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毅：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千亿企业？

原创何志毅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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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何志毅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

来 源：正和岛年度图书《千亿密码》

虽然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GDP一直稳居全球第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者说各个产业的领军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我理解本书（《千亿密码》）中的“千亿”是一个概念，表达一种规模、一种地位、一种雄心。

虽然仅有规模，企业未必能做到世界一流或产业领军，但没有规模，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有地位的世界一流企业或产业领军企业的。没有质量的规模不但毫无意义，甚至有害。我们绝不鼓励企业拼凑规模，为了规模急功近利而昙花一现。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下，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与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组织相比，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和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以分工协作的方式聚集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群。很多大企业的雇员达到了几十万。

大企业是社会经济进步、产业进步、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在市场竞争和社会规范中不断进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预言未来的技术进步将使企业越来越小，大企业会像恐龙一样消亡。事实并非如此，技术的进步反而导致企业越来越大。

2024年，企业的最高全年平均市值是3.16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52万亿元），营收最高是68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5万亿元），利润最高是109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782亿元）。企业未来的规模边界是什么？至少现在看不到。

有一种价值观认为，小的就是美的。这是对众多中小企业的赞美。中小企业固然重要，但小的不一定都是美的，大的不一定都不美。例如，万里长城就很美。何况，建设大而美的工程，比建设小而美的工程难十倍、百倍，或者说，其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更何况，在中国这样几千年历史上就是大而美的国家里，没有理由不出大而美的企业。国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支柱是产业。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用8年时间研究全球上市公司，研究中国公司在全球尤其是在各个产业中的地位之动因。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我在数据中看全球大企业，还是去美国实地看大企业，都有望洋兴叹的感觉。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中国也有了大而美的企业。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我们呼唤，我们期待。我想，这就是本书出版的理由。

站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节点，我想结合我们团队持续8年研究全球产业的成果，谈一谈什么是千亿企业？千亿企业对当下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意味着什么？研究千亿企业的必要性何在？如何突破瓶颈，成为千亿企业？

首先要界定一下，所谓的千亿，依据的是什么指标。主要有五个：市值（或估值）、营收、净资产、总资产和利润。当然还有税收和研发投入。我认为，就产出指标而言，市值（或估值）、营收、利润是最重要的。

从财务分析的视角看，市值、营收、利润分别代表企业价值的不同维度，市值本质是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认同，是一种价值的综合体现，包含着对未来成长的预期；营收体现经营规模；利润体现经营效益。一般来看，科技型企业侧重市值，传统企业关注营收规模，但所有企业最终都须回归可持续的利润。

此外，无论货币单位是元还是美元，都是衡量企业不同规模的指标。我们对知一数谱产业数据库中截至2024年末的4861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扫描，将符合上述任一指标的企业均称为千亿企业，我们对千亿企业进行了基本描绘，并形成了千亿企业的产业分布地图。我们对全球千亿企业以美元为计量单位，对中国千亿企业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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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千亿企业

1. 全球篇：全球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

全球范围内市值达到千亿美元的企业共有162家，分布在1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94家，占58.0%；中国17家，占10.5%。全球范围内营收达到千亿美元的企业共有80家，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39家，占48.8%；中国15家，占18.8%。

中国在市值或营收方面达到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合计24家，分别是阿里巴巴、工商银行、贵州茅台、华为、建设银行、京东集团、宁德时代、农业银行、拼多多、腾讯控股、招商银行、中国海油、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神华、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铁建、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中国中铁、中信股份。

利润数据显然不可能与市值和营收数据同一级别。全球利润达到千亿美元的企业仅有3家，分别是沙特阿美、苹果、Alphabet。接近千亿美元利润的还有几家，例如微软、伯克希尔·哈撒韦和英伟达。全球范围内利润达到百亿美元的企业共有89家，分布在1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37家，占41.6%；中国18家，占20.2%。

综上，全球范围内，在市值或营收方面达到千亿美元规模，或者在利润方面达到百亿美元规模的企业，一共219家。其中中国有27家。能够同时达到市值过千亿美元、营收过千亿美元、利润过百亿美元的企业（以下简称“千千百”）只有35家。

