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把我药换掉,她哭着说:太太,原来药有东西,是我亲眼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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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保姆把我的药换掉了,换的时候以为我不知道。

那天早上,我从床头柜里拿出药盒,准备按时服药,盒子是同一个,但里头的药片颜色不对,比原来的浅了半个色号,形状也略微不同,我在医院工作了十二年,识药的眼力还在。

我走去厨房,把药盒放在她面前,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扑通一声跪下来,眼泪刷地就落了,抬起头,哭着说:

"太太,原来的药里有东西,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站在那个厨房里,后背一点一点凉下去,凉到骨头里。



我叫沈觉,三十九岁,婚前在市立医院做药剂师,嫁给程允深之后辞了职,专门照料家里,因为他说,他不需要我工作,他需要我在家。

我信了这句话,把十二年的职业放下了。

程允深做地产开发,身家不算顶尖,但在这个城市的中上层里站得稳,四十四岁,长相周正,说话有条有理,是那种在任何饭局上都能让所有人舒服的男人。我嫁给他的时候三十二岁,觉得这个年纪遇见这样的人是运气。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些运气,是别人替你选好的局。

婚后头两年,一切顺遂,我打理家里,他打理外头,偶尔出差,偶尔应酬,生活是那种从外头看很有光泽的样子,连我自己也一度以为,就是这样了,挺好的。

第三年,我开始睡不好。

不是偶尔,是持续地睡不着,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着,到了夜里就清醒,越清醒越焦躁,越焦躁越睡不着,恶性循环,有时候一宿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整个人是浮的,走路像踩在棉花上。

程允深陪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伴随的睡眠障碍,开了药,说按时服用,配合调节,会慢慢好的。

药我吃了,确实见效,吃了大概两周,睡眠改善了,白天也没那么浮了。

但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

药吃到第三周,有一天早上我醒来,记忆里有一段是断的,不是完全想不起来,是模糊,像隔着一层雾,我记得昨晚吃了药,记得躺下,然后就是早上,中间那段,薄得像纸,轻轻一碰就透了。

我以为是药的副作用,去问了医生,医生说这个药有些人会有轻微的记忆模糊,但不会严重,让我继续观察。

我继续吃,继续观察。

这期间,程允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说家里的事不用我一个人扛,说让人来帮忙,我歇着,保姆叫吴嫂,五十出头,四川人,做事麻利,手脚干净,进门头一周,我对她印象很好。

但就是从吴嫂进门之后,那段模糊的记忆,变得更频繁了。

我没有立刻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只是开始悄悄留意。

我是药剂师出身,对药这件事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那种敏感在我辞职之后慢慢钝了,但没有完全消失,就像一把放久了的刀,锋利不如从前,但还是刀。

那一刀,在某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刺了一下。

那天我从床头柜里拿药,拿出来,看了一眼,说不清楚哪里不对,但有什么东西,和前一天不一样。我把药片放在掌心,对着窗口的光,看了很久,药片的颜色,和我三周前刚拿到这盒药时候的颜色,差了那么一点,浅了,薄了,不是同一批的东西。

我没有声张,把药放回盒子,放回床头柜,出去洗漱,吃早饭,跟吴嫂说话,像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开始做一件事。

我在手机里拍了那盒药的照片,拍了药片的细节,包括形状、压痕、颜色,存好,锁进一个相册。然后,我给以前在医院的同事发了一条消息,说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能不能约个时间见一面。

同事是医院的药理科主任,姓柳,做了二十年,业务过硬,是我在那个单位最信任的人。

她回说没问题,约在第三天。

这三天里,我表现如常,吃饭,睡觉,跟程允深说话,跟吴嫂说话,每天从床头柜里把那盒药拿出来,看一眼,放回去,但我没有再吃那盒药里的药片。

我找出了两年前程允深陪我去看病时候、医生最早开给我的那种助眠药,是另一个品种,单独放在一个旧的化妆包里,一直没用完,那盒是真的原装,没有被动过,我每天从那里取一片,在洗漱的时候悄悄吃了,在吴嫂看见的时候,再做出个从床头柜拿药吃下去的动作。

换药和被换药,同时在这个家里发生着,只是方向不一样。

第三天,我去见了柳主任。

我把那盒药带去了,还有手机里的照片,柳主任把药片取出来,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拿去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花了不到四十分钟,她出来,表情不太好看,把我叫进去,说了一段话。

她说,这盒药里的药片,和原装药的成分不完全一样,除了原本的助眠成分,里头多了一种东西——一种会加深镇静效果、同时削弱短期记忆巩固的药物,不在处方里,剂量不算致命,但长期服用,会导致记忆碎片化,严重的会影响判断力和自主意识。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听完,没有立刻说话。



柳主任看着我,说:"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说:"知道。"

知道,是因为我在医院做了十二年,那种药,我见过,那种症状,我见过,只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是那个病例。

我谢了柳主任,让她帮我保密,把那盒药的检验结果以非正式记录的方式留下来,她说好,说你注意安全。

我说好,出了医院,上了出租车,一路没有说话,坐在后排,看着窗外,把接下来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回到家,吴嫂在厨房里做饭,程允深还没回来,我换了鞋,进卧室,把化妆包放回原处,然后去厨房,站在吴嫂旁边,说吴嫂,今天做了什么,闻着香。

她说红烧肉,说程先生喜欢吃,说早上买的肉很新鲜。

我点了点头,说那挺好的。

那天晚上,程允深回来,吃了饭,说了些今天的事,我听着,回应着,配合着他的节奏,表现得和每一个普通的晚上一模一样。

等他进书房,我坐在客厅,给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发了条消息,他做刑事律师,认识我二十年,是那种关键时候靠得住的人。

消息发出去,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茶几上,闭上眼睛,靠在沙发背上,坐了很久。

脑子里过的不是愤怒,愤怒太轻了,盛不住这件事,过的是:这件事是谁的主意,从什么时候开始,目的是什么,以及,我手上现在有什么,还需要什么。

想清楚了,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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