他去熟悉环境,指着办公桌后面的那位领导作了介绍。
这位年轻科员立刻站得笔直,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问候了一句司长好。
这三个字一出来,办公室里正在忙碌的其他工作人员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紧接着就是一阵哄笑。
李肇星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十分纳闷,还以为是大伙在笑话他的地方口音太重。
等大伙笑完把事情原委解释清楚后,他才发现自己闹了一个极大的乌龙。
原来在这位领导手底下办事,根本没有人规规矩矩地喊职务,大家不论资历深浅,全都是直呼他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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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平时称呼手下的人,也从来不带头衔,全都是小王小李地叫着,透着一股子亲热劲。
这种极度扁平的管理方式,在那时的体制内绝对算得上是个稀罕事。
老钱用这种不拘小节的方式,把一个平时要应对无数刁钻提问的严肃部门,硬生生拧成了一股绳。
领导不摆架子办事利索,大家喊老钱喊得顺口,这就叫官不大架子小干实事。
李肇星也很快融入了这个没有任何架子的集体,跟着大家伙一口一个老钱地叫了起来。
就在大家习惯了这种亲如一家的工作氛围时,一场硬碰硬的国际较量悄然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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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一九八二年的三月,国际局势十分胶着,冷战的阴云还在各个大国之间来回飘荡。
苏联那边的最高负责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一番讲话,释放了想要缓和两国关系的明确信号。
外事部门接到上级指示,必须立刻对这件事给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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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毫不畏缩,直接拍板决定搞一场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亮明中方态度。
这场发布会的阵仗非常大,各路媒体的目光全都死死盯紧了北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眼。
老钱亲自上台主持大局,而站在他旁边负责外语翻译的,正是那个曾经闹过笑话的李肇星。
这种级别的发布会根本没有现成的长篇大论可以照念,全凭深厚的积累和敏捷的临场反应。
老钱站在聚光灯下,面对台下那些举着长枪短炮的外国记者,表情极其平稳。
他用最简练的语言,把中方的立场交代得清清楚楚,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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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外媒记者绞尽脑汁想要设置文字陷阱,结果连个挑刺的机会都没找到。
这番沉稳的操作,给身边这些年轻的外交人员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实战课。
有一次李肇星要自己上台当发言人了,心里十分发虚,就跑去向老钱请示工作细节。
他特意询问老钱,想知道自己这个副职对外公布头衔时,要不要在前面加个副字。
老钱当场否决了这个想法,明确指出对外发声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压根没有正副的区别。
他让李肇星放下心里的包袱,只要把事实客观说清楚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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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不管正还是副,只要站上台代表的就是底气,面子比里子更吃重。
这番指导让李肇星心里瞬间有了底气,不再纠结那些虚无缥缈的头衔。
但这不过是老钱带队伍的第一步,更严苛的外派考验还在后面等着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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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五月,一纸调令下发,李肇星被派到了南非的国中之国莱索托王国。
这次去可不是去当普通科员,而是去当临时代办,这就等于把建交前期的所有繁琐事务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了。
临走前,李肇星特意拿着笔记本跑到老钱办公室,想讨要点具体的行动指南。
老钱连头都没抬,只给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直白的大白话。
他嘱咐李肇星跟使馆里的所有同志一块把饭吃饱,然后踏踏实实地干活就行。
这十几个字让李肇星一头雾水,觉得这工作指导实在过于敷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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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莱索托当地一看,物资极其匮乏,连个像样的办公场地都没有,大家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难题。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老钱那句吃饱饭的含金量实在太高了,简直是一语中的。
在这个生存都成问题的地方,能把队伍的心气聚拢,先让大家安顿下来,才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
李肇星靠着这条最朴素的准则,带着队伍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硬生生完成了各项任务。
最后他们那个团队大获全胜,硬是拿了个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凯旋。
非洲的难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可在一项涉日的工作任务中,他又遇到了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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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受日本外务省邀请的出差任务,对方指定中国新闻代表团去东京访问。
