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紧追不舍，不怕我军埋伏，林彪判断有叛徒，事实果然如此

1949年9月下旬，一份“速呈林总”的绝密电报自重庆飞抵汉口机场，电报只有一句话：“王继芳在押”，林彪接过后，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三年多前的那幕失利和逃兵的背影，突然被拉回眼前。

机舱里气氛凝重。身旁的警卫员低声问：“是不是那位作战科的王科长？”林彪只是点头：“是他。”接着便陷入沉默。没人敢再开口，因为他们都清楚，正是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叛逃，给第二次四平保卫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代价。

时间拨回到1946年3月上旬。苏军撤离在即，东北局接到党中央“务必速取要点”的指示。四平，这个铁路与粮食枢纽，天然成了一块谁也不肯松手的“心头肉”。林彪判断：先下手为强。于是，东北民主联军六千余人夜色中逼近城西机场，三面发起突击。

四平城内当时的守军以土匪、伪满残部和地方武装拼凑而成，经不起猛攻。仅一夜之间，国民党旗帜被摘下，弹药库悉数落入我军囊中。年轻士兵举着缴获的美械，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打胜仗”的滋味。

可欢喜不过月余，风向骤变。4月中下旬，杜聿明奉蒋介石急电，带着嫡系整编军杀回东北。飞机、坦克一字排开，火力之猛，让初出茅庐的东北部队压力倍增。林彪连夜调长春、延吉方向的部队南下增援，希望稳住四平。

南郊的第一轮冲击就暴露差距。人们发现，工事像豆腐渣一样被航弹撕开。西满军区司令黄克诚发来急电：“再守，弟兄们要雪崩了！”电报发出后却迟迟不见回音，因为中央仍坚持“战场要赢，谈判才硬气”。守！

四月到五月，整整一个月，四平阵地被炮火碾了无数遍。塔子山失守那天，是1946年5月18日清晨，硝烟在城市上空压成铅云。傍晚八点半，林彪才下达“按预定路线后撤”命令。计划周密，兵分数路，夜幕作掩，撤离几乎没惊动对手。

可离城仅两天，情势骤变。杜聿明突然调转矛头猛追，摩托化部队试图大迂回直插通化，截断退路。按以往经验，国民党对我军的伏击忌惮甚深，这次却像是胸有成竹。林彪心中警铃大作：情报出了问题！

部队行至辽源西北的小站休整时，林彪下令各旅迅速清点。不久，一份名册呈到案头：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失联。名单递上来的那名通讯员不敢抬头，只听林彪的钢笔“咔哒”一声折断。无需多言，答案已呼之欲出。

王继芳是“红小鬼”出身。长征时骨瘦如柴，被战友接力背出草地；到延安后进了抗大，那会儿林彪正当校长。林彪对这位聪明却沉默寡言的青年格外照顾，抗战胜利赴东北时甚至点名把他带走，任命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按说，这份知遇之恩已是极高。

世事偏偏离奇。梨树镇驻防期间，王继芳与当地一位地主小姐眉来眼去。旁人只当是段露水情缘，未多理会。其实，女孩另有身份——国民党三青团女区队长。甜言蜜语、锦绣前程，加上前线数次失利带来的悲观情绪，在王继芳心里埋下了变节的种子。

5月17日深夜，林彪忙于布置次日的防御，王继芳却悄悄携带作战计划、后撤路线和无线电密码，登上一辆前方缴来的美制吉普，连夜投向杜聿明司令部。第二天清晨，杜聿明翻着我军兵力部署图，冷笑一声：“难怪他们撤得井井有条，我们就照图追。”

于是才有那场不合常理的穷追猛打。一路上，解放军先后丢失了若干小股掩护部队，牺牲远大于主动撤离时的损失。老战士说得直白：“王继芳这一包文件，抵得上国民党一个师的炮弹。”

王继芳新婚那天，杜聿明亲自站礼台上“祝少将新郎百年好合”。喜宴上，他拍着王继芳肩膀：“好好干，用得着你。”没过多久四平战局已翻篇，杜聿明把这个“新少将”打包送去南京保密局。毛人凤向来把叛徒当一次性刀片，能用就用，用完即弃。王继芳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张废纸。

1949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大势已去。王继芳隐姓埋名回到重庆，混进市公安局，企图蒙混过关。谁料，接收工作组一查档案，真身暴露。负责押解的军代表只用一句话汇报：“人到，证据全。”

同年10月初，武汉大礼堂公审。有人问他还有何话说，他抖了抖肩膀，低声嘀咕：“后悔来不及了。”堂下老兵爆喝：“悔？你让兄弟们死在哪儿？”审判长不再多言，木槌落下。第二天清晨，几声短促枪响划破江城雾气，尘埃落定。

那张带血的四平撤退线路图，如今已归档在军事博物馆。文件盒旁附一行注解：一次叛逃，改变不了战争走向，却能让胜利付出更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