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陈锡联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我还能上前线

1999年5月，新闻里不断传来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画面。北京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年过八旬的陈锡联听完通报，沉默片刻，忽然声音一沉：“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上前线。”在场的人一时都有些发怔，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将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这一句话，把人拉回到另一个时代。许多人只记得他是开国上将，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沈阳、北京两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却未必清楚，他的一生，是怎样一步步从一个穷苦孩子，走到能在关键时刻被托付“挂帅”的位置，又为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对战争二字反应如此强烈。

追溯陈锡联的经历，要从大革命失败后的鄂豫皖苏区说起，也要从新中国成立后那支“从步枪走向大炮”的人民军队说起。

一、穷苦少年走上“刀口”

1915年，陈锡联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詹店乡彭家村。那一带后来被称为“将军县”，但在他童年时，只是战乱和饥荒轮番光顾的穷乡僻壤。5岁丧父，家里一贫如洗，母子相依为命，经常得靠上门讨饭才能勉强度日。

在这样的环境里，“念书”两个字显得太奢侈。他跟着母亲四处乞讨，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对很多同龄孩子来说，未来也许还可以模糊地幻想一下，但对他来说，眼前能活下去就不容易了。

1929年前后，鄂豫皖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渐渐多起来。红军在当地分田分地、宣传革命，对穷人来说，这是第一次看到命运有可能被改写。14岁时，陈锡联萌生了去参加红军的念头。母亲却死活不同意，拉着他一边哭一边说：“你这么小，娘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怎么活？”

少年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一走意味着什么。留下来，日子也不过是讨饭混一天算一天；走出去，虽然危险，却多了一线改变的机会。他白天照常干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夜里，看母亲睡下，他轻手轻脚起身，回头望了一眼屋里那团蜷缩的身影，然后咬牙迈出门槛。

这一走，他再回到家乡，就是几十年以后了。命运，也在这一刻悄悄拐了弯。

参加红军时，他年纪小、个子不高，但脚勤手快，跑得快、干活抢前头。战斗里，端着枪就冲在最前面，很快得到了连队干部的注意，不久被吸收入党。文化程度低，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班长和党代表就利用休息时间教他认字、讲革命道理。识字不多，他却记性惊人，白天战斗、夜里练字，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熬过去。

在一场场小规模战斗里，他总是第一个冲，撤退也是殿后。战友们看他瘦小却爆发力惊人，又刚硬能顶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小钢炮”。这个绰号，后来被毛泽东记在心里，成为他和炮兵结缘的一个伏笔。

二、川陕苏区的“硬仗专家”

进入上世纪30年代，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部队转战到川陕一带，红四方面军逐渐发展壮大。1933年，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纠集20多万川军向川陕苏区压上来，声势很大。

那时的红四方面军，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对敌人这次大规模进攻的力度估计不足，还是准备以收紧阵地、伺机反击为主。就在这种紧张局势下，陈锡联已担任第30军第88师第263团政治委员，被派去坚守火峰山要地。

有一次，他和团长邵烈坤在阵地上，突然发现前沿阵地有人往后跑，口里还喊着“神兵来了”。原来，川军雇了一些人，披挂乱七八糟，装神弄鬼，自称“刀枪不入”，想用这一套给红军制造心理恐慌。这种把戏，在当地老百姓中颇有市场，对刚扩编不久的新兵来说，也确实有点吓人。

“再乱就完了。”陈锡联一看苗头不对，立刻把预备队第二营调上来，亲自端起枪往山下冲，边跑边朝战士吼：“什么‘刀枪不入’，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枪认不认你！”一边开火一边压上去，逼得那些“神兵”乱了阵脚，被打得落花流水，原形毕露。

战斗胜利后，他因为指挥得力被提升为第四军第10师副师长，后来又调任第11师政治委员。短短几年时间，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红军重要指挥员，靠的就是在这种紧要关头顶得住、稳得住。

1935年前后，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陕南一带发动一系列战斗。陈锡联率部渡过嘉陵江，占领剑阁、阆中等地，随后又北上转战。他在土门战役中率部攻占千佛山，连续数日鏖战，身体透支严重，出现严重腹泻，被迫送进医院休养。

就在他住院期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长征的局面随之打开。后来部队在陕北整编，他又被任命为第十师师长。一场场苦战下来，他在队伍里的威信越来越高，“小钢炮”的名头也越传越响。

真正让他名震全国的，却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一次奇袭。

三、夜袭阳明堡：名将一战成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打响。八路军改编成正规部队，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领下开赴华北敌后。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团长，这个先遣团后来番号改为第769团。

同年10月，华北忻口战役打得异常激烈。日军的飞机源源不断从前线上空飞过，对忻口、太原实施轰炸。部队转移到代县以南滹沱河一带时，陈锡联留意到一个细节：敌机起降的方向和时间似乎有规律，这说明附近很可能就有日军机场。

