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上的生计：四线城市流动摊贩的生存逻辑与治理之困

华鉴璋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一、三个轮子上的生计：一座油城街头的生存图景

我的家乡是一座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上世纪因发现油田而风光一时，随着石油资源逐渐枯竭，城市的经济脉搏也慢了下来。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随着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吸纳能力下降。街头摆摊成为部分低收入及无业群体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

大约在2015年前后，那时的地摊商贩还多是“固定摊主”。他们在某个路口扎下根，日复一日地守着同一块地方。城管接到通知过来执法，一抓一个准。商贩被扣了摊，只能自认倒霉；城管秉公办事，却也谈不上什么成就感。那时候的博弈，简单而粗暴。如今不一样了。现在的流动摊贩，几乎都建立在“三个轮胎”之上。一辆三轮车，就是全部家当，既是厨房，也是货架，还是随时可以撤离的交通工具。这种转变看似只是装备升级，实则是生存智慧的迭代，随摆随走，既方便出摊，也方便与城管周旋。

这些三轮车聚集的地方，永远是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角落。学校门口、菜市场旁、大型商圈周边、公园附近，以及政府划定的少数固定经营点。经营内容则以食品为主，肉夹馍、三明治、鸡蛋灌饼、烤冷面……那些热气腾腾的小吃，喂饱了无数匆忙的路人。我也是被喂饱的人之一。上大学之前，我是流动摊贩的忠实顾客。放学后，校门口那一排三轮车准时等着我，花几分钟买份吃的，就能挤出一个多小时的学习时间。摊贩之间的竞争，也让我拥有了丰富的选择——今天吃这家的肉夹馍，明天尝那家的三明治，挑挑拣拣的快乐，是高中生活里少有的调剂。

但作为一个常客，有些糟糕的事我也看在眼里。他们总是往人最多的地方扎堆，学校、医院、商超，哪里人多去哪里。人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厨余垃圾随手泼在马路上，油污浸进地砖的缝隙，日复一日，地面结了黑乎乎的垢；本就拥挤的路口被三轮车占去一半，再加上随手停放的电动车，堵车成了家常便饭；至于食品安全，全凭摊主的良心，有些食物卫生堪忧，吃下去的是美味还是隐患，谁也说不准。少数摊贩会交租金，在固定点位经营，形式上看合法合规，可上述问题依然存在——固定的，未必就是规范的。

这些摆摊的人，大多是企业退休工人，或是周边乡镇的村民，年龄多在40到60岁之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收入微薄，生活窘迫，摆摊已经是万般无奈里的最优解。可我也知道，城市管理有城市管理的职责——占道经营、无证经营，确实侵害着公共利益。大家心知肚明他们的难处，但规则就是规则。

一边是底层百姓的生存，一边是城市运行的秩序；一边是人间烟火的温度，一边是市容法度的刚性。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治理难题：如何在保障底层生存权与维护城市公共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被挤压的“烟火”：流动摊贩的群体构成与游击策略

流动摊贩的年龄结构以40至60岁的中年群体为主。他们并非单一身份的人群，而是涵盖了退休职工、下岗工人、周边村民，以及在岗的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这种多元构成本身就折射出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市场的窘迫——但凡有更稳定、更体面的出路，谁又愿意风吹日晒地守在街头？

商贩老板A曾在单位上班，如今工资发不下来，家庭开支却一分不能少。“我这个年纪，能力比不上你们年轻人，跑外卖孩子不放心，摆个摊做个小买卖，能补贴点家用就不错了。”言谈间能感觉到他是个读过书的人，他的糖葫芦摊位也是周边最干净的一家。家里两个孩子，老大刚上大学，老二还在读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在他这里，摆摊不是选择，而是为数不多够得着的出路。这座因石油而兴、又因石油枯竭而沉寂的小城，就业渠道本就单一，三轮车上的方寸之地，已是万般无奈中的最优解。

也有像商贩老板B这样的“地摊江湖”老手。从我上小学时他就在卖里脊肉饼，至今仍在卖，算来已摆了十来年。他年轻时在饭店当学徒，学了一手好手艺，后来却始终没有租固定门店。原因有二：一是小本买卖，门店租金太贵，家里抗风险能力弱，经不起折腾；二是三轮车的好处在于想去哪就去哪里，哪里人多就去哪里，能卖出更多肉饼。

