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瘫痪,为了减轻妻子的重担,他无奈提议:再招一个男人进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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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高建国瘫在床上,像一块没用的破木头。

他看着媳妇周秀云的腰一天比一天弯,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糙,终于提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都戳脊梁骨的建议。

他说,秀云,咱家再个男人进来吧。

周秀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骂他疯了,不是人。

可后来,当那个叫杜小军的年轻男人真的扛着铺盖卷住进院里的小杂屋时,整个红星厂家属院的空气都变得黏糊糊的,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九十年代的北方工业小城,时间是跟着红星机械厂的汽笛走的。

早晨六点一声长鸣,家属院的烟囱里就争先恐后地冒出灰白的炊烟,混着一股子煤球味儿。

傍晚五点又是一声,男人们就从厂区大门里潮水一样涌出来,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后座上要么是刚买的白菜,要么是自家调皮的娃。

高建国就是这潮水里最显眼的那一朵浪花。

他三十五岁,是厂里最年轻的车间副主任,技术一把手。



人长得高大,浓眉大眼,走路带风,嗓门也亮。

在厂里,他说句话,底下的人都得掂量掂量;在家属院,他也是个人物。

谁家的收音机不出声了,谁家的水管子漏了,喊一声“建国”,他叼着烟就过来了,三两下准能给拾掇好。

那时候的周秀云,三十二岁,在厂食堂帮厨,人就像她的名字,秀气,文静,话不多。

她最喜欢的事,就是傍晚站在家门口,等着高建国骑着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从巷子口拐进来。

车铃一响,她就知道,她的男人回来了。

儿子高远八岁,刚上小学,皮得像只小猴子。每天最大的盼头,就是他爸回家时能从帆布兜里掏出一根冰棍或者几块水果糖。

那天傍晚,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边的厂房顶上,把天空染成一片橘红色。

高建国又是厂里最后一个出来的,他刚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设备问题,厂长拍着他肩膀说明年分房肯定有他一个大套间。他心里美,蹬车都有劲儿。

一进院,就看见吴嫂在门口水池子洗衣服,看见他便扯着嗓子喊:“建国回来啦!看你这满面红光的,又有啥好事?”

高建国跳下车,把车梯子一打,笑着说:“吴嫂,就盼着厂里多发两斤肉呗。”

他推开家门,一股子炒辣椒的香味扑面而来。

周秀云正围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油烟机轰轰地响。高远从里屋冲出来,一把抱住他的大腿:“爸,爸,今天有糖吗?”

高建国哈哈大笑,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只小小的塑料袋,里面是两块大白兔奶糖。他把儿子举起来,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去,给你妈一块。”

周秀云回头嗔了他一眼,眼角眉梢却都是笑意。

晚饭是三菜一汤,盘子里的红烧肉冒着热气。

高建国喝着二两小酒,听儿子叽叽喳喳讲学校里的事,看妻子在一旁安静地给儿子夹菜。他觉得,这日子就像这碗里的肉,肥得流油,踏实,有嚼头。

吃完饭,他把碗一推,说:“秀云,你歇着,我来。”

他把袖子一挽,端着碗筷就去了厨房。哗哗的水声里,周秀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高大,结实,像一座山,把这个家稳稳地护在身后。

她想,这辈子,有这个男人,就什么都不怕了。

可她不知道,天塌下来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出事那天,是个阴天。

厂里的二号冲压机出了故障,新来的小年轻操作失误,一个关键部件卡死了。

高建国是技术总负责人,接到电话就冲了过去。他让人群散开,自己钻到机器下面去检查。他经验丰富,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就在他指挥上面的人操作,准备把卡住的零件取出来时,头顶上用来固定的一个老化的金属挂钩,毫无征兆地断了。

一声沉闷的巨响。

世界安静了。

再有声音,就是凄厉的尖叫和救护车的鸣笛。

周秀云正在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厂办公室的小李连滚带爬地跑进来,脸煞白,话都说不利索:“秀云嫂子……快……快去医院……高主任他……”

周秀云手里的菜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也听不见了。

医院里的那条走廊,白得晃眼,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想吐。

周秀云靠在冰冷的墙上,像是被抽走了魂。时间一点一点地爬,每一秒都像拿刀子在心上割。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

医生摘下口罩,一脸疲惫和同情。他看着周秀云,嘴巴张了张,最后说出的话像一块冰坨子,砸得她粉碎。

“命保住了。但是……脊椎损伤太严重,胸部以下……高位截瘫。”

高位截瘫。

四个字,像四颗钉子,把周秀云钉在了原地。她看着医生,想问点什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