李肇星带队筹备,但他发现团里全都是国内各大媒体的资深老记者,自己根本压不住阵。
为了把事情办妥,他向老钱提议自己退居副手位置,另请一位级别更高的老同志来当团长镇场子。
老钱听完原委点头同意了,让他自己去物色合适的人选。
李肇星费了好大劲请来了一位正部级的领导,结果事情卡在了出差机票钱上。
按照当时的行政规定,正部级出行必须坐头等舱,可日方批下来的差旅预算根本不够买头等舱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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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急得团团转,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老钱求援,指望领导能批点专款。
老钱听完汇报明确表态,既然主意是他自己出的,这个资金缺口就得他自己去想办法填补。
最后李肇星只能自己到处跑腿,找报社那边凑齐了这笔机票钱,把事情办圆满了。
主意是自己出的,窟窿就得自己去补,当干部的光出嘴不跑腿那是绝对不行的。
这件事让李肇星彻底长了记性,做事情必须自己负责到底,绝对不能养成依赖上级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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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就在大家以为老钱只对下属严厉的时候,他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抠门劲,更让人大开眼界。
那是发生在一趟跨洋出差途中的事儿,李肇星陪着老钱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
八十年代的外汇极其宝贵,出国人员的每一笔开销都有严格的定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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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发前,外事财务部门按惯例给他们发放了一笔海外差旅津贴。
老钱拿到津贴明细后,立刻把李肇星叫到跟前仔细盘问起来。
他指着账单上一笔额外多出来的款项,严厉询问为什么去纽约的津贴比去别的国家多出一截。
李肇星自己也是一笔糊涂账,赶紧跑去向财务人员打听具体原因。
弄清楚后得知,这是因为去联合国开会信息量极大,专门预留出来给代表们买当地报纸和打跨国电话的专属费用。
李肇星跑回去一五一十地向老钱作了详细汇报,以为这下总算能交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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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听完立刻板起脸,当场就把这笔多出来的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老钱严肃地质问李肇星,说自己出差这么多趟,从来没花过一分公款买报纸,也没有随便打过任何私人电话。
这笔钱虽然是完全合规的补贴,但老钱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一分钱公家的便宜都不占。
这种严苛到极点的自律作风,深深影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大家跟着这样一位身正不怕影子斜的领导办事,谁也不敢在公家账目上动半点歪脑筋。
公家的钱再多也是公家的,自己没花就是不能拿,这叫干净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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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曾经那个在办公室闹出笑话的山东小伙,也渐渐走到了外交工作的主力位置上。
新老交替的时刻,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到来。
05
二零零三年,外事部门迎来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人事交接。
七十五岁的老钱卸下了所有的行政重担,正式退出了那个让他操劳了一辈子的工作一线。
同年,李肇星接过了沉甸甸的接力棒,成为了新一任的外交负责人。
因为工作变动的关系,两人能够坐下来喝茶聊天的机会大幅度减少。
过了几个月,李肇星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去拜访这位一直指导自己的老首长。
刚一进门,李肇星就学着旁边警卫员那严肃的口气,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句钱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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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字一出口,屋子里的气氛微微停滞了一下,显得有些生分。
老钱看着眼前同样两鬓斑白的老部下,用极其幽默的方式挑出了毛病。
老钱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这个四个字的称呼里,足足错了三个字。
他乐呵呵地解释说,自己早就卸任了,只有那个钱字是喊对的,剩下的全错了。
这番调侃让略显拘谨的氛围瞬间瓦解,满屋子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李肇星也绷不住了,立马改口换回了当年那个最亲切的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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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人相识四十多年来,老钱第一次主动开这么直白的玩笑。
这份不需要任何头衔伪装的情义,比任何官方通报都要来得厚重。
老钱这辈子在国际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对待自己人,算是彻底把心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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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那几年,远离了各种繁杂的公务,反倒成了他最安稳的日子。
从一九七七年那句拘谨的称呼,到二零一七年无声的告别,这四十年的交情,没有半点水分。
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这位撑起中国外交门面的老将走了,九十岁,也算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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