其中美国19家，中国8家，德国2家，日本、英国、法国、瑞士、韩国、沙特阿拉伯各1家。中国的8家企业分别是中国石油、阿里巴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中国移动、华为。其中，金融企业4家、非金融企业4家。这35家企业可以作为全球千亿（美元）企业的标杆。

在此我们强调，仅有规模而利润不高的企业不足以成为标杆。依据GICS（全球产业分类标准），市值达千亿美元的企业分布在67个产业中，包括综合性银行、半导体产品、制药、综合性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与国防、医疗健康设备、生物科技、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产业。

在GICS的四级产业中，32个产业中有营收超过千亿美元的企业，其中金融领域16家、能源领域16家、非日常消费领域13家。此外，35个产业中有利润超过百亿美元的企业，其中金融领域36家、能源领域9家、通信业务领域9家、信息技术领域9家。

拥有全球千亿美元规模企业数量排在前十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瑞士、印度、俄罗斯、荷兰。

2. 中国篇：千亿元规模的企业

（1）千亿元市值企业。按照2024年平均汇率7.1217换算，千亿元约为140亿美元。以此为标准进行统计，全球范围内市值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共有1318家，分布在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501家，占38.0%；中国148家，占11.2%；日本96家，占7.3%。

在GICS（全球产业分类标准）的163个四级产业中，17个产业尚未产生千亿元市值的企业，包括无人机、家具、教育服务、机器人、非传统电信运营等，146家千亿元市值企业集中在金融、工业、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领域。

中国千亿元市值企业分布最多的十大产业是综合性银行、投资银行业与经纪业、蒸馏酒与葡萄酒、建筑机械与重型运输设备、包装食品与肉制品、区域性银行、煤与消费用燃料、建筑与工程、综合电信业务、可再生能源发电。

（2）千亿元营收企业。全球范围内营收达到千亿元的企业共有993家，分布在4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98家，占30.0%；中国159家，占16.0%；日本99家，占10.0%。在163个GICS四级产业中，41个产业尚未产生千亿元营收企业，包括无人机、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互联网服务与基础架构、电子设备与仪器、机器人等，而122家千亿元营收企业集中在工业、金融、非日常消费、日常消费等产业领域。

中国营收达千亿元企业分布最多的十大产业是综合性银行、建筑与工程、房地产开发、贸易公司与经销商、汽车制造、钢铁、多品类零售、煤与消费用燃料、家用电器、信息技术与外围设备。

（3）百亿元利润企业。全球范围内利润超过百亿元（约合14亿美元）的企业共有820家，分布在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74家，占33.4%；中国102家，占12.4%；日本61家，占7.4%。在163个GICS四级产业中，45个产业尚未产生百亿元利润企业，包括基础化工、多元化工、化肥与农用化工、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等，而118家百亿元利润企业集中在金融、工业、非日常消费等产业领域。

综上，全球范围内，在市值或营收方面达到千亿元规模，或者在利润方面达到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一共1690家，其中中国有229家。能够同时达到市值千亿元、营收千亿元、利润百亿元指标（千千百）的有522家，其中美国有195家，中国有65家。

中国企业在利润达到百亿美元的基础上实现千亿美元市值或营收的企业有15家，接近指标的有2家。单独利润一项达到百亿美元的还有3家。其中，市值最高的是腾讯，营收最高的是中石化，利润最高的是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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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研究千亿企业

千亿企业对中国经济而言有重要的意义。

先从全球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说起。国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支柱是产业，产业的支撑是领军企业，即千亿企业。它们不仅是产业创新的源泉，更是产业链的“链主”，能拉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甚至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以中国为例，我们的研究显示：

2023年，中国16家全球产业冠军企业中，有15家为千亿企业，这15家企业以0.2%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贡献了各自产业10%的市值、8%的营收和10%的利润；

2023年，中国有70家全球产业领军企业（其中93%为千亿企业），占上市公司数量的1%，贡献了各自产业25%的市值、26%的营收和43%的利润，市值占GDP22%，营收占GDP19%。

这组数据直白地告诉我们，千亿企业是中国经济“以点带面”发展的核心引擎——它们越强，产业生态就越活跃，经济底盘就越扎实。

再来看全球竞争。美国以56%的冠军企业占比主导着全球产业高地，日本、德国等传统工业强国也凭借百年领军企业（平均寿命143年）保持着技术韧性。中国虽已稳居全球产业综合实力第二位，但与美国的领军企业数量比仅为0.28（80家：290家），且在高端制造、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中国千亿级企业的国际话语权仍显不足。

