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病床前一句话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历史

好家伙。1966年7月，武汉东湖的水面被太阳晒得直晃眼，毛主席刚从长江里游完泳上来，擦着身上的水珠子，突然扭头跟旁边的王任重说了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把当时正蹲在牛棚角落里、等着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的一个“右派分子”，硬生生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那个“右派”叫姚雪垠，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这老头儿手里正偷偷写的《李自成》，日后会成了几代人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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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头说。姚雪垠，河南邓州人，1910年生，本名叫姚冠三。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只念了三年小学。可这人脑子好使，也肯下苦功夫，1929年考进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就那年，他写了篇叫《两个孤坟》的短篇小说，讲地主虐待长工的事，那是他的处女作。

后来抗战爆发，他跟嵇文甫、范文澜这帮人一块儿在开封办《风雨》周刊，当过主编，还跑到徐州前线采访，写了不少战地报道。

这人骨子里有股倔劲。1957年那场风波，他被划成了“右派”。什么叫右派？在那个年月，这就跟脸上刻了字似的，走哪儿都有人拿白眼翻你，单位里开会你得坐最后头，连你亲儿子在学校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

可他偏不服。别人挨了批斗回家躺床上唉声叹气，他不。他被隔离审查那会儿，不少人担心他受不了这打击，会寻短见。他确实哭过几天，但哭完了，牙一咬：不能死，得活着，还得活出个名堂来。

就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开始偷偷干一件事写李自成。

那时候他没资格去图书馆借书，藏书都在开封老家，他就凭脑子里的那点存货，搜肠刮肚地写。有时候写着写着，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流完了，擦一把，接着写。他知道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然又是一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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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偷偷摸摸写了几年，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总算磕磕绊绊地出版了。书一出来，就炸了锅。有人拍着大腿叫好，说是几十年来没见过的好小说，把那些个英雄好汉写得有血有肉。可也有人把嘴一撇，说这是给封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是歪曲历史，是大毒草。

姚雪垠听着这些吵吵声，心里头七上八下。他明白，光凭底下这些人争来争去没用，决定这书能不能活下去，他这人能不能活下去的，是上头的意思。人要是被逼到了墙角，胆子反而会肥起来。他一咬牙，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简直不要命的事儿他自个儿掏钱，把书寄到了北京中南海，收件人写的是：毛泽东。

书寄出去之后，姚雪垠心里也犯嘀咕。毛主席他老人家管着几亿人的吃喝拉撒，哪有闲工夫看你一个“右派”写的流寇头子？

可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毛主席不仅看了，还看得挺仔细。据说老人家看完后，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念叨了一句：“武汉有个作者叫姚雪垠，写了本小说，写得不错。”而且认为这本书是继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又一个好教材。

这句话就像一阵风，悄没声儿地就传出去了。但光是这句话，还没能让姚雪垠彻底踏实下来，因为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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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那个所有人都忘不了的年份来了。“文革”一开始，《李自成》就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可巧的是，那年7月，毛主席正好在武汉。16号那天，他游了长江，游完之后，在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着开着，毛主席突然把头转向坐在后排的王任重，当时湖北的头儿，中南局代理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任重同志啊，”毛主席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气氛紧张的会场里，每个字都砸得人心里一颤，“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长篇大论，没有上纲上线。就这么一句家常话。

第二天一大早，王任重的电话就打到了武汉市委。市委的人一听，愣了，赶紧派人去找姚雪垠。

找到的时候，姚雪垠正蹲在单位的一间小黑屋里，周围是他那一堆被抄得乱七八糟的手稿，外头红卫兵小将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眼瞅着就要冲进来把他揪出去游街了。保护他的人一头扎进来，拉起他就走，把他转移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是毛主席发的话。

就这么一句话，把他从鬼门关边上硬生生拽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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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道“护身符”，姚雪垠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可日子并没有好过起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写书？那是“四旧”，是“封资修”，谁还敢提笔杆子？姚雪垠只能把《李自成》的稿子东藏一点，西藏一点，有时候藏在米缸里，有时候塞在墙缝里，比当年的地下党藏文件还小心。他就这么一边躲着批斗，一边瞅准机会就写上几笔。

