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跨越千年的情感与文化符号

参考消息网3月3日报道 西班牙《20分钟报》网站2月17日刊登题为《中国马年：权力、情感与文化的共同历史》的文章，作者是巴内莎·克拉维霍。全文摘编如下：

每逢中国进入以马为生肖主题的农历新年，马的形象便会在雕塑、插画和纪念印章中出现，寓意着坚韧、活力和高贵。然而，马在中国历史中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和生肖历法，在成为象征符号之前，马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并非抽象的动物，而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延伸：是征战时的坐骑，也是田间的劳动力；是战略资源，也是人类的伴侣。

与政治议题密切相关

在中国谈及马，不仅仅是谈论战争或交通，甚至也不仅仅是传统。马的存在与一个幅员辽阔、多元且不断发展的文明有关。如何与一种从未完全野生或完全驯化的动物进行持续的对话，将影响领土、经济和权力的构建。历史上，马始终处于工具和纽带之间的模糊地带。

几个世纪以来，如何控制马匹资源一直是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缺乏足够强壮、适应力强的马匹，意味着在与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民族对抗时处于劣势。事实上，许多外交关系、贸易关系乃至军事紧张局势都深受马匹资源的影响。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引进现在已灭绝的“汗血宝马”(费尔干纳马)，这种良马因其耐力和长途作战能力而备受推崇。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这类马匹对于保障丝绸之路等重要贸易路线的安全以及拥有能够快速反应的骑兵部队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马匹的这种核心地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展出有组织的邮政站或驿站系统的地区之一，这种中继网络使得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在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对于统治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而言，这套系统十分重要，后来蒙古人在扩张过程中也采用了这套系统。如果没有马匹，这种依赖驿站进行领土控制的模式根本无法运作。

将“中国马”视为单一品种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实际上，中国拥有数十个不同的马匹品种，这种多样性是漫长历史中人类迁徙、杂交繁育、地理隔离和局部适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各种资料中常出现“中国矮种马”这一笼统称谓，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单一标准的“中国矮种马”。

专家通常将这些马种归类为蒙古马、西南马、河曲马、藏马和哈萨克马等。这些马群大多适应极端环境条件，从青藏高原到内蒙古草原都能生存。它们虽然体形不大，但十分耐寒、适应力强，能够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生存。

然而，马的地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而在东南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马几乎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这种现实中的缺失与马在艺术、文学和文化记忆中的象征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超越功用的情感纽带

考古发掘为我们揭示了马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也延伸到死亡这一终极命题。在新疆一座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匹马的遗骸，其中一匹是灰褐色马。这些马并非随意埋葬，而是作为陪葬品一同下葬，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代表了某种情感纽带。

这类发现进一步印证了马并非仅仅是可替代的资源，在特定情况下，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个体，值得陪伴主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种关系虽然无法用现代的情感概念来理解，但其意义远超单纯的功能性范畴。

20世纪末，中国曾是全球马匹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1985年马匹存栏量约为1100万匹。然而，随着机械化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以及经济模式的转变，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马匹数量急剧减少。

进入21世纪，马匹在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复兴，成为休闲娱乐、体育运动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现代马术运动、马球和赛马运动在推动下取得了显著增长。马术俱乐部的激增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国际赛事的举办，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这场复兴有一个特点：如今许多参赛马匹都是进口的。中国本地马匹通常体形较小，不符合国际马术运动的标准，这导致了法国、阿根廷和其他欧洲马匹的涌入。马匹再次成为焦点。

尽管马匹在历史上一直被归类为役畜，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人与马匹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与其他伴侣动物之间的纽带并无太大区别。

《人与动物》杂志2025年发表了一项由芬兰图尔库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的研究，首次推出了一种专门用于测量人类与马匹依恋关系的工具：马匹依恋问卷。该问卷基于先前用于犬、猫的模型，通过“焦虑”和“回避”这两个经典的依恋维度来评估人与马匹之间的情感联系。

这项来自21个国家2200多名马主人的调查结果证实，马匹可以成为人类重要的依恋对象。它们能够与人类建立起跨物种的情感联结，能够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产生安全感、情感依赖或情感距离。

尽管这项研究并非聚焦于中国，但其发现有助于我们以一种不那么功利的视角重新解读人与马的关系。在长期共处、日常照料和相互依赖的生活实践中，人与马之间或许早已存在着某种超越功用的情感纽带。（编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