在这种背景下，培育更多千亿企业，本质是在争夺全球产业规则的“制定权”——只有我们的千亿企业在163个全球四级产业中占据更多“冠军位”和“领军位”，中国经济才能从“规模追赶”转向“价值引领”和“创新引领”。

那么，研究千亿企业的必要性何在？

其一，它是破解“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切口。中国已有大量“500强”（其实是“500大”）企业，但部分企业依赖的是资源或政策红利，在创新投入、品牌影响力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仍有差距。

我们在百年领军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全球652家领军企业中33%是百年企业，百年企业的市值、营收、利润、净资产、资产回报率、销售利润率平均值，均高于这652家领军企业总体的平均值。这为中国企业如何做到“又大又强又久”提供了参照。

系统研究千亿企业的成长路径、创新模式和抗周期能力，能帮助我们识别哪些千亿企业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基因”，哪些需要通过改革进行优化。

其二，它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链主”企业的牵引。在医药、信息通信技术（ICT）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美国千亿企业通过“技术+资本”双轮驱动，已形成“研发—生产—全球市场”的闭环，而中国千亿企业在关键技术环节仍存在“断点”。研究这些千亿企业的产业链布局，能精准定位“卡脖子”环节，为政策扶持、资源倾斜提供数据支撑。

其三，它是应对全球变局的“安全锚点”。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个别国家企图用“小院高墙”遏制中国产业升级。

千亿企业作为产业安全的“压舱石”，其抗风险能力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有必要推动更多千亿企业建立“长周期思维”，在研发投入、全球布局、治理结构上实现升级，使这些企业真正成为“百年企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建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未来，要从“产业大国”迈向“产业强国”，必须依靠一批世界级的领军企业。它们不仅是经济数据的“标杆”，更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治理和创新的“名片”。

这正是我们持续研究千亿企业的意义——用数据勾勒路径，以洞察指引方向，最终让更多中国千亿企业成为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定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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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企业成长的历史阶段与产业特征

千亿企业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产业规律、战略选择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千亿企业的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工业革命驱动期（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的千亿企业主要依托的是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产业特征表现为重资产主导，集中于能源、化工、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典型代表如美国的标准石油、通用汽车，欧洲的壳牌、西门子，日本的丰田等。

信息技术革命期（20世纪80年代～2010年），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浪潮重塑了千亿企业的产业地图。IBM、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崛起，产业重心从“硬制造”转向“软服务”与“技术标准”。全球千亿企业中，美国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且集中于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高端产业。

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期（2011年至今），移动互联网、AI、新能源技术（如锂电、光伏）与ESG理念的普及，催生了新一代千亿企业。特斯拉、英伟达、宁德时代等企业崛起，产业特征表现为新兴领域爆发、生态竞争深化、多极化趋势显现等。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全球千亿企业占比提升，但美国仍在核心技术、生态主导权上保持优势。

中国千亿企业的成长进程，既与全球千亿企业成长阶段共振，又因改革开放、制度优势与市场规模，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部“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共振、规模扩张与技术创新交织、本土深耕与全球布局并进”的实践史。

从国企主导的“规模化起步”，到加入WTO后的“市场化加速”，再到目前数字经济时期的“范式跃迁”，驱动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技术革命与政策引导：5G、AI、新能源（锂电、光伏等）技术取得突破，叠加《中国制造2025》（2015年发布）、“新基建”（2020年推出）等政策，推动企业向高端制造与数字经济转型。

第二，内需市场与全球化再平衡：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本土验证—全球输出”的试错空间；同时，外部环境倒逼企业强化“自主可控”的能力。

第三，民营企业创新活力释放：设立科创板（2019年）、北交所（2021年）等，改革资本市场，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宁德时代（2018年上市，2021年市值破万亿元）、比亚迪（2022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等民营企业崛起。

基于此，2024年中国千亿企业中，信息技术（如华为、小米）、互联网（如腾讯、阿里巴巴）、新能源（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生物科技（如药明康德）领域的企业占比提升至35%。