他一方面打听当地百姓，一方面通过与国民党军接触了解情况，很快获得线索：在滹沱河南岸阳明堡南面，日军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停放了不少作战飞机。经过几天侦察，机场外部警戒、内部飞机停放位置都摸得比较清楚。

这时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山地打游击，避开正面硬碰；二是铤而走险，夜袭机场，直接摧毁敌机。讨论时，很多人心里也有顾虑——那可是日军重要设施，万一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陈锡联把地图摊开，在灯下反复推演，最后定下主意：打！还具体确定了进攻路线、爆破分工和撤退路线。10月19日夜，部队悄无声息地接近机场。在10连火力掩护下，11连突击队员匍匐接近，一旦摸到飞机跟前，就把手榴弹塞进机舱或油箱。

随着几声巨响，大片火光腾起，机场瞬间被烈焰吞没。24架日机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被点燃，爆炸声、油料燃烧声混成一片。完成任务后，769团按预定路线迅速撤离，没有被敌人形成包围。

这次夜袭阳明堡行动，直接减轻了忻口和太原守军的空中压力，也极大振奋了全国的抗战士气。邓小平代表129师首长找他谈话时，开门见山：“你陈锡联会打仗，将来一定是个将才。”毛泽东、蒋介石也都对这次战斗作过高度评价。

多年以后，陈锡联回忆这一战时还说，那时经验不足，主要凭勇敢硬上。事后想想，如果能把老乡家的油都收购起来，集中使用，说不定火力更猛，效果更大。这种事后反思的习惯，也为他后来领导技术兵种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先后担任副旅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在太行山一带和日伪军周旋多年。一次激战中，敌人子弹从他下巴射入，从颈后穿出，险些当场夺命，脸上留下明显疤痕。战士们笑着说他是“军中赵子龙，枪炮不认”，其实危险程度，外人很难想象。

二、从宿县到重庆：大兵团作战中的关键一环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全国战局重新洗牌，陈锡联所在部队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参加中原突围和大别山转战。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他率领第三纵队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率先抢渡淮河，很快在皖西打出一片局面，仅半个月就歼敌两千多人，解放九个县城，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打下基础。

随后，在华东战场的大决战中，他又出现在宿县、淮海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期间，宿县是敌军苦心经营的堡垒城市，日军早年修建的防御工事仍在，国民党军把它当作要死守的枢纽。攻坚难度可想而知。

作战中，陈锡联指挥部队步步为营，反复穿插，对敌坚固据点多次试探打击。整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据说许多地方地表被炮火翻成平地。他最终率部歼敌万余人，彻底撕开这道口子，为后来黄百韬兵团的全歼创造有利态势。

解放战争后半段，他又带兵渡江南下，截断浙赣线，迂回大西南。在复杂地形和敌人顽抗面前，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法，突然出现在对手后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歼灭宋希濂兵团。

1949年11月，西南战役进入关键阶段。陈锡联率部参与解放重庆。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新的市政工作必须迅速展开，以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第三机关进驻重庆后，他被任命为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枪声尚未完全远去的城市里接过了另一种责任。

这一阶段，陈锡联已经不仅是一名冲锋在前的战将，还是能够同时兼顾军事行动和地方接管的高级将领。这一点，为他后来走上更高层次的岗位打下了基础。

三、“小钢炮”掌管炮兵：从步枪到大炮的跨越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也有炮兵方队，但整体装备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差距仍然明显。很多军内外人士都清楚，要想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得住脚，必须尽快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炮兵力量，加速陆军的机械化进程。

1950年，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国防需求，作出建立强大国防军的决策，兵种领导机关的组建被提上日程。涉及炮兵时，毛泽东提到一个名字：“红四方面军有个陈锡联，外号‘小钢炮’，搞炮兵还是他最在行。”

就这样，1950年8月1日，以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机关为基础在北京组建的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陈锡联受命出任炮兵司令员。此时他还不到40岁，是开国上将中最年轻的一批。

令人意外的是，他刚一走马上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国内刚刚从长期战争中稍喘一口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考验。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参战。支援前线，炮兵必不可少，而这支炮兵部队还相当稚嫩，组建和扩编任务压在了陈锡联团队肩上。

在很短时间内，大量炮兵部队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他与刘亚楼等人多次赴朝鲜前线实地了解战况，回国后又全力投入国内防空体系和炮兵扩建工作。到1953年年底，全军预备炮兵已发展到23个师，其中包括6个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外加22个独立营、88个团，总规模超过30万人，比1950年扩充了数倍。

炮兵既是战斗兵种，又是技术兵种。陈锡联出身贫苦，文化基础薄弱，这在新形势下成了他必须补上的一课。他先后到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系统学习，还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观摩原子弹实爆演习，对现代战争的技术特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不得不说，这种主动“补课”的态度，在当时的老一代将领中具有代表性。

