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这一代即将消失的人里最后一人”——罗曼·罗兰与他的理想时代

“承平日久”下的躁动

罗曼·罗兰，这位在中文世界享有盛誉的法国文豪，今年是他160周年诞辰。这位1866年生在法国中部小城的作家，在中国好几代读者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长河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经由传奇翻译家傅雷先生的翻译，成为那些年里中国人争相竞读的励志巨作，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堪称姊妹篇一般。

但在现代文学史上，罗曼·罗兰的大名鲜有人说起，就连法国人都很少重视他，仅仅以他的名字设了一个分量不重的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罗兰曾获授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选择，因为那时欧洲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授奖给罗兰的理由，是因为他写了《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因为他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为陷于战火的欧洲呼吁和平。

由于战乱之故，1915年的诺奖到1916年才颁发，没有仪式，罗曼·罗兰也没有获奖致辞。又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大战才渐渐偃旗息鼓。我们常把能独立于世事喧哗发声的文化人称为“良知”，但这位一战时期堪称“清流”的作家，当年又是怎样炼成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4过去之际，已有很多人用“承平日久”来描绘过去的这段时间，暗示说，眼下我们面临的大变局是合理的，仿佛合乎一种“合久必分”般的历史规律。但是，要是把镜头拉到罗曼·罗兰活跃的那个年代，也就是19—20世纪之交，我们就会发现，“承平日久”也是当年的人们普遍的感受。从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欧洲乃至整个所谓“西方世界”，二十多年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战事了。这是一件反常的事——它引起了人们的躁动，而知识精英更是这躁动的先锋。

1890年代，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个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控叛国，用今天的话说，“舆情迅速发酵”，从政界到民间，撕裂处处发生。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上，把这事写得仿佛就是正义一方和邪恶的另一方之间的较量，把发表“我控诉”的埃米尔·左拉描绘成一位独当一面的知识分子良知，说他开启了“知识分子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崭新时代，却没有描述那时真实的社会氛围：人们在一片吵嚷中议论“世道要变”，预测何时会爆发战争，这情形，和今天的人争相在社媒上言之凿凿地预测人类未来的寿命、人类的末日、人类移民外太空……毫无二致。

在一个群情骚动的时刻，1898年，32岁的罗曼·罗兰也“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他写出了个人第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品——一部题为《狼》的戏剧。此剧在巴黎首演时，故事中人物的对立，引燃了观众群，喝彩和喝倒彩的声音顿时此起彼落，有人喊出了“打倒国家！”的口号，又有人针锋相对地喊出“万岁！”以及“打倒基督教！”等等。场面近乎失控，演出后的沙龙晚宴，都匆忙取消了。

罗兰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日的思考。观众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戏本身精彩，而是因为自带了情绪火药入场。让人意外的是，罗曼·罗兰并没有感到遗憾。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管怎样，戏无关紧要。真正的场面在观众中间，这是历史在上演。”

“历史在上演”，罗曼·罗兰为此而自豪。第二天，关于《狼》的首演，报纸上也没有剧评，但罗曼·罗兰沉浸在激动之中，觉得自己正在见证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而他的作品甚至有可能献上了“助推”。他，一个荷尔蒙蓬勃、精力旺盛的青年人，热爱音乐和戏剧，痴迷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往事，正在给他的偶像——贝多芬写一本传记。他希望身边的世界可以动荡起来，不再风平浪静，他在日记里写，他盼望看到“哀嚎的人群”：

“我不想重回过去那平静、悲伤、恍惚的年月，我宁愿加入到这场生命的斗争之中。上帝给我斗争、敌人、哀嚎的人群吧，以及所有那些我能参与的战斗！”