新兴领域的“中国方阵”已逐步形成。华为（鸿蒙系统）、阿里巴巴（数字商业操作系统）等企业从“产品竞争”转向“生态竞争”。国企（如国家电网、中国中车）在能源互联网、高铁等领域发挥“基础支撑”作用，民企（如商汤科技）在消费级无人机、AI算法等领域实现“应用创新”。国企、民企实现“协同创新”。

未来，中国千亿企业须在核心技术突破（如半导体、AI大模型）、生态主导能力（如鸿蒙、星链）、全球化韧性（如应对外部变化）上持续发力，这样才能从“规模追赶”转向“价值引领”，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占据更核心的位置。

中国千亿企业的破局方向

全球产业格局正处于“技术跃迁+制度重构”的关键期，随着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2020年）、“双碳”目标（2020年），千亿企业的成长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创新+生态主导”，部分领域（如新能源、数字经济）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中国企业要把握以下三大战略机遇。

1. 新兴技术革命：在“无人区”实现技术卡位

战略上，要锚定产业制高点。全球产业演进史表明，伟大企业的诞生往往与产业革命周期高度耦合。

有研究发现，近二十年新晋千亿企业中有73%集中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特斯拉的成功本质上是因为抓住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时间窗口”。部分传统产业巨头因未能及时调整战略（如柯达在数码影像时代的滞后），最终被产业浪潮淘汰。这也对其他企业敲响了警钟。

数字经济（如AI、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如氢能、核聚变）、生物科技（如合成生物学）是未来30年的产业主赛道。中国企业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半导体设备、AI芯片等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

创新方式上，要构建“技术——市场”双螺旋。千亿企业普遍实现了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的动态平衡。

苹果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实验室技术（如多点触控）转化为消费体验革命，而亚马逊则开创性地将云计算技术（AWS）转化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宁德时代和特斯拉深度合作，将锂电技术转化为全球动力电池标准，可延伸至储能、电动船舶等场景。

2. 产业生态重构：从“链主”到“生态主”

全球产业竞争已从“供应链管理”转向“生态系统主导”。当代产业竞争已超越单一产品维度，进入生态系统对抗阶段。

根据一项调研结果，千亿企业中，有86%构建了自有产业生态。微软通过Azure云平台整合开发者、企业客户与合作伙伴，形成了“数字商业操作系统”。这种生态化生存模式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业话语权与抗风险能力。

中国企业需开放平台能力。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扩大会导致效率递减。但对谷歌、华为等企业的跟踪研究发现，它们通过“平台型组织+敏捷单元”架构破解了这一难题。

此外，阿里巴巴的“中台战略”使数万人的组织保持创业公司般的创新活力，而西门子通过“公司风险投资”（CVC）机制持续孵化新业务。这些实践为大型企业组织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推动跨产业融合，可参考亚马逊（电商+云+内容）；探索“制造+服务+数据”的融合模式，可参考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

3. 制度性机遇：“双循环”战略与ESG价值化的政策红利

“双循环”战略：中国内需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试错空间”，如比亚迪依托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积累技术，再向欧洲、东南亚地区输出。有研究显示，千亿企业平均在4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ASML（阿斯麦）的光刻机业务之所以难以替代，关键在于其整合了德国光学、美国控制系统等全球顶尖供应链资源。但近年外部环境变化加剧，企业须重新平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这从TikTok的“数据本地化”策略中可见一斑。

ESG价值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2026年开始实施）、国内“双碳”目标倒逼企业转型。比如，维斯塔斯（风电）通过“零废工厂”获得估值溢价，联合利华的“可持续生活计划”使产品获得了28%的溢价能力。中国企业可通过绿色技术抢占全球低碳市场。

基于对全球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提炼出千亿企业成长的四大典型范式。

范式一：技术突破型（典型案例：英伟达、ASML）。ASML极紫外光刻机（EUV）的研发累计投入超过200亿欧元，最终构建起包含10万项专利在内的技术护城河，并主导了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际标准制定。

范式二：生态主导型（典型案例：苹果、蚂蚁集团）。苹果AppStore通过iOS系统建立用户基础，吸引开发者形成200万+应用规模，最终通过30%的分成规则实现“轻资产盈利”。

范式三：产业整合型（典型案例：伯克希尔·哈撒韦、丹纳赫）。丹纳赫的DBS管理系统，通过将精益管理方法论植入被收购企业，平均实现运营成本下降28%、库存周转率提升40%。

