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一卷泛黄的北宋纸本——司马光《宁州帖》。它没有《兰亭序》的飘逸,也没有《祭侄文稿》的悲愤,却以最朴素的楷书,写尽了一位北宋士大夫对家族孝义的坚守,也藏着中国人最珍贵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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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传世名篇,而是一封写给侄儿的“家书”。元丰八年(1085),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在得知侄儿司马富执意要远赴宁州(今甘肃宁县)任职后,写下了这封措辞严厉、却又饱含深情的信。彼时,司马富的父母(即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夫妇)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而宁州地处宋夏边境,偏远且凶险。司马光此前已多次叮嘱侄儿,以“侍养父母”为由向朝廷辞官,可司马富却一心想建功立业,不仅未递上辞呈,反而准备即刻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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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开篇,便是司马光压抑不住的怒气:“十月五日,宁州兵士来,知汝决须赴任,十二日程暹父来,方知汝竟不下侍养文字,彼交代催汝赴任是何意?岂非耍交割大虫尾?”他怒斥侄儿“顽愚一至于此”,质问他怎能忍心抛下年迈多病的父母,远赴险地。在他看来,“父母年七八十岁,又多疾,况官中时有不测科率,汝何忍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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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严厉的训斥背后,是更深沉的爱与智慧。司马光告诉侄儿:“假使因乞侍养获罪于朝廷,乃是孝义之事也,又何妨!”在他心中,孝义的价值,远高于仕途的功名。他甚至为侄儿规划好了退路:“今汝纔去,朝旨许令侍养,若本府奏称本官已赴本任,缴回文字,则朝廷必以……”,字里行间,都是一位长辈为晚辈周全考虑的苦心。
这封信,不仅是家风的传承,更是书法的瑰宝。
司马光不以书法闻名,黄庭坚曾评价他“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宁州帖》正是这种风格的绝佳体现。它以楷书为体,却融入了隶书的笔意,结体方正,笔画沉着,没有丝毫的修饰与张扬,就像司马光本人一样,端方、厚重、质朴。每一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即使是在盛怒之下,也未见潦草,尽显其“平生所为,未尝有欺于人”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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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上密密麻麻的鉴藏印,见证了它近千年的流传。从元代的滕用衡、苏大年,到明代的沈周、项元汴,再到清代的罗天池、潘延龄,无数文人雅士为它倾倒。他们珍视的,不仅是这卷字的艺术价值,更是字里行间所承载的“孝悌”与“忠信”。
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重读这卷《宁州帖》,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北宋名臣的字迹,更是一种被我们渐渐淡忘的价值观。它提醒我们,在追逐功名利禄的路上,不要忘了身后的家人与初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位高权重,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无愧。
一纸家书,千年家风。司马光的字,或许不够惊艳,但他的风骨,却足以穿越千年,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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