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家荡产移居美国，得绝症回国蹭医保，工作人员：外籍人员不报销

我叫林卫国，一个听起来无比根正苗红的名字。

我爸给我起这个名的时候，一定想不到，他的“卫国”会在四十五岁这年，像条丧家之犬一样，从大洋彼岸爬回来。

爬回来，蹭国家的医保。

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CT诊断报告，右上角，我的名字是“David Lin”。

David，听起来多洋气。

可报告上那几个狰狞的英文单词——“Pancreatic Cancer, Stage IV”，晚期胰腺癌，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轻而易举地就戳穿了“David”这个虚张声势的洋皮囊，露出了里面那个瑟瑟发抖的、名叫林卫国的可怜虫。

美国的医生，一个留着漂亮金色胡子的白人老头，用一种混合着职业性同情和事不关己的冷静语调告诉我，我的生命，大概只剩下三到六个月。

他还说，化疗和靶向药可以尝试，但那费用……他耸了耸肩，那意思不言而喻。

一串天文数字。

一个足以把我那栋位于加州郊区、需要还三十年贷款的“Dream House”瞬间压成粉末的数字。

我老婆，刘芸，哦不，她现在叫“Catherine”，当时就坐在我旁边。

她没有哭，只是脸色白得像一张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A4纸。

她握着我的手，掌心冰冷，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习惯性的嫌恶。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那栋房子，想她精心打理的玫瑰花园，想她每周一次的社区太太下午茶，想我们那个刚刚考上社区大学、满嘴都是“freedom”和“individual”的儿子，林方，不，是“Frankie”。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变卖了国内的一切——房子、车子、父母留下来的那点念想，赌上全部身家换来的。

现在，我这条命，成了这个美国梦里最大的、也是最不合时宜的负资产。

从医院出来，加州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Catherine一路无话，开着那辆二手的雷克萨斯，车里的香水味浓得呛人。

“David，”她终于开口，声音干涩，“Frankie的学费，下个月就要交了。”

我没说话。

“还有房贷，”她继续说，像在背一份账单，“这个月还没还。”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一模一样的独栋小楼，忽然觉得无比荒谬。

这就是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生活”？

一个需要靠精确计算和不停奔波才能勉强维持的、一戳就破的彩色泡泡。

“我想回国。”我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Catherine猛地一脚刹车，车子在路边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她扭过头，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可理喻。

“你疯了？林卫国！你现在回去干什么？我们国内还有什么？”

“看病。”我言简意赅。

“看病？回国看病？你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来的吗？忘了国内医院那人山人海，忘了那些医生的脸色了吗？”她几乎是在尖叫。

我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我爸当年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在走廊的加床上躺了三天，才排到一个床位。

我妈为了给医生塞红包，把家里最后那点积蓄都拿了出来，点头哈腰，赔尽了笑脸。

可我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美国的医疗费，我们付不起。”我一字一句地说，“一分都付不起。”

Catherine的肩膀垮了下来。

她当然也知道。

我们那点可怜的积蓄，在“癌症”这个词面前，渺小得像个笑话。

“国内……国内不是有医保吗？”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小心翼翼地问。

当年出国前，我交了十五年的社保。我模糊地记得，好像有什么规定，交满了年限，退休后就能享受医保待遇。

虽然我还没到退休年龄，但……总得试试，不是吗？

Catherine没说话，只是重新发动了车子。

车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知道，她动摇了。

或者说，是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她曾经最不屑的选项。

回国，蹭医...保。

这六个字，像六根烧红的铁钉，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尊严里。

做出回国的决定，比想象中更快。

因为没钱了。

在“生存”这个最原始的欲望面前，所有的体面和矫情都显得不堪一击。

Catherine卖掉了她的首饰，我卖掉了我那套珍藏的音响，凑出了一张单程机票。

Frankie知道后，和我们大吵了一架。

他染着一头夸张的蓝色头发，穿着破洞的牛仔裤，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夹杂着英文俚语的腔调冲我吼。

“Why are you going back? That fucking place! You told me it’s a shithole! You told me we are American now!”

