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黑老大梁旭东被捕后狂言两个月就能出来，最终他的命运如何

1998年春节刚过，长春的街头还是一片喜庆景象，鞭炮纸屑在地上铺成一层红色的“地毯”，很多店铺门口还挂着大红灯笼。就在这个看上去太平的时节，一场悄无声息的较量，已经在公安机关内部暗暗展开。

一边，是在警局里混得风生水起的“警察同志”梁旭东；另一边，则是刚刚走马上任、决心要整顿治安的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田中林。一个仗着“上面有人”，一个拿着组织赋予的权力，双方迟早要撞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在真正落网之前，梁旭东在长春地界，既是“公安局梁科长”，又是让不少老板、混混一听名字就心惊的“梁哥”。警服穿在身上，黑道却混在心里，这层极不协调的身份切换，恰恰是这桩案件最刺眼的地方。

很多年后，人们再回头看这起案件，往往只记得那句狂话——“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可要弄清这话从何而来，就得把时间往前拨，顺着他的成长轨迹，一点点梳理。

一、从问题少年到“混社会的兵”

1966年8月30日，梁笑溟出生在吉林德惠市的一个普通农家。家境一般，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化不高，忙于生计，顾不上太多精细管教。这个本该老实读书的农村孩子，早早就显露出“爱惹事”的底子。

小学、初中时代，他就喜欢聚拢同龄人“讲义气”。看上去是帮同学出头，实际上就是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收点“保护费”，成了日常。老师批评、父母责骂，压不住火，也压不住劲头。

进了学校，非但没收敛，反而学会了更多“招数”。课间围殴，放学堵人，这些事他干得顺手。早些年，学校和家庭还想挽一挽，劝他好好念书，将来有个出路，可到后面，基本已经是摇头叹息的态度。

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再这么下去，迟早进局子。于是，在梁笑溟17岁那年，家里想了个办法——送去部队。当时不少人都有这个想法，觉得部队讲纪律、讲规矩，也许能把人“练正了”。

从1983年到1987年，这个问题少年在部队里待了整整四年。不得不说，部队生活真把他练出了一身好体格，也让他弄懂了枪械、搏击、队列，这些技能原本是保家卫国的本事，可在他心里，却慢慢变了味道。

退伍那一年，他21岁，按安排被分到德惠市当地粮食运输公司工作。那个年代，能端上这种单位的“铁饭碗”，在乡里乡亲口中，就是有出息的事。一个月工资不算高，但稳定，有前景。

可在梁笑溟的眼里，这种生活“没劲”。每天按点上班，拿固定工资，看领导脸色，他根本瞧不上。正经路子他看不起，歪门邪道倒是兴趣很大。

有了部队练出来的胆子和身手，再加上退伍军人的身份，他在单位里谁也不放在眼里。和领导顶嘴，跟同事起冲突，动不动就要动手。他还琢磨起倒卖汽车票据挣外快，这就不是简单的“脾气问题”了，而是实打实地违法。

违法的事终究捂不住。领导发现票据问题后，报警处理。证据摆在那儿，谁也保不了他，他被拘了3个月。按理说，这一遭应该敲醒他，可事实刚好相反。

在看守所里，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陈彬、孙殿亮等人都是在社会上折腾惯了的人物。几个人聊得投机，谈的是怎么“在外边搞事”，而不是回归正常生活。

三个月一满，梁笑溟从里面出来，顺势与这些人结伙“混社会”。街头打架、寻衅滋事、替人出面“摆平事儿”，他做得越来越熟练。慢慢地，在德惠当地，出现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团伙，他也从“梁笑溟”变成了“梁哥”。

就在这个阶段，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哥哥梁晓东。梁晓东比他安分一些，有一定社会资源，在单位里混得还不错。兄弟情分加上一些现实利益，很快，让梁笑溟的人生，拐向了更危险的一条路。

二、“调”进长春：黑道势力搭上警服身份

县城的地盘终究有限，要想更“风光”，就得往大城市挪。梁晓东借着关系，把弟弟从德惠“调”到了长春，为他打开了更大的场子。

到了长春，梁笑溟真正算是接上了“更深一层”的人脉。他通过孙殿亮、陈彬等人的介绍，认识了一批劳改释放人员和无业游民。有人有前科，有人有手段，大家一拍即合，很快就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地痞队伍。