这个以倡导世界和平著称的小说家，在1898年写下了渴望“战斗”的心声。“哀嚎的人群”并不是今人所熟悉的战争和灾难场景，而是来自一种古典的悲剧想象。悲剧会唤起崇高感，而被这一感受吸引的文化人，远远不止罗兰，像是法国诗人夏尔·贝玑（他死于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他参战后，在战争末期写出了一个名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都是如此。他们心中都有尚武精神，他们真诚地相信，人的价值，唯有在炽烈的战斗、胜利乃至死亡和毁灭的时刻，才能达到顶点。刺刀见红的肉搏，死于沙场，远好过在安逸的物质环境里做一只软乎乎的牡蛎。

同样在1898年，罗曼·罗兰在欧洲音乐的首善之区——德国，听了两次施特劳斯的交响乐《英雄生涯》，激动得不能自已。世纪末的德国，民族主义的狂热更加澎湃，民众对德皇的崇拜无以复加，在施特劳斯的音乐中，罗兰听到了战斗的喧闹，听到了“城市的震荡，骑兵恐怖的射击，让地球颤抖，让心脏剧动。”他固然晓得，德国和法国是有敌对的，但那种渴望见证历史的审美激情，使他心中对于“必有一战”的前景，更多的是憧憬，而不是恐惧。

战场消灭幻想：被打回原形的“人”

1904年，罗曼·罗兰开始发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部分，八年后全部完工并出版。作家当然无法预料，战争会在1914年夏天爆发，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他在书中加入了一些对于时局的观察：德国的工业发达，军队强大，国民富裕、有教养、讲秩序，但是整个国家的气质自大、狂傲。德国人热衷戏剧和歌剧，音乐会多到过剩，以至于众多的戏剧和音乐作品都歌颂雄烈之气，强调情感的病态喷发，艺术在社会人心的土壤里埋下的燃料，效果毫不亚于公开的煽动。

如果小说在战争爆发时尚未完工，这部小说的结局，主人公约翰的结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罗曼·罗兰歌颂的是个体价值，中国读者在这部书中收获的主要感动，也是在于个体对命运的抗争。如果说，罗兰之前厌烦和平，期待历史发生转折，那么他所看重的，实际上是个人能因此登上历史的舞台，像他所写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进入一场“生命斗争”，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他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形：个人不重要，个人毫无价值。

打仗当然需要投入大量兵力，只有无数的身体进入战场，“战争”二字才名副其实。但是，战争一开打，参战方的政治家、军队高层就面对一个事实，他们既看到，又自相矛盾地回避它，那就是：在1914年，武器、弹药、车辆、能源，才是战争的关键。

20世纪的战争，不是歌剧和戏剧里演的那个样子。歌剧和戏剧里，战士们的抉择都承载着原始的荣誉观念，而现实中的战争打的是物资的生产和消耗，是杀人技术的无限比拼。远程武器一到战场就开始发挥威力；重炮、鱼雷，使将军可以在看不见敌人的情况下杀死敌人。当毒气也投入使用，人像害虫那样被消灭，军人的荣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因毒气而取得的胜利或是遭遇的失败，完全突破了人们原有的对“打仗”这件事的理解。

很多新式武器因为机械故障而出了洋相。坦克是最有名的笑柄，坦克刚上战场时，将近30吨的分量，遇到点不良路况就寸步难行，只好乖乖被敌方缴获。但也有少数武器威风八面。比如机枪，当技术难关突破，打出一梭子子弹后枪管可以迅速冷却，立刻续上子弹，一挺新式机枪就可以挡住数百名敌军的集体进攻。兵力上的众寡差距完全不值一提。到1914年12月，第二波技术冲击发生，火炮的技术改良，使得炮击阵地可以持续进行，忽然间，战壕，这种原本让交战各国重视、并向国民宣传（那时奥匈、德国、法国的军方都把战壕的局部做成模型，带到展馆请民众入内参观，就像新开楼盘的样板间一样）的东西，不起任何作用了。炮弹没日没夜地倾泻，被轰击的一方坐困战壕，伤了也没法医治，唯有熬着等死。

