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重点产业链③｜告别“幕后英雄”：成都如何用“爆品”撬动产业链？

成都的商业版图，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温差”。

一端是沸腾的消费现场。在交子公园商圈，SKP的奢华橱窗折射着西南地区惊人的购买力；在影院银幕上，《哪吒》等数字文创爆品向世界宣告着成都的创意能量。而另一端，则是相对“冷静”的工业现场。在成都高新区的无尘车间里，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在这里点亮；在工业无人机领域，多款产品创新迭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正加速飞向全球低空经济的蓝海。

这种一冷一热的张力，勾勒出成都制造业当下的某种阵痛：有坚实的“筋骨”，却缺一张鲜活的“面孔”。

“成都并不缺技术，缺的是一场从‘零件逻辑’到‘终端逻辑’的思维革命。”晶捷品牌咨询创始人陈晶晶在接受采访时直言。

2026年开年，上海、深圳、苏州等工业重镇纷纷开启有关终端产品的行动方案，成都亦在新春第一会上明确提出要实施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那么，成都离下一个硬核“终端爆品”，究竟还有多远？

▲成都金融城双塔灯光秀 资料图

终端之战：

为什么大城市都在抢夺产业链的“定义权”？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用营销的眼光去解构爆品。但在产业经济学的逻辑里，所谓的“运气”，往往只是整条供应链精密咬合后，最终推开市场大门的那临门一脚。

在陈晶晶的观察逻辑中，成功的终端爆品绝非偶然，它是整体产业能力的一次“集体外化”。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技术底座之上，同时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能力，最后才是品牌认知的建立。无论工业级还是消费级爆品，其战略意义都远高于消费地标，因为它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和产业控制力。

这种“外化”能力，正是目前成都亟需补齐的短板。当城市竞争进入下半场，谁能输出代表性的终端产品，谁才拥有了定义城市创造力的最高话语权。

▲成都太古里 资料图

对终端产品的渴望，并非成都独有。翻开近期各地的产业公文，会发现一种集体性的“终端转向”。

上海发布了《智能终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7年）》，目标直指3000亿元规模，明确提出要打造3家以上全球影响力的消费级终端品牌，培育2家领军企业，实现三个“一千万”台规模。苏州则启动了“AI+制造”八大行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等九大细分领域，目标是培育超过300个智能终端产品入库。

深圳则别出心裁。今年春节，深圳推出了科技“新九样”年货，将智能装备、AI产品直接摆上了年货柜，成为“返乡新宠”。

为什么这些顶尖工业城市都在抢终端爆品？

陈晶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一个成功的终端产品，不仅能锁定利润端，更会形成明显的“链主效应”。“终端掌握着真实需求，本地供应链必须围绕其标准与节奏升级，从材料、零部件到系统集成，形成技术倒逼机制。与此同时，终端爆品具备高品牌曝光度，能够吸引上游配套企业与风险资本，带来资本与人才的聚集效应，进而强化区域产业生态的长期竞争力。”

在传统的招商引资逻辑中，城市往往更偏向“规模逻辑”——引进了多少个项目、投了多少亿、能产生多少产值。但在陈晶晶看来，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供应链的协同与价值链的位置。相比之下，终端驱动则是典型的“市场逻辑”：它以需求为起点重构价值链，掌握产品定义权，输出技术标准，本质是“控制权导向”。

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所言，区域经济要从项目思维转变为产业链思维，谁掌握了终端，谁就拥有了供应链的组织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突破产业发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窘境的关键是“先攻下游”——以场景和终端产品定义需求，通过订单驱动来构建本地化的供应商生态。

这种模式对城市的产业认知、政策协同能力、消费市场与资本市场支撑提出了极高要求。对于成都这样资源密集的城市而言，打造终端爆品不再是“选做题”，而是“必答题”。

路径重构：

成都制造如何从“实力硬核”走向“名气出圈”？

成都并不缺“全球首款”或“全国首个”。在新型显示、传感芯片、太空卫星等领域，成都造的身影频频出圈。但实力很硬核，为何名气难出圈？

陈晶晶认为，成都制造业在“实力与名气”上的错位，很大程度上是B2B的属性决定了品牌声量难以外溢。“成都的很多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上游与中游，即使技术先进，如果不直接面对消费者或最终用户，也难以形成终端溢价。这也是强调“终端爆品”的逻辑所在——终端意味着更强的品牌认知与定价权。”陈晶晶表示，企业路径未必只有转向B2C，通过“技术品牌化”，输出标准与专利话语权，将城市与核心技术或相关产业集群相绑定，同样可以实现品牌外溢。

新春第一会上，成都提出今年要做优终端产品，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合力加大产品营销力度，全力支持蓉企蓉品在全国提高声势、争取订单、扩大市场，推动更多“成都造”从产品到精品到爆品，形成“一个终端产品带动一条产业链”的蓬勃态势。

▲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可可豆动画 资料图

对此，陈晶晶认为从生产逻辑转向终端逻辑，企业需要把“用户”置于决策中心。这意味着，成都的企业需要培养出一种“产品经理文化”：将消费者洞察前置到产品研发，建立产品经理主导的逻辑，把硬核的技术指标“转译”为用户可感知的价值语言。

于城市而言，成都如何打造名品产业地标？她主张从三个维度构建立体叙事：在硬核技术层面，找到已具龙头地位的链主企业，评估其主导行业标准的能力，主导技术的绝对话语权；在差异化定位层面，将工业叙事与成都气质融合，“最具工作生活平衡可能性的硬科技城市”反而可能成为独特标签；在可感知故事层面，打造少量可见的终端示范产品或标志性应用场景，让公众能够体验、讨论与记住。

“品牌策略应是商业策略的外显，而非凭空编造。缺乏真实产品与核心技术支撑的叙事，难以沉淀为长期品牌资产。”陈晶晶表示，只有当产业成果被看见、被使用、被传播，品牌形象才能真正入脑入心。

回望过去十年，终端产品其实就是流动的“城市名片”，为两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认知溢价”，在项目落地、政策试点与金融资源配置上获得明显倾斜。

“认知溢价的本质，是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匹配效率。”陈晶晶解释道。当“成都造”被稳定认知，就会产生明显的品牌外溢效应，提升城市在资本、人才与产业布局中的优先级。

当未来的某一天，成都生产的一台智能设备、一款低空载人飞行器或者一种新型显示终端，能够像成都火锅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文化语言”时，成都的“工业之都”底色，才算真正被世界看见。

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编辑 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