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回忆太雷》《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中共党史》及相关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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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距离石家庄市80公里，前临滹沱河，后靠层层峰峦。
村子不大，只有100多户人家，群山环绕，河两岸滩地肥沃。
可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山村，此刻却汇聚着中国革命的最高指挥中心。
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
1935年，村里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于是有了"西柏坡"这个名字。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先期进驻这里。
1948年5月26日，伟人、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
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齐聚于此，这个小山村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胜利收官，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歼灭。
平津战役进入尾声，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
西柏坡那些简陋的土坯房里，三大战役的每一份作战电报都从这里发出，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在这里形成。
伟人在西柏坡的3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那间16.3平方米的旧民房里，他起草了400多封电报文稿。
仅三大战役期间，他就起草了230余封电文，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战役。
滹沱河畔的这片土地，正见证着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个47岁的女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里。
她穿着朴素的棉衣，脸上带着长年在敌占区生活留下的谨慎神情。
从1948年4月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到1949年2月辗转来到西柏坡，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等待着回到组织怀抱的机会。
当她踏进那间会议室，看到伟人、朱德、周恩来三位领导人时，这个在白色恐怖中潜伏了21年的地下工作者，眼眶湿润了。
【一】湖南侗乡走出的革命者
1901年，王一知出生在湖南芷江县一个封建家庭。
这个侗族小姑娘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性格。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却渴望读书识字，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芷江是湘西的一个古老小镇，地处湖南省西部，沅水支流舞水河畔。
这里山清水秀，侗族风情浓郁，可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样严苛。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王一知，从小就对不公平的事情充满反抗精神。
1915年，14岁的王一知违背父命，离家前往湖南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求学。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也是她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为了这次离家求学，她与家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书已经是离经叛道，更何况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
在女师读书的五年时间里，王一知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
她接触到了大量进步书籍，卢梭的《民约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这些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著作，她读得如痴如醉。
她最爱看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杂志。
这本杂志创刊于1919年1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上面刊登的都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揭露封建家庭丑恶、同情妇女无权地位的文章。
每一期《新潮》到达学校，王一知都会第一时间借阅，有时甚至会连夜抄录其中的文章。
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影响，王一知写下了《非孝》和《反对片面贞操》的作文。
《非孝》这篇文章，直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愚孝"观念，认为真正的孝道应该是让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盲目顺从。
《反对片面贞操》则批判了只要求女子守贞操、不要求男子守贞操的双重标准。
这两篇文章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
有的老师认为她思想激进，有的同学认为她离经叛道，甚至有家长联名要求学校开除她。
可这个倔强的姑娘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她认定的道理就会坚持下去。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
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条约。
消息传到湖南，各地学生纷纷响应。远在桃源的王一知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罢市，查烧日货，组织游行示威。
王一知和同学们成立了"十人救国团"，这个由十个女学生组成的爱国团体，成为桃源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
她们节衣缩食，自己动手编织各种小物件，把卖来的钱全部用于资助学校的进步活动，购买进步书刊，组织爱国宣传。
那一年，王一知和十几个女同学约好，一起剪去了留了十几年的长发。
在那个时代，剪短发是极其大胆的举动，意味着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
她们特意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照片里的她们，短发齐耳，眼神坚定，标准的五四新青年模样。
这是王一知留给后人最早的一张照片。
1920年从女师毕业后，王一知本想报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却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
父亲认为，女孩子读完师范已经够了，应该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应该再继续抛头露面。
王一知暂时妥协，先去湖南溆浦，在老同学向警予创办的小学教书。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的革命思想深深影响着王一知。
在溆浦教书期间，王一知与向警予经常讨论国家前途和妇女解放问题。
向警予告诉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是共产党主办的，专门培养革命青年。
只要愿意学习，愿意为穷苦人民做事，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都可以去那里读书。
这个消息让王一知心动不已。1921年下半年，她开始筹划去上海的事情。
她知道，这次离开，就不只是求学那么简单了，而是要投身到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1922年2月，21岁的王一知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湖南，前往上海求学。
和她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女师同学：蒋冰之和王剑虹。
蒋冰之后来改名丁玲，成为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王剑虹后来成为瞿秋白的爱人，1924年因病去世，年仅23岁。
三个从湖南小城走出来的女孩，在上海滩即将开启她们各自不同的人生。
那时的她们不会想到，这次离开家乡，将是她们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她们走向革命道路的开始。
王一知到达上海后，由王剑虹带领进入上海平民女校读书。
这所学校位于上海老成都路辅德里632号，租用的是两间简陋的教室，学生不多，总共只有23人。