（“你为什么要回去？那个该死的地方！你告诉过我那是个垃圾堆！你告诉过我我们现在是美国人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倾尽所有才送到“自由世界”的儿子，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是啊，我曾经是这么告诉他的。

为了让他尽快融入这里，我逼着他忘记中文，逼着他参加各种橄榄球、棒球俱乐部。

我指着电视里那些西装革履的华尔街精英，告诉他，那才是他的未来。

而现在，我要告诉他，他的父亲，这个曾经信誓旦旦要带他“run”出“垃圾堆”的男人，现在要滚回那个“垃圾堆”里去等死。

多么讽刺。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当年带来的东西，早就扔得差不多了。

后来添置的那些，又一样都带不走。

临走前，Catherine送我到机场。

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身上。

“David，在那边……好好治病。”她眼圈红了，但还是忍住了没哭，“家里……我会看着的。”

我知道她的潜台词。

我会守住这栋房子，守住我们的“美国梦”。

你，最好别再回来。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那片越来越小的、被灯火点缀的土地，心里空落落的。

十年前，我就是从同样的方向，满怀憧憬地飞来。

十年后，我却像一件被榨干了所有价值的垃圾，被原路遣返。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几乎没有合眼。

身体的疼痛和心里的煎熬，像两条毒蛇，疯狂地啃噬着我。

我旁边坐着一个回国探亲的大妈，很健谈。

她问我去美国多久了，做什么工作。

我撒了谎。

我说我过去考察项目，准备在国内投资。

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事业有成的“海归精英”，一个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

我说得越多，心里就越发虚。

那个光鲜的、虚假的“David Lin”的形象，和我此刻这个形容枯槁、满心绝望的“林卫国”，在脑海里反复撕扯。

大妈听得两眼放光，一个劲儿地夸我“有出息”。

“还是回来好啊！现在国内发展多快，到处都是机会！”她感慨道，“你看这飞机上，一半都是回来发展的年轻人。”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看到了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

他们眼神里闪烁着的光芒，和我十年前一模一样。

那一刻，我几乎要落下泪来。

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

走出舱门，一股熟悉的、混杂着尘土和油烟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就是故乡的味道。

我回来了。

虽然是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最狼狈不堪的方式。

没有亲人接机。

我爸妈已经不在了。

国内的亲戚，自从我们宣布要“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之后，也基本上断了联系。

我一个人，拖着一个半空的行李箱，站在T3航站楼川流不息的人群里，茫然四顾。

周围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高耸的穹顶，巨大的电子显示屏，时髦的广告牌，还有那些步履匆匆、脸上写满自信的年轻人。

这里，比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要光鲜亮丽得多。

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我找了个角落，拿出手机，想给Catherine报个平安。

手机却显示“无服务”。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手机卡是美国的，在这里不能用。

我需要办一张国内的手机卡，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需要马上去医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最近的、看肿瘤最好的医院。”我用有些生疏的普通话说道。

司机是个北京大哥，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哟，您这口音，国外回来的吧？”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

“回来就对啦！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现在国内多好啊，想吃点啥喝点啥，手机上一点，半小时就送到家门口，方便！”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国内的移动支付、共享单车、高铁网络。

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这些，都是我错过的十年。

是我曾经嗤之以鼻，认为是“虚假繁荣”的十年。

车子开到了协和医院。

光是看到门口那阵仗，我就有点发怵。

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门诊大楼里涌出来，又被后面的人推着涌进去。

各种口音的叫喊声、汽车的鸣笛声、黄牛的招揽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令人眩晕的声浪。

这场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医院，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汇入了那股人潮。

挂号大厅里，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汗液混合的味道。

我挤到挂号窗口，把我在美国拍的CT片子和诊断报告递了进去。

窗口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护士，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她接过我的材料，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