高建国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

他睁开眼,看见天花板,白得刺眼。他想动一下,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像灌了铅,从胸口往下,没有一点知觉。

他看见了坐在床边,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的周秀云。

“秀云……”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周秀云扑过来,握住他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我……我这是怎么了?我的腿……”他慌了,一种巨大的恐惧从心底蔓延开来。

周秀云咬着嘴唇,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眼泪流得更凶。

高建国看着她,又看了看自己毫无反应的下半身,像一头困兽,猛地挣扎起来,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什么都明白了。

那个傍晚,在医院的病房里,这个一向豪爽仗义、流血不流泪的汉子,把头埋在妻子的怀里,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天,真的塌了。

高建国出院回家,家还是那个家,但一切都变了味儿。

那辆油光锃亮的永久二八大杠被塞进了楼道的角落,落满了灰。

屋子里,高建国躺在床上,那张床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以前他是山,现在,他是这个家最沉重的负担。

厂里的赔偿金,加上工友们的捐款,在医院里就像流水一样花光了。

高建国办了病退,每个月拿到的钱,只够买药。周秀云辞了食堂的工作,因为高建国离不开人。这个家,一下子没了进项。

生活的重担,就这么毫无道理地,全都压在了周秀云一个人身上。

她像一个上满了弦的陀螺,一刻也停不下来。

天不亮就得起。第一件事,是给高建国翻身。他一百六十多斤的个子,瘫了之后仿佛更沉了。

周秀云咬着牙,使出全身的力气,把他从左边翻到右边。接着是擦洗,处理大小便。

这些事,一开始她羞得满脸通红,高建国也屈辱得把脸埋进枕头里。但日子久了,羞耻被麻木取代,剩下的只有程序。

她端着那个搪瓷便盆,屏住呼吸,快步穿过屋子倒掉,再用热水烫了又烫。

屋子里那股混杂着药味和排泄物的气味,怎么也散不掉,像一层油腻的膜,糊在墙上,糊在家具上,也糊在周秀云的心上。

然后是做饭。她得先喂饱丈夫,一口一口,像喂一个婴儿。

高建国常常没有胃口,或者故意不吃,把饭碗打翻。米饭和菜汤洒在被子上,周秀云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收拾干净,再去热一碗。

伺候完丈夫,她才能胡乱扒拉几口饭,然后送儿子高远上学。回来后,就是洗无穷无尽的衣服,尤其是床单被褥。

高建国身体不听使唤,有时会尿床。冬天的水冰冷刺骨,周秀云的手很快就生满了冻疮,红肿得像胡萝卜,一碰就钻心地疼。

为了挣点钱,她从街道接了糊纸盒的活儿。一分钱一个。她把材料堆在床边,一边陪着高建国,一边飞快地动着手。

深夜,儿子睡了,高建国也睡了,她还在灯下坐着,纸盒一个个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她常常累得抬不起头,靠在纸盒堆上就睡着了。

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不到半年,原本还有些丰润的脸颊就塌了下去,眼窝深陷,头发也变得干枯。她才三十三岁,看起来却像四十多岁的人。

身体的累还能忍,心里的累才真是熬油。

高建国变了。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死了,躺在床上的,是一个绝望、暴躁的躯壳。他恨,恨那台机器,恨那个挂钩,更恨自己像个废物一样躺着。

他把所有的恨,都发泄在了离他最近的周秀云身上。

“水!烫死了!你想烫死我?”他会猛地把水杯扫到地上。

“滚!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看着就烦!”

“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我死了你好改嫁是不是?”

最恶毒的话,像刀子一样从他嘴里射出来。周秀云从不还嘴,她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收拾地上的碎玻璃,或者转身走出房间,让他一个人冷静。

她知道,他不是恨她,他是恨自己。

可她的心,也是肉长的。

有好几次,深夜里,她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厨房里,把毛巾塞进嘴里,死死地咬着,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她不敢哭出声,怕吵醒儿子,更怕吵醒那个她既心疼又有点害怕的男人。

哭完了,擦干眼泪,她又回到那个房间,继续过她的日子。

儿子高远也变了。他不再是那只叽叽喳喳的小猴子。他变得沉默,放学回家就自己写作业,自己热饭吃。他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从不大声说话,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惹怒爸爸。

有一次,他看见妈妈坐在小板凳上捶着腰,就跑过去,用他那双小手,有模有样地给妈妈捶背。

周秀云一把抱住儿子,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生活就像一口慢慢熬油的锅,把她所有的青春、精力、希望,都一滴一滴地熬了进去。

