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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时任俄亥俄州新晋参议员的JD·万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的最佳外交政策?不发动任何战争》的专栏文章,以此作为对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公开背书。万斯在文中含蓄地指出,尽管特朗普时常在公开场合语出惊人甚至显得缺乏分寸,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深谙现实政治的外交家。
他坚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通过“强硬的威慑性言辞与实质上的克制手段相辅相成”,在果断出击与谨慎行事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然而,如果万斯真的对自己笔下的这番宏论深信不疑——考虑到他一贯难以捉摸的政治立场,这点实难断言——那只能证明,他同样深陷于“特朗普反战”这一广为流传的政治幻觉之中。无独有偶,现任特朗普政府国家情报总监的塔尔西·加巴德显然也对此深信不疑。这位早年曾四处兜售“绝不与伊朗开战”文化衫的政客,在2024年倒戈支持特朗普时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她“无比确信,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带领美国彻底远离战争的悬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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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特朗普精心包装为“和平倡导者”的荒谬叙事,正是其2024年竞选团队倾尽全力推销的核心卖点。然而,这一论调的基石,实则是对特朗普过往履历与其根深蒂固的性格特质的刻意曲解与粉饰。诚然,在诸如“国家建设”与“全球民主推广”等传统议题上,特朗普确实与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分道扬镳。早在2016年,他便敢于直言不讳地将伊拉克战争斥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并以此作为与共和党内建制派竞争对手划清界限的政治筹码。
但必须看清的是,特朗普骨子里真正憎恶的从来都不是武装冲突本身,而是无谓的“牺牲”——在他看来,美国的绝对实力绝不应被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或国际社会的舆论枷锁所羁绊。正如他在2015年的一场竞选集会上所袒露的心声:“我非常擅长战争。在某种层面上,我甚至热爱战争,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是赢家。”回溯他当年猛烈抨击伊拉克战争的核心逻辑,其关键诉求之一,竟是痛斥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未能顺手牵羊夺取伊拉克丰厚的石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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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真地以为特朗普与自身立场高度契合的右翼孤立主义者,显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他们将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的做派,生硬且过度地推演到了国际舞台。在处理美国国内事务时,特朗普确实全盘承袭了传统的反动本土主义思潮:他高举反移民大旗,对自由贸易充满敌视,甚至对“约翰·伯奇协会”式的古早阴谋论情有独钟。正是得益于他的推波助澜,帕特里克·布坎南当年被视为异端、惨遭边缘化的极端保守理念,如今已堂而皇之地跃升为共和党内部的主流共识。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领域,特朗普从来都不是布坎南的忠实信徒。
他的外交理念过于随性且反复无常,其政治基因深处始终涌动着难以遏制的好战本能。诚然,特朗普在战术上的确与某些对海外干预持怀疑态度的“古保守主义者”结成了同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源于他自身那种能够吸纳各类右翼边缘势力的独特政治引力。在另一些时刻,他又能与新保守主义阵营中最狂热的鹰派势力打得火热,尤其是在那些充斥着反穆斯林情绪的极端派系中如鱼得水。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由他钦点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迈克·赫卡比,近期在接受知名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专访时,竟公然表示,即便以色列最终占领中东的绝大部分领土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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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政治修辞的迷雾,事实的真相愈发清晰:特朗普的外交路线与其说是对新保守主义的彻底背弃,倒不如说是该理念在民粹时代的野蛮变种。毕竟,那些幻想着依靠坚船利炮和枪杆子在全世界强行播撒民主种子的前左翼知识分子,仅仅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其中一块版图。这股思潮的另一条核心精神脉络,同样深深根植于对传统外交手腕的极度蔑视,对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协调机制的嗤之以鼻,以及一种近乎狂热的执念——即认为一个陷入相对衰落的美国,唯有通过赤裸裸的国际侵略与强权施压,才能重新焕发帝国的生机。
早在2002年,时事评论员乔纳·戈德堡在《国家评论》撰文时,就曾援引新保守主义理论巨擘迈克尔·莱丁的一段惊世骇俗之语,极其精准地勾勒出了这种帝国主义精神的内核:“每隔十年左右,美国就该在世界地图上随便挑一个破落小国,将其拎出来狠狠教训一番,以此向全世界昭示我们的铁血决心。”充满戏剧性的是,这位鼓吹“杀鸡儆猴”的莱丁,后来恰恰与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共同撰写了战略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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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一项无法回避的冰冷数据便是无人机暗杀行动的急剧飙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统计,特朗普在入主白宫的前两年内,便悍然下达了高达2243次致命空袭指令;作为对比,其前任奥巴马在整整八年任期内的空袭总数也不过1878次。此外,他粗暴地推翻了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中东政策底线——即认定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扩建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这一极具挑衅性的举动,不过是他疯狂向美国极右翼势力抛售政治媚眼的大量举措之一。诚然,在表面上看,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并未爆发全新的大规模战争,但在历史的后视镜中重新审视,这似乎更多地应归功于地缘政治的侥幸与运气,而非其刻意为之的战略克制。
2020年,当特朗普下令使用无人机精准刺杀伊朗军方最高实权人物卡西姆·苏莱曼尼时,《华盛顿邮报》的内幕报道披露,这一疯狂的决定“令五角大楼和情报界的部分高层官员感到无比的意外与震惊,毕竟军方长期以来都在极力避免引发中东局势的全面失控”。如果说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暗杀最终并未引爆一场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那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美国的威慑,而是源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极大战略克制。甚至有可靠报道指出,德黑兰方面在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之前,曾向美国提前通报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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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似乎从他首个任期的鲁莽行径中总结出了一条危险的经验:在国际舞台上摆出好战姿态并不需要付出实质性的政治代价。这种认知直接导致其在重返权力核心后变得愈发变本加厉。据美国知名政治新闻网站爆料,特朗普“仅仅在2025年批准执行的单独空袭次数,便已远远超过了拜登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鉴于其死忠选民基本盘对这种行径未形成任何实质性的阻力,他在国际事务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在治国理政的诸多领域,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永远试图将事态推向最危险的极限边缘,直到有人出面阻止他才会勉强收手。本周一上午,现任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一场充斥着任性与夸夸其谈的新闻发布会上公然宣称,美国现今正在“按照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作战,毫无保留地行使超级大国的最大权力。这里不再有那些愚蠢透顶的交战规则,不再有陷入国家建设的无底泥潭,更不再有虚伪的民主建设练习。”如此跋扈的发言,无疑是对“特朗普主义”最精准的注脚。特朗普的本质,从来就不是不打仗的和平鸽,而是一个在国际秩序中彻底不守规则的破坏者。
来源:The Idea That Trump Was Antiwar Was Always Delu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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