“全英文的？看不懂。你得先去翻译中心翻译成中文，盖上章，我们才认可。”

“翻译中心？”我愣住了。

“出门左转，看到那个‘便民服务’的牌子了吗？就在那儿。”她不耐烦地指了指。

我只好又挤出人群，找到了那个所谓的“翻译中心”。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大姐，正在飞快地敲着键盘。

“翻译报告？三百一份，加急五百，明天取。”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心里一沉。

“能不能……能不能快一点？我这个病……等不了。”

她这才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

“什么病啊，这么着急？”

“……癌症。”

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但语气依旧公事公办。

“最快也得今天下午四点。你这个是专有名词，得找专门的老师翻译，错一个字母都不行。”

我还能说什么？

交了钱，拿着一张收据，我重新回到了那个喧嚣的大厅。

下午四点。

意味着我今天上午什么都做不了。

我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身体的疼痛感一阵阵袭来，像钝刀子在割我的胰腺。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在美国买的止痛药，就着矿泉水，干咽了两片。

周围，全是和我一样，满脸焦虑等待着的人。

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不停地踱步。

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病历，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还有一个年轻人，蹲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在这里，生命被简化成了最赤裸裸的病痛和挣扎。

没有人在意你从哪里来，你曾经拥有过什么。

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病人。

或者，病人家属。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特殊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四点，我拿到了翻译好的中文报告。

那张纸，感觉有千斤重。

重新回到挂号窗口，这次换了一个护士。

她看了看我的报告，又看了看我。

“你这个情况，得挂特需门诊，找专家看。不过今天的专家号早就没了，你明天早上早点来排队吧。”

“明天早上？多早？”

“五点半开始放号，你自己看着办吧。”她说完，就把报告递还给我。

我站在原地，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五点半。

我连个住的地方都还没找到。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医院。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北京的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墙壁上泛着黄色的霉斑。

和我在加州那间宽敞明亮的卧室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我却觉得，这里，比那栋空旷的“Dream House”，更让我有安全感。

至少，这里说的是中国话。

第二天，我凌晨四点就起了床。

外面天还没亮，寒风刺骨。

我裹紧了外套，走到了医院门口。

让我震惊的是，即使是这个时间，挂号大厅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队伍里的人，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跺着脚，脸被冻得通红。

大家手里都拿着小马扎，或者铺着报纸，显然是有备而来。

我这个“海归”，在他们面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狼狈。

我排在队伍的末尾，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周围的人，都在低声交谈着。

“……从内蒙过来的，坐了一宿的火车。”

“……我媳妇儿这病，在我们县里看不了，只能来北京。”

“……专家号太难挂了，上周就没挂上，这周又来试试。”

他们的方言，我有些听不懂。

但他们脸上的那种焦虑和期盼，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种，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里的、最卑微的祈求。

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大厅的门终于开了。

人群像开闸的洪水一样，瞬间冲了进去。

我被裹挟在人流中，身不由己地往前挤。

等我终于挤到窗口，我想要的那个专家的号，已经没了。

“没了！下一个！”窗口里的护士，连头都没抬。

我当时就懵了。

我四点就来排队，两个小时，就换来这两个字？

“那……那还有别的专家吗？”我不甘心地问。

“普通门诊要不要？今天下午的。”

“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只要能看上病，什么都行。

拿着那张来之-不易的挂号单，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湿透了。

下午，我终于见到了医生。

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医生，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看了我的报告，眉头紧锁。

“情况……不太好。”他很直接，“你这个分期太晚了，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

虽然这个结果我早就知道，但从一个中国医生的嘴里说出来，还是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还有什么办法？”

“目前只能考虑化疗。先做一个疗程看看效果，评估一下肿瘤的变化。”他一边说，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

“好，好，我化疗。”我忙不迭地答应。

“那你去办住院手续吧。不过现在床位很紧张，你可能要先在外面等着，有床位了我们会通知你。”