可它的来头不小，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李达出面主持办学，具体工作由张太雷负责。
1922年2月10日，平民女校正式开学。
学校分高、初两级，高级班的学生又是初级班的教师。给高级班上课的，是茅盾、陈望道这样的大学者。
茅盾讲授文学，陈望道讲授语文，都是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讲清楚。
王一知和几个湖南来的姑娘因为有一定基础，被编在高级班。她们在渔阳里租了一间厢房作宿舍，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学校之间。
在平民女校，王一知经常能见到陈独秀、李达、张太雷、沈雁冰这些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
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了刘少奇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
刘少奇当时刚从苏联回国，常来平民女校为同学们授课，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问题。
1922年下半年，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王一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时，她给自己改了个名字，从"杨代诚"改为"王一知"。
为什么要叫"一知"？她解释说，自己对革命知识了解得还太少，只是"一知半解"，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1922年9月，王一知参加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并作演说。
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虽然紧张得声音都在发抖，可她还是鼓起勇气，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入党后不久，王一知随党中央、团中央机关一起迁到北京，在团中央妇委工作。
她住在李大钊家中，常常和缅伯英一起去北京女师大做女学生的工作，开展妇女运动。
在李大钊家中的那段日子，是王一知革命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李大钊经常给她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讲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讲中国革命的前途。
每次听完李大钊的讲解，王一知都感到思路豁然开朗，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923年，王一知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向警予领导的上海妇女协会工作，并担任团中央的妇女委员。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教务长是瞿秋白。
1925年1月，王一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在上海召开，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等重大问题。
会后，王一知参加了五卅运动，在国民议会促进会做统战工作。
1925年5月30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
王一知参加了抬尸游行，和成千上万的群众一起，抬着顾正红的遗体，从日本纱厂游行到公共租界，要求惩办凶手，取消不平等条约。
就在上海大学，王一知再次遇见了那个叫张太雷的年轻人。
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师生、同志，而是发展成为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二】与张太雷的革命岁月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
他8岁丧父，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抚养他长大。家境贫寒，可母亲坚持让他读书识字。
9岁时，张太雷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书，插班就读二年级。
他学习成绩优异，13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
在中学期间，他与瞿秋白相识，两人成为挚友，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张太雷和瞿秋白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两人因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而受到警告，愤而离校。
张太雷随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
在北洋大学期间，他通过一位名叫福克斯的教授，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
鲍立维是俄共党员，经常给张太雷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借给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张太雷如获至宝，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秘密翻译这类书刊，分送给同学好友阅读，成为最早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发起组织了"社会建设会"，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长。
他率领学生去北京请愿，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代表。
在这场运动中，他与周恩来结下战斗友谊，并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
1920年6月，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关于他是否领取了毕业证书，历史上有不同说法。
瞿秋白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提到，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
可王一知在回忆中说，张太雷因参加驱冯运动被开除。
实际上，北洋大学为张太雷印制了毕业证书，可他本人并未领取，而是立即投身革命工作。
毕业后，张太雷选定了走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10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同年11月，他受北京党组织的委派，组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
关于"张太雷"这个名字的由来，王一知后来回忆说，不只是"泰来"的谐音，更有"愿把自己化为大雷，震醒顽痴，打击强横"的寓意。
这个名字，成了他为改造旧世界而奋斗的誓言。
1921年春，张太雷赴苏联工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他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1年8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张太雷正在国外。
一大以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刚从苏俄回来的张太雷负责此项工作。
1922年5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负责筹备工作，团一大的主要文件起草工作也由他承担。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曾任青年团中央总书记。
1923年到1924年间，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教英文课。
这个26岁的年轻教师，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英语流利得像母语一样。
他讲课时先用英文讲一遍，再用中文详细解释，务必让每个学生都听明白。
张太雷的外语水平极高，英语非常流利，还会俄语。
他受党的委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整日忙碌，以超人的精力搜集和整理资料，在许多重大会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课余时间，他喜欢和学生讨论问题，采用启发式的方法解答疑惑。
即使有学生与他争辩，他也从不急躁，而是和颜悦色地据理而论。
他在讲台上是学生的良师，下课后是学生的益友。他喜欢跟学生开玩笑，只要他在场，气氛总是愉快活泼的。
这一切，深深吸引了王一知。
1924年8月到1925年初，张太雷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身兼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总书记、《向导》杂志编委、《民国日报》主笔等多个职务。
王一知在团中央妇委工作，工作关系使两人接触频繁。
共同的革命理想，相近的人生追求，让这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
1925年春天，在瞿秋白的推荐下，中央派张太雷前往广州，担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