范式四：需求创造型（典型案例：特斯拉、Netflix）。特斯拉的颠覆性在于将电动车从“续航焦虑”的交通工具重新定义为“智能移动终端”，并通过OTA升级持续强化用户依赖。

这些范式不仅揭示了企业从优秀迈向卓越的内在规律，更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参照。

站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节点，当我们用数据勾勒出千亿企业的全球图谱时，既看到中国企业的崛起之势，也清晰感知到我国企业与美国等领先国家的企业的差距。

这些数字不仅是企业规模的标签，更是全球产业实力的“晴雨表”——它告诉我们：从“产业大国”迈向“产业强国”，中国千亿企业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结果，更深层的差距藏在产业结构与核心能力的“质量代差”中。

高端产业缺位：全球千亿美元市值企业中，美国企业占比近40%，其中信息技术领域有21家、医疗健康领域有17家，而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仅有1家（华为），医疗健康领域没有；千亿美元营收企业中，美国在非日常消费领域有4家，在信息技术领域有3家，覆盖电商、云计算等高附加值领域，中国则集中在建筑（4家）、能源（2家）等传统领域。

技术主导权不足：全球千亿美元市值企业中，半导体产品（10家）、生物科技（4家）等“卡脖子”领域的领军企业几乎被美国垄断（如英伟达、ASML）；中国千亿企业在半导体设备、AI大模型等核心技术环节仍依赖外部，技术护城河厚度不足。

全球研发费用超百亿元的企业共189家，其中美国71家、中国37家、日本20家、德国15家；研发费用超百亿美元的17家企业中，美国有11家，而中国只有华为1家。

生态主导能力薄弱：美国千亿企业（如苹果、亚马逊）通过“平台+数据+规则”构建全球生态，用户与开发者规模超十亿级；中国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虽在局部场景形成生态，但覆盖广度与规则制定权与美国企业相比仍有差距。

今天的中国千亿企业，既有工商银行、中石化这样的“传统巨头”（全球利润、营收前20强），也有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新势力”（新能源赛道全球领跑），更有华为、腾讯这样的“生态建设者”（鸿蒙、微信生态覆盖数亿用户）。这些企业的成长史，既是一部“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共振”的实践史，也是一部“规模扩张与技术创新交织”的奋斗史。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企业也是如此。任何不成功的企业都是因为有短板，任何成功的企业不仅没有短板，还有一两块明显的长板，长板在没有短板的基础上才起作用。

千亿企业更是如此，企业越大，越不能有短板，还要树几块长板。读者应该能够在本书的十篇案例中感悟其长板。如果一定要说三个千亿企业的特征，那么应该是这三个：一是企业创始人和团队有打造千亿规模的雄心，二是选择具有万亿规模的产业和市场，三是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本书收集了十个中国千亿企业案例，比亚迪、小米、TCL、美的、美团是上市公司，华为、希音、TikTok、东方希望、vivo为非上市公司。

这仅仅是中国千亿企业的冰山一角。我查阅了本书10个案例中6个公司的数据，详见下图。

本书10个案例中6个公司的数据

在我们的全球产业数据库中，这6个公司都是我们综合评价的全球领军企业。华为是全球通信设备产业冠军，美的是全球家用电器产业冠军，比亚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亚军，美团是餐饮产业亚军，小米是信息技术与外围设备产业殿军，TCL主要产业电子零部件排名全球第五。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优秀企业的效率和研发投入水平。例如，华为的营收利润率为9.2%，净资产回报率为15.1%，在这样的基础上，其研发投入是利润的2.2倍。比亚迪的净资产回报率为21.6%，美的、美团的净资产回报率都接近20%。显然，这些企业具有典型的千亿企业代表意义。

从创立到达到千亿元营收，美的用了42年，TCL用了33年，比亚迪用了22年，华为用了21年，美团用了10年，小米用了7年。我相信这一组数据也许激励了本书读者中具有打造千亿规模雄心的企业家。

在未来的全球产业地图上，中国将产生更多的全球千亿美元级别的产业冠军企业和领军企业，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生物科技等主赛道成为“标准制定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产业大国”到“产业强国”的跨越。这不仅是企业的使命，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底气。

作者简介：何志毅，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