“要等多久？”

“说不好，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半个月也有可能。”

半个月。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我的身体，还能等半个月吗？

“医生，”我几乎是在哀求，“能不能……快一点？我……我是从国外回来的，专门回来治病的。”

我试图用我这个“海归”的身份，来博取一点特殊的优待。

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

“在这里，所有病人都一样。排队，等着。”

他的话，很冷，很硬。

却让我无话可说。

是啊，在这里，我不是什么“David Lin”，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等待床位的胰腺癌晚期患者。

和走廊里那些躺在加床上的病人，没有任何区别。

拿着住院单，我又去了一个新的战场——住院部缴费窗口。

又是一条长长的队伍。

轮到我时，我把我的身份证和社保卡递了进去。

我特意找出来的，压在箱子底，已经落了一层灰。

出国十年，我从来没用过它们。

我甚至一度以为，我这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

窗口里是一个中年女人，一脸的公事公-办。

她接过我的卡，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

“嘀”的一声，屏幕上跳出了我的信息。

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忽然抬起头，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这个社保，已经停缴十年了。”

“是，是，我出国了。”我赶紧解释，“但是我之前交满了十五年，我听说……”

“谁跟你说的？”她打断我，“规定早就改了。停缴超过三个月，医保就自动冻结了。你要想重新享受，得先补缴，而且还有六个月的等待期。”

“六个月？”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就凉到了脚底。

“对。六个月之后，才能正常报销。”

“那……那我现在住院，怎么办？”

“自费。”她吐出两个字，像扔了两块冰。

自费。

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嗡的一声。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我凌晨四点去排队，我低声下气地求医生……

最后等来的，就是这两个字？

“可是……可是我是中国人啊！我在这里交了十五年的社保！”我控制不住地喊了起来。

我的声音，在大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周围的人，都朝我看了过来。

他们的眼神，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麻木。

显然，他们对这种场景，已经见怪不怪了。

窗口里的女人，也只是皱了皱眉。

“你现在，是哪国国籍？”她冷不丁地问。

我愣住了。

“我……我拿了美国绿卡。”

“那户口呢？”她追问。

“……出国的时候，注销了。”

当年，为了表示我们移民的决心，我和Catherine义无反顾地去派出所注销了户口。

我们当时觉得，那本暗红色的小本子，是一种束缚，是一种我们急于摆脱的过去。

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美国人”。

女人听完，脸上露出了一丝“果然如此”的表情。

她把我的社保卡和身份证，从窗口里推了出来。

“那你就是外籍人员。”

“外籍人员，不享受中国的医保报销政策。”

“住院的所有费用，全部自费。”

她的话，一字一句，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天灵盖上。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扶着柜台，才勉强没有倒下。

外籍人员。

这四个字，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

我，林卫国，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个名字里都带着“保卫国家”烙印的人，现在，成了一个“外籍人员”。

一个，连生病都不能享受自己国家医疗保障的，外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

北京冬日的冷风，吹得我浑身发抖。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周围一张张黄皮肤、黑眼睛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异类。

我掏出手机，想给Catherine打个电话。

可我又能跟她说什么呢？

告诉她，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吗？

告诉她，我们为了那个“美国梦”，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命吗？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脑子里一片混乱。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这一切都和我无关。

我像一个游魂，飘荡在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我走过一个街心公园，看到一群大爷在下棋，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

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

曾几何-时，我最讨厌这种“土得掉渣”的音乐。

我觉得它破坏了城市的宁静，是一种审美的倒退。

可现在，听着这熟悉的旋律，看着那些大爷大妈脸上舒展的笑容，我却莫名地感到一丝亲切。

这才是生活。

这才是，我丢失了十年的，那种热气腾腾的、有烟火气的生活。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黑透。

身体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一个连收尸的人都没有的地方。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艰难，也最屈辱的决定。

