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来，欧盟高调重提“欧洲制造”（Made in Europe），试图通过强化本土产业、在公共采购和补贴规则中倾斜本地制造，应对外部竞争加剧与内部产业空心化压力。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斯特凡纳·塞茹尔内联合1100多位企业领袖呼吁：若无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欧洲将沦为他国博弈的“游戏场”。即将出台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在公共采购中倾斜本地制造，矛头直指中国低价商品竞争，也回应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引发的产业外流焦虑。塞茹尔内宣称：“中国有‘中国制造’，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欧洲为什么不能？”这一表态在政治层面具有较强动员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欧洲制造”是一项成熟、统一的战略，不如说它更像是多项政策工具的集合与方向性表态，其内涵、边界与执行方式仍处在博弈之中。事实上，欧盟内部对这一思路并未形成稳固共识。法国明确支持在公共采购和补贴规则中强化“欧洲优先”，将其视为重塑工业基础的重要抓手；而瑞典、捷克等国则担忧，本地化要求可能推高成本、削弱投资吸引力，甚至侵蚀单一市场原则。产业界态度同样分化，汽车行业尤为谨慎。福特欧洲业务负责人强调，相关规则应包容英国、土耳其等关键供应链伙伴；梅赛德斯-奔驰管理层则警告，过度强调本地化，可能导致供应链割裂，加剧通胀压力，反而压缩欧洲企业的全球市场空间。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欧洲当前面临的竞争力下滑，并非主要由外部冲击造成。受欧盟委托撰写竞争力评估报告的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明确指出，欧洲在生产率增长、人均GDP增速、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培育全球性龙头企业方面，已系统性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吉报告》及其衍生的“竞争力指南针”推进已一年有余，但从成员国协调、立法推进到资金与项目落地看，整体仍乏善可陈：大量举措停留在框架与倡议层面，难以对结构性短板形成“立竿见影”的修复。 在人工智能、数字平台、新能源汽车等新赛道上，欧洲整体存在感有限，难以形成规模化突破，某种意义上陷入“中等技术陷阱”。这一局面背后，是多重结构性因素的长期积累。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萎缩、创新活力下降；二是，欧盟监管体系虽以高标准著称，但在经济低迷期却成为负担——环保、劳工、数据等法规层层叠加，被批评为“管得太多”，抑制了企业试错与快速迭代的空间。三是，过度聚焦“去碳化”被指演变为一种“无增长议程”，高昂的能源成本与激进的绿色转型目标，使制造业外迁压力陡增。四是，欧盟资本市场高度碎片化，企业融资严重依赖银行体系，风险资本不足，导致初创企业难以规模化，错失技术革命窗口期。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通过设置贸易或采购壁垒就能解决的。 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制造”若被简单理解为筑墙自守、限制进口、强制本地化，其作用恐怕十分有限。短期内或可安抚部分产业情绪，但长期看，可能削弱市场竞争机制，抑制创新动力，甚至动摇欧盟单一市场的制度基础。因此，来自欧洲内部的提醒也值得重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就曾警告，不应以经济安全为名让政策滑向保护主义，更应通过开放与可信伙伴多元化来降低风险、增强韧性。事实上，不少欧洲领先企业并不回避竞争。德国汽车零部件巨头采埃孚的管理层曾将中国市场形容为企业的“健身房”——能在高强度竞争中站稳脚跟，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明。这种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的心态，或许更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 总之，提出“欧洲制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定位和实施。如果它服务于提升创新能力、完善资本市场、降低能源成本、增强产业生态韧性，那么它可能成为改革的催化剂；但若异化为排他性保护主义工具，模仿补贴竞赛与市场封闭，不仅难以弥补结构性短板，也可能背离欧盟长期倡导的开放与多边主义原则。说到底，欧洲眼下争论的仍是一个老问题：究竟更应追求“公平市场”（强调规则与公平竞争、外部约束）还是“有效市场”（强调效率与规模、快速资源配置）？“欧洲制造”若只回答“公平”的焦虑，却无法兑现“有效”的增长与创新，终将陷入口号强度高于改革深度的困境。保护主义或许能提供一时庇护，但只有在真实竞争中锤炼能力，“欧洲制造”才能在全球舞台上重新赢得位置。（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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