1973年5月，他把第二卷的第一批书稿交给了编辑江晓天。可没过多久，写作又受到干扰，进展慢得像蜗牛爬。

这种日子，一熬又是快十年。

到了1975年，他已经65岁了。头发全白了，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可《李自成》的第二卷才刚有了个眉目，后面还有三大卷等着他写。那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他真怕自己哪天闭了眼，这书也跟着他一块儿埋进土里。

急得实在没招了，他又一次想起了毛主席。

这回想给毛主席写信，可没那么容易了。他托了好几个人，信转到了宋一平那儿，宋一平又交给了胡乔木。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把信寄出去。10月23日，胡乔木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把姚雪垠的信一起送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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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毛主席，已经是82岁高龄了。身体非常不好，行动、说话都费劲。那年7月下旬刚做完白内障手术，虽然可以看书批文件了，但写字还是很吃力。

可当胡乔木把姚雪垠的信和报告送到他跟前时，这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还是费力地睁开了眼，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

看完了，他颤颤巍巍地拿起铅笔，在胡乔木的报告上，划了一道，写了几个字：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又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这句话的分量，比泰山还重。

那时候毛主席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那年他甚至都没能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么一个写书的“右派”，惦记着那部还没写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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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批示一下来，姚雪垠的处境立马就变了。1975年12月20日，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住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三里屯幸福1村1号楼。当时中青社因为“文革”停业好多年了，为了出版《李自成》第二卷，赶紧打报告申请复业，上头很快就批了。那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姚雪垠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不光这样，邓公也关注这事儿。后来中宣部新部长张平化亲自去看望姚雪垠，对他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你。他说：有什么困难提出来，由中央解决。”

姚雪垠当时不好意思提困难，可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房子太小，书和资料都摆不开；没有北京户口，啥票证都没有，粮票还得从湖北领了再寄过来。实在没办法了，他又给邓公写了封信。很快，户口迁到了北京，分到了新房，还从河北调来一个秘书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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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这人也真对得起这份恩情。他写书那股子拼命劲儿，一般人比不了。

《李自成》第二卷写完之后，为了加快进度，国家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改成了口述录音的方式。那时候他已经快70了，每天凌晨趁夜深人静，他就开始录音，一录就是四五个小时。录音之前，他得把提纲列得仔仔细细，哪一章哪一节什么情节，人物怎么对话，全在脑子里过一遍。

就这么着，不到3年时间，第三卷出来了，1981年出版，那时候他已经71岁了。

从1957年动笔，到1999年去世，整整42年。这部书，从50多岁写到了90岁，一共5卷，300多万字，摞起来比半个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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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后来拿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可这书的路也不顺。有人说他把李自成写得太“高大全”了。其实姚雪垠心里有数。他说过，第一卷第二卷李自成在创业阶段，他必须百折不挠，爱惜百姓，发挥各种优点，才能活下来。到了后几卷，队伍壮大了，李自成跟普通士兵、老百姓的关系就越来越远，骄傲、虚浮的心思就冒出来了。

他写这些，就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李自成为了什么能成事？又为了什么最后会一败涂地？这问题，不光说的是三百年前的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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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走了，89岁。

他死后，葬在北京福田公墓。墓前有一座书型雕塑，摊开的书页上刻着他的代表作名字《李自成》《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

书型雕塑上还刻着他1975年写的一首诗：

“试问迢遥路若何？丰碑数尽玉嵯峨。低头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心随八月潮头壮，弱腕引弓射大波。”

他这一辈子，就像他自己写的诗瘦弱的腕子，偏要拉开大弓，去射那滔天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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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保姚雪垠？《李自成》这书真就那么好吗？

可能不光是书的事。

毛主席是从韶山冲的泥巴地里走出来的，他太知道底下的老百姓是什么日子了。李自成是什么人？陕北的饥民，没了活路的驿卒，千千万万活不下去的农民的领头人。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想的是“均田免粮”，让穷人有口饭吃。

这就对了。

1944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把它列为整风文件，让全党学习。1949年进北京前，他跟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

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三百年前的农民领袖。成也李自成，败也李自成。他保护姚雪垠，保护《李自成》，保的其实就是一种历史观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人民创造的。

1981年12月，71岁的姚雪垠入了党。这个在旧社会吃过苦、在运动里挨过整、在最难的时候差点活不下去的老头儿，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那天，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24年前，那个被隔离审查时偷偷写书，一边写一边掉眼泪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