我拨通了一个我十年没有联系过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哪位？”听筒里传来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

“……舅舅，”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吐出这两个字，“是我，卫国。”

电话那头，沉默了。

长久的，死一样的沉默。

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我知道，他一定恨我。

当年，我爸妈去世的时候，是他一手操办的后事。

而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却因为要“追逐我的美国梦”，连葬礼都没有回来参加。

我只是，冷冰冰地，从大洋彼岸寄回了一笔钱。

我以为，钱可以弥补一切。

“……你还知道回来。”舅舅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舅舅，我……”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生病了，很重的病……我没钱治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包括我的癌症，我的美国梦的破灭，以及，我被当成“外籍人员”的羞辱。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就在我以为他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开口了。

“你在哪儿？”

我报上了我那家小旅馆的名字。

“在那儿等着，别动。”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我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看到了十年未见的舅舅。

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岁月，在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他身后，还站着我的表弟，小军。

小军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的鼻涕虫了，长成了一个敦实的、一脸憨厚的中年男人。

舅舅什么都没说，只是上下打量着我。

他的眼神，很复杂。

有愤怒，有怜悯，还有一丝……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瘦成这样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我再也控制不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舅舅，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我爸妈……”我泣不成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那一刻，我所有的伪装，所有的坚强，都土崩瓦解。

我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想活下去的可怜人。

舅舅没有扶我。

他就那么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们。”他说，“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亲手把自己的根，给拔了。”

舅舅最终还是收留了我。

他把我带回了他家。

那是一个位于北京老城区的小胡同里，一个很小的四合院。

和我当年卖掉的、我爸妈留下的那套房子，很像。

院子里，种着一棵大槐树。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夏天爬到树上掏鸟窝。

物是人非。

舅妈看到我，并没有给我好脸色。

她一边给我收拾房间，一边阴阳怪气地嘟囔。

“哟，这不是我们的‘美国人’回来了吗？怎么，美国的空气，不香甜了？”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我活该。

当年，我们一家决定移民的时候，舅舅和舅妈是反对最激烈的。

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故土难离，说父母在，不远游。

可我当时，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觉得他们是思想僵化，是嫉妒。

我还记得，临走前，我和舅舅大吵了一架。

我说：“你们就守着这点破家当，过一辈子吧！我要去过人上人的生活了！”

现在想来，那句话，多么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了我自己脸上。

晚上，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尴尬。

舅妈做了几个家常菜，味道很好。

可我，却食不下咽。

“吃吧。”舅舅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到了这儿，就安安心心治病。钱的事，你别操心。”

我看着碗里那块肥瘦相间的肉，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舅舅，我……”

“行了，别说了。”他摆了摆手，“吃饭。”

第二天，表弟小军就带着我，又去了医院。

他托了关系，找了个“号贩子”，花了两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第二天上午的专家号。

那个我上次排了两个小时队都没挂上的专家。

我看着小军从兜里掏出那皱巴巴的两千块钱，递给那个贼眉鼠眼的“黄牛”时，心里五味杂陈。

我曾经最鄙视的“走后门”，现在，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见到了专家。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看起来很干练，很有权威。

她看了我的所有报告，又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

最后，她给出的结论，和之前的医生一样。

——先化疗。

“你这个情况，非常棘手。”她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现在的化疗药物，比以前进步了很多。我们会给你用最好的方案。”

“谢谢您，医生。”我感激涕零。

“先去办住院吧。我已经给你打了招呼，今天就能住进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昨天还遥遥无期的床位，今天，就这么解决了？

我看向小军。

他冲我憨厚地笑了笑，没说话。

我知道，这背后，一定是他和舅舅，又去求了人，又去花了钱。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坚持要自己去。

我不想再让小军替我面对那个收费窗口。

我从我那只半空的行李箱夹层里，翻出了我最后的一点家当。

那是几千美金，是我和Catherine，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准备应急用的。

我把它们全部换成了人民币。

当我把那沓厚厚的人民币，递进收费窗口的时候，我的手，在微微发抖。

“自费，对吧？”我对窗口里那个熟悉的中年女人说。

她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先交十万。多退少补。”