转机似乎是杜小军带来的。

杜小军是高建国以前带过的徒弟,从农村来的,二十五岁,长得敦实,力气大,话不多。高建国出事后,他是来得最勤的一个。

他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是一袋子米,有时候是几斤肉,或者一兜子自家种的菜。东西不贵重,但对这个家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接济。

他不像别的工友,来了坐一会,说几句安慰的话就走。杜小军来了,把东西一放,袖子一挽,就开始找活干。

“师娘,煤棚里没煤了吧?我去给你们扛。”

“师娘,这下水道又堵了?我来通。”

“师娘,房顶那块瓦好像松了,我上去给你们看看。”

这些活,以前都是高建国的。他躺在床上,听着院子里杜小军用斧头劈柴的“砰砰”声,听着他扛着煤气罐上楼时沉重的脚步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反复碾过。



杜小军的每一次帮忙,都像一根烧红的针,扎在他的自尊心上。

他看着杜小军轻轻松松地把周秀云怎么也弄不动的煤气罐扛进厨房,看着他三两下就修好了家里接触不良的电灯,看着周秀云递给他毛巾擦汗时,脸上露出的那一丝感激和放松。

一种混杂着羞耻、嫉妒和无能为力的情绪,在他心里翻腾。

他开始变得烦躁。杜小军再来的时候,他会把脸转向墙里,不理不睬。杜小军憨厚,也不在意,跟师父打个招呼,就自顾自地去干活。

高建国就那么听着外面的动静,听着妻子和那个年轻男人之间简短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在嘲笑他的无能。

“小军,歇会儿喝口水吧。”

“没事师娘,我不累。”

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压垮骆驼的,是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雪下得很大,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白了。半夜,高建国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说胡话。

周秀云吓坏了,决定带他去医院。

她想把他弄到院子里的那辆拉货用的板车上。可她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弄得动一个一米八的昏迷男人。她连拖带拽,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把他从床上挪到地上。

从屋门口到院子里的板车,不过十几米的距离,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路。

地上结了冰,又滑又硬。周秀云架着高建国,走一步滑三步。她一次又一次地摔倒,膝盖磕在冰冷的地面上,疼得她倒吸冷气。高建国像一滩烂泥,沉重无比,从她身上滑下去。

她爬起来,再去拉他。再摔倒,再爬起来。

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雪花无声地飘落。周秀云的头发和衣服上都落满了雪,她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

最后,她彻底没了力气。她怎么也无法把高建国弄上那半米高的板车。

她脱力地瘫坐在雪地里,抱着高建国冰冷的腿,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凄厉,绝望,像一头受伤的母狼在冬夜里的哀嚎。

高建国其实中途就清醒了一些。他烧得迷迷糊糊,但周秀云的每一次摔倒,每一次喘息,都像重锤一样砸在他心上。

他被拖到窗边时,正好看见院子里的那一幕。

他的女人,他发誓要爱护一辈子的女人,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着他,最后绝望地瘫倒在雪地里,哭得撕心裂肺。

那一刻,高建国的心,彻底碎了。

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被照顾,他是在活活地拖垮这个家,他是在用自己的这副残躯,一寸一寸地,把他最爱的女人推向死亡。

一种比死更难受的绝望,淹没了他。

高烧事件过去了好几天。高建国一直异常沉默,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发火了。

他只是躺着,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有时候会一看就是大半天。周秀云以为他病了一场,元气还没恢复,也没多想,只是更细心地照料他。

这天晚上,高远已经睡熟了,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得见窗外呼呼的风声。

周秀云打来一盆热水,像往常一样,坐在床边给高建国按摩那两条已经开始萎缩的腿。她的动作很熟练,也很机械,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疲惫。

“秀云,”高建国沙哑地开口了,“别按了,歇会儿吧。”

周秀云头也没抬,继续着手上的动作:“没事,给你多按按,晚上能睡得踏实点,腿也不至于抽筋。”

高建国沉默了很久,屋子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他转过头,深深地看着妻子憔悴的侧脸,看着她那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过了许久,他才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字一句地开口。

“秀云……咱这个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你迟早要被我活活拖垮的。”

周秀云的手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丈夫,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吸了吸鼻子,强笑着说:“别胡说八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和儿子。”

高建国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彻底死心后的平静。

他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开,转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地底下传来,还带着一丝无法控制的颤抖:

“我没胡说。我想了好几天了……为了你,也为了高远……秀云,咱们家……”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那几个字有千斤重,压得他喘不过气。

“咱们家……再招一个男人进来吧。”

周秀云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猛地站起身,因为起得太急,带倒了旁边的小板凳,发出“哐当”一声刺耳的巨响。她死死地盯着高建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高建国,你……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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