随着一批批新炮兵部队投入朝鲜战场，志愿军在火力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某些局部战斗甚至实现反压制。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中，一支步兵连在进攻时往往能得到八到十个炮兵连的火力支援，战场态势与参战初期相比有了明显变化。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炮兵持续进行火力支援和反击，打退敌军数百次冲锋，摧毁大量飞机、火炮和装甲车辆，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毛泽东后来评价当年的秋季作战时专门提到，工事坚固、指挥得当、兵员勇敢固然重要，炮火的猛烈同样是致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陈锡联领导的炮兵并不仅在朝鲜战场发挥作用。1958年前后，在沿海方向的炮击金门行动中，地面炮火对台海局势形成强大震慑，这背后同样离不开前几年扎实的炮兵建设。

三、导弹靶场与东北边防：从炮兵到大军区

1955年，40岁的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全军最年轻的上将之一。此后多年，他在炮兵建设上继续下功夫。各军区陆续成立炮兵指挥学校，各类技术、文化院校也相继组建。1957年7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成立，他兼任院长，负责培养新一代技术骨干。

同一时期，中央决定筹建导弹试验靶场，这是新中国迈向导弹时代的重要一步。陈锡联牵头参与靶场选址勘察，既要考虑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要兼顾安全和发展空间。通过实地和空中勘察，最终将酒泉确定为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地点。后来那里成为中国航天和导弹事业的重要基地，这一步决策意义重大。

1959年10月9日，他在炮兵岗位上突然接到新的任命。周恩来通过国防部向他传达，调他到东北，接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这一地区战略地位极为关键，既是对北对东的前沿，也是重工业集中区，战备任务十分繁重。

上任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战备体系建设上。重点方向、首脑机关防护、后方基地、特种兵工程，一项项梳理，统一规划。长山要塞区被扩编，设防建设与战备要求捆在一起推进，不再各自为战。可以说，在那个时期，沈阳军区的战备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在他担任司令员的十多年里，沈阳军区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雷锋、刘英俊、廖初江、“红九连”等熟悉的名字，大多与这片地区有关。那时部队大力倡导的观念，是在战斗准备之外，把作风和精神建设同样当回事。

雷锋因公殉职后，驾驶员乔安山一度思想负担很重，担心自己难以面对组织和群众。陈锡联作为军区司令，亲自过问此事，把人叫来谈话，既严肃指出问题，又劝他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别被阴影压垮。乔安山回忆时，说正是这一次谈话让他重新站稳了脚跟。

从1966年到1976年，国内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东北和华北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在这十年间，陈锡联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又兼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承担起维持大局稳定的重要职责。由于他长期担任大军区主官，毛泽东习惯称他为“陈司令”，在1974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他握手时还笑着说：“陈司令，忙啊。”

三、挂帅主持军委与迟暮之年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陈锡联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家体委和国防工业等方面工作。他从枪杆子所在的一线部队走向更高层面的统筹位置，但与军队和国防的联系从未中断。

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那时毛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视力也受影响。陈锡联走上前，担心主席认不清，就主动报上名字：“我是陈锡联。”毛泽东听后，缓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你要挂帅啊。”会后又重复一次，语气依旧郑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身患重病，国内外形势都十分严峻。就在这时，毛泽东建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在叶剑英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谈到这一安排时，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带过炮兵，带过兵团，在国务院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主持军委期间，他面对的是局势复杂、风浪不断的时期。重大军队事务，他都要及时与叶剑英沟通，力求把握好方向与分寸。这一阶段，他做了大量协调、稳定性工作，虽然外界很少看到细节，但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中，对他的稳重和克制都评价很高。

改革开放启动后，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前后，为了推进干部新老交替，陈锡联与一些老一代革命家主动提出辞去领导职务，得到批准后，转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逐步退出一线。

退休后的日子，看起来平静，但他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关注并没有淡下来。每当国际局势出现波动，相关消息传到他耳中，总要听得很细、问得很细。1999年5月，北约轰炸南联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发生后，他在病中听到汇报，情绪非常激动，说出那句“还能上前线”的话，并不是简单的愤慨，而是几十年军人生涯形成的本能。

试想一下，一位14岁参军、几十年在前线摸爬滚打的老将，经历过川陕苏区的血战、长征途中的艰难，也经历过阳明堡夜袭的惊险、淮海宿县的激战。晚年看到类似场面，自然无法无动于衷。遗憾的是，就在那年6月10日，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有人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他的精神，大致贴切。他的一生，横跨旧中国的乱世与新中国的崛起，从一支穷得叮当响的红军队伍，到炮兵、导弹部队不断壮大，再到大军区和军委的统筹调度，几乎见证了新中国国防体系从零起步、逐步完善的全过程。

而那句“还能上前线”，既是他个人性格的自然流露，也是老一辈革命军人共同的底色。只要国家安全和尊严遭到挑战，他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那支最熟悉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