要想玩得大，仅有拳头是不够的。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收集武器，刀具、改装的“东风”口径枪、“五连发”猎枪，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够让一般人闻风丧胆。

1994年，是这个团伙抬头的重要节点。当年，长春市联合置业公司的一名经理助理找到他，许诺一大笔“辛苦钱”，就一件事——收拾承包车库施工的队长李明宣。

梁笑溟听完，很快就答应。他带着十多号人，开了四辆车，直奔滨河小区的工地。到了现场，冲着工地就围了上去。拿的不是棍子，而是连发猎枪、钢珠枪，还有寒光闪闪的战刀。

工人们哪见过这种阵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那天一共12名工人被打伤，其中一人伤到需要摘除肾脏、脾脏；李明宣左腿被打断，全身多处重伤，后来光手术就做了17次。

这么狠的案子，按理说必须严查。李明宣报了案，警方也立了卷，可调查迟迟没有结果。案件就这么拖着，凶手似乎消失了一样。

更讽刺的是，就在案子悬而未决的时候，凶手那边却迎来了“人生新阶段”。

1995年10月，梁晓东多方“走动”，给梁笑溟弄来一张文凭。靠着这张纸，他摇身一变，以“长春生物制品所保卫科长”的身份，办下了聘用手续，成了长春市公安局系统的一名警察。

从这一刻起，他换了个名字——梁旭东。表面上，他是警察；实际上，他是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和指挥者。这种身份的扭曲，让他在长春的势力迅速膨胀。

穿上警服之后，他的团伙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大胆。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梁警官”一出面，再大的事都能“捂”下去。有人怕他身后的枪，有人怕他头上的帽子，久而久之，一种错觉开始蔓延——这个人，好像真治不了。

为了稳住这支队伍，梁旭东制定了“帮规家法”。退出？不行。背叛？更不行。他规定，谁敢不忠诚，轻则剁手指，重则打断腿。在这种恐惧氛围下，许多手下不敢有二心。

有一件事，在团伙内部流传很广。那年冬天，他的心腹王伟喝醉酒，为了追求夜总会的一个服务员，自己拿刀扎了右腿一刀。酒醒之后，怕被笑话，就撒谎说是打架被人扎的。

梁旭东一听“兄弟受欺负”，当场要“找回场子”。眼看事态要失控，王伟知道瞒不住了，竟然一咬牙，把自己的左手小指剁掉一节，转身就跑。

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按照梁旭东的“家法”，必须剁指。手下看在旧情份上，下不了狠手，只是用锤子把他已经断掉一节的小指砸碎，又送去医院处理。

他听说后勃然大怒：“你们诳我呢？家法不能糊弄！”一句话，压得所有人都不敢吭声。没多久，王伟又被拖回来，这一次，是真正把他的右手无名指贴根砍下。

梁旭东看着那根完整的手指，满意地说了一句：“泡在酒里，放我桌上。”此后，他每次在团伙大会上，都要把这瓶泡着断指的酒放在桌上，一种赤裸裸的恐吓，就摆在所有人的眼前。

外界则看到另一面。改革开放后，长春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人借着基建、贸易、承包工程发了家。梁旭东很快盯上了这一块“肥肉”。

在他团伙内部流传一种说法：“团结一心，向社会弄钱。”听上去像口号，实则就是靠暴力和恐吓搜刮民营企业。

1994年，个体户刘保根找到梁旭东，说有个承包商老刘欠他15万元，如果能帮忙要回来，愿出5万元“辛苦费”。梁旭东没有犹豫，马上带人把老刘绑了，逼着他在枪口下写了一张58万元的欠条。

到了1995年2月，他就拿着这张欠条，带着老刘跑到一家欠老刘钱的公司，强行取走58万元。而刘保根最后只拿到1万元，其余的钱，全卡在梁旭东手里。

眼见有人靠贷款做大生意，他又盯上了信贷。他以合伙做生意为名，从鑫鹏贸易公司骗来房产证，到信用社申请贷款。信贷科科长认为手续不全，不敢批，照章办事。

梁旭东的应对方式很简单：用暴力解决。很快，那位科长就被人打断了腿。在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之下，贷款终于批下来，他拿到了180万元。