十万。

只是第一笔。

我几乎是咬着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林卫国。

不是David Lin。

我终于，住进了医院。

是一个三人间的病房，很拥挤，很嘈杂。

但每个床头，都有一个连接着墙壁的呼叫器。

按下去，就有护士过来。

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

我的床位，靠着窗户。

从这里，可以看到楼下那个小花园。

每天，都会有病人，在花园里散步，晒太阳。

他们的脸上，虽然带着病容，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很平静的东西。

那是一种，对“活着”这件事，最质朴的渴望。

化疗开始了。

过程，比我想象中要痛苦得多。

恶心，呕吐，脱发，浑身无力。

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精气神一样。

有一次，我吐得昏天黑地，几乎要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舅妈正好过来给我送饭。

她看到我那副狼狈的样子，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走过来，给我拍着背，又递上一杯温水。

等我缓过来，她才把保温饭盒打开。

是她亲手熬的，小米南瓜粥。

“喝点吧，养胃。”她语气生硬，但眼神里，却透着一丝不忍。

我端着那碗粥，一勺一勺地喝着。

粥很烫，暖暖地流进胃里。

也流进了，我那颗早已冰冷麻木的心。

“舅妈，”我低声说，“谢谢你。”

她没理我，只是把头转向了一边，偷偷地抹了抹眼睛。

我住院的这段时间，Catherine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每次，她都小心翼翼地问我的病情，问治疗的费用。

当我告诉她，第一个疗程就花了十几万，而且全部是自费的时候，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David，”她说，“Frankie的学费贷款，申请下来了。但是……房子的贷款，下个月，可能真的还不上了。”

我能听出她声音里的疲惫和绝望。

“要不……我们把房子卖了吧？”我试探着说。

“卖掉？卖掉我们住哪里？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她立刻反驳。

我无话可说。

是啊，那栋房子，是她全部的骄傲，是她在美国“立足”的象征。

让她放弃，比杀了她还难受。

“卫国，”她忽然换了一种称呼，一种我们已经很久没用过的称呼，“你……你那边，亲戚朋友，不能再借点吗？”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借？

我有什么脸，再去跟舅舅开口？

他为了给我治病，已经拿出了他大半辈子的积蓄。

“Catherine，”我深吸一口气，“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什么错了？”

“我们，根本就不该来美国。”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良久，她才幽幽地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是啊，没有用了。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辆脱轨的列车，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

第一个化疗疗程结束了。

效果，并不理想。

肿瘤，只是稍微缩小了一点。

而我的身体，却被彻底掏空了。

医生把我舅舅叫到了办公室。

我也跟了过去。

“情况，你们也看到了。”专家说，“常规化疗，效果有限。我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最新的PD-1免疫疗法。”

“那是什么？”舅舅问。

“一种新型的靶向药，可以直接激活自身的免疫细胞去攻击癌细胞。副作用比化疗小，效果也更好。很多晚期病人，用这个药，都实现了长期带瘤生存。”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

“长期带瘤生存”？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那……那这个药，贵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专家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很贵。”

“一针，大概两万块。一个月，要打两针。”

“而且，这个药，目前还没有进入医保。”

“所有费用，全部自费。”

我的心，瞬间从云端，跌入了谷底。

一个月，四万。

一年，就是将近五十万。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天文数字。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整个人都失魂落魄。

舅舅一路沉默着，把我送回病房。

“舅，”我拉住他，“算了吧。别治了。”

“我这条命，不值那么多钱。”

“别再为我花钱了。你们把钱留着，自己养老吧。”

舅舅回过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说什么浑话！”他一巴掌拍在我背上，“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给我安安心心躺着！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说完，他就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看着他那不再挺拔、甚至有些佝偻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何德何能？