王一知作为张太雷的助手一同前往。
就在广州，24岁的王一知和27岁的张太雷结为夫妻。从结婚的第一天起，革命工作就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在广州，王一知在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主编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周刊。
最初，她不太会写文章，也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
张太雷鼓励她，笔杆和舌头是革命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
在这个时候，群众多么需要有人写文章、讲话啊。
在丈夫的鼓励下，王一知大着胆子到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光明》周刊上发表文章。
《光明》周刊创刊后，邓颖超、蔡畅等人都在这份周刊上发过文章，王一知也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妇女参加革命。
1926年底，张太雷和王一知随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这时，王一知已经怀孕。
为了让张太雷能安心工作，1926年7月下旬，她回到上海待产。
1927年10月20日，王一知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知春。
孩子满月那天，张太雷高兴极了，在家里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家中庆贺。
大家谈笑风生，屋子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对张知春特别喜爱，抱着孩子逗了很久。
可第二天一早，满月宴的欢乐气氛还没散去，张太雷就匆匆提着一口箱子出门了。
王一知几次要起床相送，都被他拦住了。张太雷说，你刚生完孩子，要多休息，我很快就回来。
王一知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诀别。
1927年，是中国革命最黑暗的一年。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接着，长沙发生"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了。
在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张太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他深知这次起义的艰险，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927年12月上旬，王一知带着刚满月的儿子张知春到达香港，计划等广州起义胜利结束后，与张太雷在香港团聚。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会议。
凌晨3时30分，随着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广州起义爆发。
经过数小时激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
清晨，张太雷身穿戎装，系着红领带，在刚攻克的国民党广东省立公安局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
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由此诞生，它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
张太雷担任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可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只维持了三天。
1927年12月12日，敌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疯狂反扑。
张太雷和叶挺等指挥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
在得知敌军从观音山向总指挥部扑来的消息后，张太雷立即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等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车行至惠爱西路时，前面突然出现一群身着便衣的反动武装，他们是广州机器工会的工贼。
枪声骤然响起。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了血泊中。
据在场的人回忆，张太雷中弹后还用俄语喊着"保护共产国际代表"，一边和警卫开枪还击。
这个29岁的年轻革命者，成为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了，张太雷牺牲了。在这次起义中，共有5700多名起义者壮烈牺牲。
在香港等待团聚消息的王一知，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噩耗。
她和张太雷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年多。孩子张知春，根本没见过父亲几面。
痛失丈夫的王一知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
可她没有时间沉浸在悲痛中。
白色恐怖下，她必须尽快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来看望她，帮她安排生活，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
瞿秋白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写道："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1928年春，王一知回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地下工作环境极其危险，她原本打算把儿子张知春送回湖南老家，交给张太雷的原配夫人陆静华抚养。
可护送人员中途被杀，张知春辗转被人寄养在北平慈幼园。
直到1938年，孩子才被接到延安，1939年又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
母子分离，丈夫牺牲，前路茫茫。
可王一知没有退缩。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坚持白区城市地下斗争，这一干，就是整整10年。
【三】上海滩上的"全职太太"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取得成功。
1938年初，奉周恩来之命，王一知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龚饮冰从芷江回到上海，接受了一项极其重要也极其危险的任务——建立秘密电台，收集日伪情报，向延安报告。
龚饮冰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建业银行总经理。
王一知的身份是"全职太太"，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每天买菜做饭，操持家务，偶尔串串门，与邻居聊聊天，看起来与千千万万的上海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区别。
谁能想到，这个每天提着菜篮子在街上走的中年妇女，实际上是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是连接延安和上海的秘密纽带。
王一知夫妇在一个时期内，共建立、领导三个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电台：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
王一知兼任三个台收送密电的秘密交通员。
在日伪统治的上海，敌人的特务机构遍布全城。
日本宪兵队、汪伪76号特务机关、租界巡捕房，都在日夜搜捕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无线电侦测车在街头巡逻，只要有电台发报，很快就能测定大致方位。
王一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一个"串门"的家庭妇女身份，在三个秘密电台之间穿梭。
她装作普通的邻里走动，实际上传递着最机密的情报和指示。
每次出门，她都要仔细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走过的路线是否安全，连提菜篮子的手法都要讲究，不能让人看出任何破绽。
194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王一知去李白家"串门"。
李白，这个名字后来被写进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千千万万地下工作者的缩影。
电影里的李侠，原型就是李白烈士；电影里的女交通员，原型就有王一知。
那天天气闷热得厉害，李白一家住在亭子间，没有电扇，屋子里像蒸笼一样。
王一知看到李白和妻子裘慧英满头大汗，连电台机器都烫手，心里很不忍。
她回去就找负责后勤的季建石，说机器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容易出故障，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可她万万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李白电台就出事了。