各国都把最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了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升级之中。而被征兵令动员起来的国民——作为战斗主体的“人”，在这场众望所归的“伟大战争”（当时报纸上常见的说法）中，遭到了彻底的贬值。但我们无法想当然地认为，堆积如山的人肉炮灰，就像一记耳光一样，能把战争的策动者和鼓吹者瞬间抽醒：因为昔日的世界里，“人道主义”一词还不像今天这样，被人随时挂在嘴边；昔日的人，看到统计数据，甚至看到死者和残躯时，产生的心情也未必和今天的人一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个体在眼见飞临头顶的炮弹，和今天的个体在面对比如一架嗡嗡飞临的无人机时，内心的绝望是一样的。他们要在看不见的敌人的情况下就被取走性命；他们和杀死他们的人，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名字。

超越时代的人，也是最后的人

罗曼·罗兰在战争爆发后，就像他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来到了瑞士苏黎世。不少欧洲顶尖文人，像是正在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还有正在为红十字会工作的赫尔曼·黑塞，当时都在瑞士。文化人关注着时局，试图用文字来把握这个终于发生的“大变局”，但是，“和平”二字是很不容易说出口的，因为他们也都是入局之人，他们都默认，战争是“承平日久”后的必然结果。像是罗兰的好友，奥匈帝国的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1883年生，比罗兰小一轮多）那时还写了不少文章，发在奥地利的一份爱国主义报纸上，他隔着一段安全距离，连连歌颂奥地利将士的英勇事迹，为德军攻下比利时、打败法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连连庆贺。

不过，罗曼·罗兰终究成了最早走到局外的人之一。1914年8月25日，德军攻入比利时的古城卢万，焚毁了那里的一座建于14世纪的图书馆，此事让罗兰警醒，他写下了一个被引用至今的名句：“你们是哥特人的后代，还是匈奴阿提拉的后代？”——他用公元5世纪洗劫罗马的野蛮部落来比喻狂妄的德国人。过了一个月，他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战斗之上》，在文中，他以自己为例，希望人们能够调整一点点看事情的角度：不要眼里只看到对敌人的仇恨，而要朝“战斗之上”——朝一个超越战斗的方向——看过去一点点。

这篇言辞谨慎克制的短文，就足以把他定格在“良知”的位置上了：他是跳出狭隘的国族忠诚，第一个说出“要和平”的人，这一政治立场也澄清了他的小说里的理想主义，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及时肯定。次年，他又写了一篇《思想独立宣言》，征集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世界级知识分子的签名。战后，他像黑塞一样，去东方寻求西方病症的解药：他去到了印度，跟泰戈尔过从密切，还写了一本《甘地传》。

从一个对“承平日久”不耐烦的戏剧新锐，到探求和平之道的公共知识分子，罗曼·罗兰的征途符合一个人从青年冲动、“唯恐天下不乱”到中年内敛、沉思，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出世”的典型路径。但在这里，特别需要提一点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写到即将收尾时，罗曼·罗兰塑造的一个人物，他生于1893年，罗兰写道：

“他充满了生之乐趣，肤浅，与所有扫兴鬼为敌，热爱享乐和剧烈的运动，容易被一时的花言巧语所骗，身上有无穷的精力而又懒于思考。像他这样的人，思想偏向于法兰西行动、民族主义者、保皇派和帝制派的残暴理论。”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兰极力刻画的英雄，内心浪漫、唯美，政治上激进，追寻社会正义，精神自由，崇尚国际人道。可是在约翰故事的尾声，一个1893年出生的新人，“精力无穷而又懒于思考”的人，出现了。他属于下一代。他更渴望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解，是占有，而不是像作家理想中的年轻人那样，一心一意地求真。

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罗兰希望为当下和未来描绘一个典范的世界人，但在写完此书时，他却沉郁地说：自己讲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故事，描绘了“一代即将消失的人的悲剧”。约翰是最后一人。这意味着，罗兰不再认为，他的小说承载或反映时代精神，相反，他看到他所熟悉的世界走向背离他期待的方向。于是，展望演变成了总结，昂扬的热情转化成了绵延的悲悼。今日，你若心中时常产生“最后的人”的感觉，你也可以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他的作者身上，找到虽然久远却声如洪钟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