到了这一步，他心里清楚——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三把“刀”。

一把，是警察身份，别人看见警服就不敢轻举妄动；

一把，是黑社会团伙，打得人服服帖帖；

还有一把，是自诩“上面有人”的后台，让他认为任何麻烦都能摆平。

在这种狂妄支撑下，梁旭东及其团伙，从1990年代中期起，疯狂参与打砸抢烧、组织卖淫嫖娼、设赌抽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持枪抢劫等案件。相关统计显示，到1997年底，涉及他们的案件已上百起，其中重特大案件七十多起，非法获利超过两千万元。

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声音：这个人，动不得。

三、“1·29”枪案与局长的抉择

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初。

这一年1月，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一位人大代表站起来，在会上提出问题：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名警察梁旭东，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请求有关部门严查。

这种在会上点名的方式，分量非常重。刚上任不久的市公安局局长田中林认真听完，心里一震。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但一时之间，手头案件繁多，他还来不及布置专门力量排查。

就在这时，事情突然升级。

1998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长春城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里。下午时分，红旗街的中湾夜总会门口，却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一名中年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两个蒙面人连开多枪，当场倒地身亡。

现场血迹斑斑，死者头部和胸部中弹8处，几乎枪枪致命。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到了现场也忍不住倒吸冷气。这种公开持枪杀人案件，在当时的长春，绝对算得上恶性事件。

经初步调查，死者名叫于永庆，是在长春一带混得很响的“人物”，带着自己的圈子，在社会上颇有势力。警方推断，这很可能是黑恶势力之间的报复与火拼。

这一枪，等于把隐藏在阴影里的黑势力，彻底摆到了台面上。

田中林十分清楚，敢在大街上连开多枪，说明作案者对法律毫无敬畏，背后势力已狂到极点。所以，一个问题摆在面前：“1·29”枪杀案，究竟牵出的是怎样的一张网？

在他的推动下，长春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一次针对涉枪犯罪和团伙犯罪的严打行动。大量非法枪支在行动中被收缴，一个又一个团伙被连根拔起，治安面貌出现明显好转。

但有个尴尬情况——“1·29”枪案本身，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枪是有，线索却断在中间。

就在这场严打持续推进的时候，被抓获的许多嫌疑人，在审讯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名字——梁旭东。

提到这个名字，一线刑警心里都犯嘀咕。因为户籍一查，这是自己系统里的“人”。他们不敢擅作主张，只能逐级汇报，把情况送到了田中林案头。

那位在人大会上提出质疑的代表，这时仿佛在耳边重提那句话：梁旭东，涉嫌黑社会犯罪。

1998年2月24日，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挑选了6名政治可靠、办案扎实的干警，秘密组建专案组，对梁旭东展开隐蔽调查。

一周不到，专案组收获了让人吃惊的线索。有一名被打致残的受害人，愿意出面作证。他说，自己是在当年1月初一次朋友生日宴上与梁旭东发生争执，被对方带人用枪打断了双腿。这段经历，显然不是简单的“打架斗殴”。

紧接着，另一位受害者站了出来——他就是1994年滨河小区工地事件中的队长李明宣。他向警方回忆，当年7月1日，梁旭东带人持口径枪、连发枪闯入工地，将他和同事打伤，12人受害，自己腿被打断，此后长期治病。

这些证据虽然还不足以在当时立刻给梁旭东定下“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的结论，但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安人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上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问题是，什么时候动手？

田中林面临一个两难：此时证据还不够完整，一旦抓捕失败，打草惊蛇，梁旭东极有可能弃职潜逃，或者狗急跳墙，带人火拼；可要是继续拖延，一旦他察觉风声，同样有可能制造新的恶性事件，后果更难预料。

在当时的环境下，抓一个普通嫌疑人，风险有限；而抓一个身在公安系统内部、又盘根错节的“黑老大”，牵动的却是整座城市的神经。

经过反复讨论，专案组和田中林一致达成一个判断：不能再等。哪怕承担一定风险，也要先把人从明面上控制住，再从案子里找突破口。

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抓捕方案悄然成形。

四、狂话与坠落：梁旭东的结局

1998年3月1日，长春市公安局内部通知梁旭东，让他代表所在单位参加关于“1·29”枪案的情况汇报会。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露脸”的机会。