194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前一天。这一天，李白电台被日本军警侦破，李白夫妇被捕。
消息传来的时候，王一知正在家里准备晚饭。
她放下手中的活，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李白被捕，敌人很可能顺藤摸瓜，找到其他两个电台，找到她和龚饮冰。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整个地下网络的安全。
王一知没有慌乱。
她镇定地换了身衣服，提着菜篮子出门了。
按照事先约定的紧急联络方式，她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另外两个电台的人员，让他们立即转移。
当天晚上，王一知和龚饮冰还将家里的财产做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项交给党组织。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悄然撤离了上海。
撤离上海后，王一知夫妇辗转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历时数月，才最后到达重庆。
一路上，他们要躲避日伪军的盘查，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到了重庆后，王一知在四川合江国立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表面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师，认真教书，关心学生。可暗地里，她仍在为党搜集情报，联络同志，传递消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8月底，一个让所有地下工作者激动不已的消息传来：伟人、周恩来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王一知的心情难以形容。
她在白区工作了将近20年，日夜思念的党中央领导人，如今近在咫尺。
可她知道，作为地下工作者，不能贸然去见。她只能默默关注着谈判的进程，等待着可能的召见。
终于，机会来了。一天晚上，一辆汽车把龚饮冰、王一知和他们的女儿伊红接到了红岩。
当王一知见到伟人、周恩来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在白区工作了将近20年，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目睹了无数战友的牺牲，如今终于见到了党中央的领导人。
王一知向伟人恳求，希望能到延安去锻炼和改造。
她在白区工作太久了，太想回到革命队伍的怀抱里了。她想到延安去，看看那片红色的土地，看看那些并肩战斗的同志们。
可伟人告诉她，白区工作同样重要，需要她这样有经验的同志继续坚持。
革命胜利还需要时间，地下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像她这样在敌占区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也接见了她，表扬了她在上海电台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希望她继续做好党的地下工作。
周恩来还特意提到了李白，说李白同志被捕后表现英勇，没有暴露组织，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王一知只好把去延安的想法压在心底，继续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王一知夫妇又回到了上海。
龚饮冰的身份是建业银行总经理，王一知还是"家属"，做的工作仍是地下交通员。
这一次，她见证了李白烈士最后的时刻。
李白在被捕后，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抗日民主人士的保释，于1943年5月获释。
获释后，他继续从事地下电台工作，为上海解放做准备。
1948年12月30日，李白再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1949年5月7日，就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夜，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王一知听到这个消息时，悲痛欲绝。
这个和她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这个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被称为李侠的英雄，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他没有看到上海解放，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这成了王一知心中永远的痛。
多年后，王一知写下了《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用文字记录下那段生死与共的岁月。
她在文中写道，李白同志是真正的英雄，他的精神永远不会消逝，就像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在空中回荡。
1948年4月，按党的指示，王一知去了香港。
这里，是她21年前带着襁褓中的儿子，等待与张太雷团聚的地方。
21年过去，物是人非，她已经从一个26岁的年轻母亲，变成了47岁的中年妇女。
站在香港的街头，王一知常常想起1927年12月的那些日子。
那时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每天都在等待张太雷的消息，盼望着一家三口团聚的时刻。可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
21年了，整整21年。
张太雷如果还活着，今年该50岁了。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还戴着那副眼镜，还是那样温文尔雅？
儿子张知春如果在身边，也该21岁了，正是父亲牺牲时的年龄。
可这些，都只能是想象了。
1949年2月，王一知接到党的通知，从香港北上，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此时的西柏坡，正处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时刻。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央在西柏坡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人，基本上消灭了长江以北国民党的军事主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2月期间，西柏坡接待了多批来访的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
2月14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飞抵北平。2月22日，他们飞往石家庄，然后乘汽车到西柏坡，伟人、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他们，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天，伟人、周恩来又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称赞傅作义为了人民利益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
就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时期，王一知来到了西柏坡。
21年来，她化悲痛为力量，在上海、重庆的敌占区里穿梭，用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身份，掩护着党最机密的电台工作。
她亲手建立了三个直达延安的秘密电台，见证了李白烈士的被捕与牺牲，经历了无数次险象环生的时刻。
如今，当三大战役的炮声敲响新中国的钟声，这个在黑暗中潜行了21年的女人，终于回到了光明里。
伟人、朱德、周恩来三位领导人接见了她。
他们对王一知说，解放后，她可以在共和国中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以王一知的资历，她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党内的资格比很多高级干部都老。
她在白区工作21年，建立秘密电台，担任地下交通员，功勋卓著，完全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周恩来曾经表示，希望她能领导妇女工作。
以她的经历和能力，担任全国妇联的领导职务完全够格。
中央组织部也准备安排她在教育部担任重要职务，至少是副部长级别。国家给她定的级别是行政8级，享受部长级待遇。
站在西柏坡的会议室里，当三位领导人征求她的意见时，王一知的脑海里闪过许多画面。
张太雷牺牲时只有29岁，还有那么多理想没有实现，还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做。
李白烈士牺牲在黎明前夜，连新中国的阳光都没看到。
还有多少战友，倒在了黑暗中，永远看不到光明。
他们牺牲，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后代能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社会里成长。
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后半生，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而当王一知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选择时，她的回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