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贸易模式无法在未来40年继续驱动经济增长。”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
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德国慕尼黑出席会议时说,我国支持多边贸易体系,是因为从中受益甚多。
伊维拉进一步说:“中国过去40年以出口促经济增长,但这种贸易模式无法在未来40年继续驱动增长。且持有的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也将不可持续,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无法消化。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看到出现更多新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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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伊维拉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呼吁。
早在更早之前,这位世贸组织总干事,也做出类似的呼吁,如果算上拜登时期的美国财长耶伦,那么类似的呼声就更多了。
这次伊维拉在慕尼黑的讲话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判断,这些判断也共同构成了对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全面诊断。
第一就是贸易失衡的不可持续性。
伊维拉特别强调了我国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规模过大”问题。这个数字不仅创下历史记录,也是人类经济历史上首次有国家年度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如此巨大的顺差也意味着我国向世界输出了远多于从世界吸收的商品和价值,形成了单向的资源流动。
而这一点,就给了类似特朗普这种人可乘之机,用一些蹩脚的理由和借口对我们加征关税。
第二,就是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风险。
伊维拉回顾了我国过去40年的发展轨迹,肯定了出口导向战略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成功,但也明确警告这种模式“无法在未来40年继续驱动增长”。伊维拉的判断基于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任何增长模式都有其适用的历史条件和阶段局限性。当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固守原有路径将导致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产生负向效应。
这一点其实已经体现在出口乃至其他方面。例如我国影院数量过多,今年春节档电影场次创下春节档新高,但票房并不高,这就会导致影院过度竞争。另外在基建投资和出口方面也是如此,边际效益递减,出口企业和基建的利润和回报率都在下降。
最后就是贸易壁垒的连锁反应机制。
这是伊维拉最具警示性的观点。即如果不调整贸易模式,将看到更多新的贸易壁垒。这个判断其实也是基于经济学逻辑,当一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时,贸易伙伴国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就业和市场考虑,必然采取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就包括提高关税、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反倾销等等。
当然,这些观点看起来有道理,但也不一定就全对,伊维拉的观点只能说是局限有道理,而在全局上,仍然并不正确。
不过风险,客观上是存在的。
出口增长的模式,市场依赖的脆弱性就是首要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和市场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我们作为“世界工厂”,其实只有市场依赖,原材料则是我们自己供应,但这依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虽然去年我国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了13.4%和25.8%,但和发达国家做贸易,以及和发展中国家做贸易,其中的利润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数据也能够体现这一点,尽管去年我国出口增长迅猛,但具体到企业利润上,只能说是微增,这种走量不走价,背后正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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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口太强,也的确容易招致更多贸易壁垒。除了美国,墨西哥也计划今年对1463种商品加征10-50%关税,欧盟据说也在酝酿新能源反补贴调查,其中虽然有很多是子虚乌有的借口,但贸易壁垒的增多,的确也是实打实的。
另外,供应链区域化重构的加速推进改变着全球分工格局。
地缘局势的碎片化加剧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企业正通过多元化供应商和靠近市场生产来降低潜在风险。这种“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趋势意味着传统的全球效率最优配置逻辑正在被安全可控优先的新逻辑所取代。
对我国而言,这意味着部分产业可能面临订单转移、产能外迁的压力。数据显示,越南、印度等国纺织业产能扩张已经开始挤压我国低端市场份额,东南亚纺织品对美出口已占据我国原有份额的17%。
伊维拉关于我国需要改变增长模式的建议,实际上和我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我国的经济转型不是外部压力的被动应对,而是发展规律驱动的主动选择。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实现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增长依赖内需拉动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我国自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到2025年已经突破1.3万美元,也正处于这一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日本分别于1979年、1981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最终消费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的重大变化。
对我们来说,这个过程也是必然要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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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转向内需,这必然就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时间、更全面的保障,所以转型对每个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件好事。
从数据来看,我们也是有转型的底气的。2025年尽管贸易顺差创下1.2万亿美元,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这些都远超净出口贡献。
这一结构性变化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5%和38.1%,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从2008年的67%降至2025年的28%左右。
所以世贸总干事所说的,事实上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对全球经济而言,我国的成功转型也将带来多重积极效应。例如缓解全球贸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均衡、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当然转型过程中,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熬过这些阵痛,才能够更上一层楼。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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