我这个不肖子，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何德何能，能得到他如此的对待？

第二天，舅舅没来。

小军来了。

他告诉我，舅舅把他那套，准备给他结婚用的新房，给卖了。

“卫国哥，你别有压力。”小军憨憨地笑着，“我跟我媳妇儿商量好了，我们先租房住。等你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我拿着那张小军塞给我的、存着五十万的银行卡，感觉它烫得像一块烙铁。

我趴在病床上，嚎啕大哭。

我哭我这荒唐的前半生，哭我对亲人的亏欠，哭我那遥不可及的、渺茫的生路。

我开始接受PD-1免疫治疗。

药，确实是好药。

副作用很小，我的精神状态，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复查的结果显示，我体内的肿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缩小。

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

他说，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效果，我说不定，真的可以活很久。

我看着那张CT片子上，那个曾经狰狞的、盘踞在我胰腺上的阴影，一点点地淡去。

我感觉，自己像是从地狱，又爬回了人间。

我开始有胃口吃饭了，甚至可以在花园里，慢慢地走上几圈。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贪婪地呼吸着，这来之不易的、带着青草味道的空气。

我开始，重新规划我的未来。

虽然，这个未来，可能很短。

但我还是想，做点什么。

我想，等我病好了，我要去找一份工作。

什么都行。

送外卖，开滴滴，或者去工地搬砖。

我要把欠舅舅的钱，一分一分地，还给他。

我还要，学着，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一个电话，又把我打入了深渊。

是Catherine打来的。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的绝望。

“David，房子……房子被银行收走了！”

“我还不上贷款，他们……他们把我们赶了出来！”

“我们现在，无家可归了！David！无家可归了！”

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那个，我们为之奋斗了十年，为之付出了所有的“Dream House”。

没了。

“Frankie呢？”我哑着嗓子问。

“他……他和他那帮朋友，住在外面……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Catherine的声音，充满了哭腔，“他说，他恨我们！恨我们是失败者！”

失败者。

是啊。

我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Catherine，”我说，“你也回来吧。”

“回来？”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我回去干什么？我回去，也是一个笑话！”

“我们……重新开始。”我说。

虽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重新开始。

“不！”她尖叫道，“我不要回去！我死，也要死在美国！”

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我感觉，我生命里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

从那天起，我的病情，急转直下。

肿瘤，开始疯狂地反扑。

PD-1的药物，也渐渐失去了效果。

我身体的疼痛，比以前，更加剧烈。

吗啡的剂量，一加再加。

我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形同枯槁。

医生找舅舅谈话，很委婉地告诉他，让我准备后事。

舅舅瞒着我。

但他每天，都坐在我床边，给我讲我小时候的糗事。

讲我怎么偷邻居家的鸡，怎么把墨水打翻在老师的作业本上。

他讲着讲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开始，频繁地出现幻觉。

我看到我爸妈，就站在我床前，冲我微笑。

我看到，我当年卖掉的那个小院里，那棵老槐树，又开满了白色的槐花。

我看到，十年前，我和Catherine，带着年幼的Frankie，满怀憧憬地，踏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我们以为，我们奔赴的，是一个光明的、自由的、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

我们却不知道，那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一天，我从昏睡中醒来。

我看到，舅舅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

他那满头的白发，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伸出手，想去摸一摸他的头发。

可我，却连抬起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张了张嘴，想叫他一声。

却只发出了，一阵意义不明的、嘶哑的“嗬嗬”声。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我感觉，自己正在往下沉，往下沉。

沉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温暖的黑暗里。

在意识的最后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位于北京老城区的、小小的派出所。

我看到，年轻的自己，和年轻的Catherine，站在窗口前。

我们把两本暗红色的户口本，递了进去。

我们脸上，带着决绝而骄傲的笑容。

我们对窗口里那个穿着制服的民警说：

“我们，自愿放弃中国国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