那天，他步伐匆匆，拎着“工作手册”，走进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会议室，准备向领导汇报“案情”。在他印象里，这种场合大家都是同事，没什么可紧张的。

刚刚站定，他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几个同事忽然起身，径直朝他走来，动作利落，一把夺下他的配枪，随即亮出手铐。

“干什么？”他一愣。

其中一名警察只说了一句：“奉命对你实施拘捕。”话音落下，银色手铐已经扣上，他再想挣扎，已经来不及。

有目击者回忆，当时他不但没有慌乱，反而大笑，好像吃定了一切：“没用的，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我就出去了！”

这句狂话，不得不说，把他这些年的心态暴露得一干二净。他笃信一点：凭自己在警局里的人脉，加上“上边的关系”，就算出了事，也不过是走个过场。

可这一次，他误判了形势。

当天夜里，警方对他家进行搜查，很快就查出非法枪支和大量弹药。与此同时，针对其团伙的抓捕行动全面铺开。

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他的心腹一一落网。包括于永红、孙殿亮、满树立等骨干，都在长春、广州、松源等地被控制。团伙的脊梁骨被抽掉，整支队伍迅速瓦解。

3月中旬，又一名关键人物被抓住——杜德伟。这名杀手级人物，牵涉多起暴力案件。在审讯室里，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谁也救不了自己，只能选择坦白，以期换取宽大处理。

当提审人员问起“1·29”案的真相时，他咬了咬牙，交代出了那句关键的话：“于永庆，是梁旭东指使的，我和汪大江杀的。”

有了这句供述，“1·29”枪案的幕布被掀开。

警方逐渐拼出了当时的局面：于永庆不是普通受害者，而是与梁旭东长期以来明争暗斗的“黑老大”。两人势力范围有重叠，互不服气，几年下来矛盾越积越深。

在梁旭东心里，这个人一直是眼中钉。只是江湖规矩也好，现实顾忌也罢，迟迟没有找到合适机会下手。直到1998年春节，于永庆办喜事，婚礼当天喝得酩酊大醉，警惕性大大降低，这才让梁旭东认定时机已到。

抢在这段时间，安排心腹埋伏在中湾夜总会门口。当对方喝完酒离场，一切尽在掌握。他们蒙面持枪，近距离连开数枪，一击毙命，转身走人。简单粗暴，毫无掩饰。

“1·29”案就这样浮出水面，而梁旭东“警察”的身份，让这一切显得格外刺眼：一个身在公职岗位的人，主导了这样一起黑社会式的公开枪杀。

随着审讯深入，他团伙多年来的其他罪行也一件件被扣了出来——敲诈民营企业，威胁信贷干部，武力打残工人，组织卖淫嫖娼，开设赌场抽头，打砸同行势力，持枪伤人……数量之多，情节之恶劣，远超外界想象。

公安机关对他所涉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取证，卷宗越摞越高。那些曾经被暴力压制而不敢开口的当事人，一些这时也看准了时机，愿意站出来作证，说出当年的伤和痛。

时间来到1998年9月19日上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这起特大涉黑案。法院查明，梁旭东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指使他人持枪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寻衅滋事等，情节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依法判处死刑。

与他一同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团伙中的3名主犯，其余成员则根据参与程度与罪行轻重，被判处无期徒刑及不等有期徒刑。

在法庭上，此前那句“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的狂话，再没人提起。法律程序一项项走完，判决结果就摆在那儿，没有商量余地。

至此，这个一度在长春横行多年的“黑老大”，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三把“刀”——警察身份、黑道势力、所谓“关系后台”，没有一把能帮他躲开审判。

遗憾的是，在他被依法惩处的同时，那些被打断的腿、被改变的人生轨迹，并不会因为判决而恢复如初。有人终身残疾，有人精神重创，还有人在暴力阴影下沉默了多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代价。

回看梁旭东的一生，从问题少年，到“混社会的兵”，再到身披警服的黑帮头子，表面上看，是胆子大、手段狠、有人脉，实质上不过是在一条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等到醒过来，已经没有回头的路。

“上面有人”这四个字，在当年长春市民的议论中反复出现，也曾让不少人心存畏惧。可这起案件给出的结局摆得很清楚：该来的，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