“哪里人多就去哪里”，这六个字道尽了流动摊贩的空间逻辑。学校门口、医院周边、大型商超附近，但凡人流汇聚之处，必有成群结队的摊贩。他们内部遵循一套自发的秩序：先到先得。为了占住有利地形，往往在人流到来之前就已摆好摊位，蓄势待发。在不同时间段，他们会根据不同地点的流量变化，灵活转场。从他们的视角看，这不过是谋生而已，并非存心要与城市秩序作对。但客观结果确实棘手：一排排三轮车沿着路边排开，买家的电动车随手往路边一停，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愈发拥堵。摊贩们并非完全不顾及交通，只是生计当前，那份考量显得微薄了些。

真正让他们神经紧绷的，是城管不定期的突击检查。这时候，三轮车便完成了从“经营摊位”到“逃生工具”的身份转换。我曾目睹一次执法，一条街道两头被堵，摊贩们无处可逃。大部分人认命地停下，等着被扣押、交罚款；也有铤而走险的，骑上车对着街道一侧冲刺，在人流和摊位之间左冲右突，车上的调味品随着颠簸倾洒一地。冲出去的，算是逃过一劫；冲不出去的，只能认罚。有的摊贩为此发展出了“放风”机制，远远望见执法车辆或穿制服的身影，立刻上车就走。有时候食客购买的食物还没做好，摊主已经发动了车子，留下食客在原地等待——这场景听起来滑稽，细想却尽是辛酸。所谓的“游击”策略，实则是弱势群体在制度约束下为降低生存风险而演化出的适应性行为。

三、占道、油污与“保护费”：街头失序的多重面相与灰色地带

商贩谋生不易，这是事实；但他们的经营活动确实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外部性，这也是事实。倘若所有摊贩都能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规范经营，问题或许会简单得多。划定区域实行统一管理，交通压力本可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但问题在于，固定摊位需要缴纳摊位费，这笔费用让大多数摊贩望而却步——愿意交钱的只是少数。于是，绝大部分流动摊贩的选择就变成了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周边，寻找看似空闲的地带扎营。这种“擦边球”式的占道经营，直接后果便是交通堵塞。堵塞的严重程度，因地而异。在大型商圈周边，堵车虽烦人，好歹算是“繁荣的代价”；但在学校和医院门口，问题就远不止于此了。

先说学校周边。放学时段本就是交通压力的峰值时刻——家长接孩子的电动车、自行车从四面八方涌来，双向穿行的行人挤满本就狭窄的道路，偶尔还有机动车试图挤过去。这时候，如果再加入一排占道经营的三轮车，局面便彻底失控。摊贩们只盯着放学的商机，却顾不上这条路已经水泄不通。放学时段，叠加占道经营后，道路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常引发区域性交通瘫痪。医院门口的景象又有所不同。在这里摆摊的多是中年群体，年纪较轻的摊贩很少选择这里。医院周边的管理相对严格，保安会不时出面维持秩序，摊贩们便打起了游击战，保安在时退避三舍，保安离开便迅速占道。虽不至于堵得水泄不通，但对行车和行人终究是干扰。更令人担忧的是，有时救护车出入紧急，被占用的道路便成了生命通道上的梗阻。还有一些摊贩，干脆把三轮车架在了盲道上，这条专为视障人士铺设的道路，就这样被无声地剥夺了功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生计面前被悄然消解。

在卫生方面，多数流动摊贩并非全无意识。他们会自备塑料桶收集垃圾，这一点值得肯定。但问题是，垃圾桶和食材往往混放在一起，所谓的食品安全，在这样的空间里便成了一种奢谈。经营过程中，食物残渣、油污洒落在地是常态；食客随手丢弃的牙签、塑料袋、包装纸，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垃圾随风滚动，渗进地砖缝隙，日积月累，市容市貌便打了折扣。居民们享受了便利，也默默承受着这份代价。

关于加热设备的选择，折射出摊贩在成本控制、操作便利性与风味呈现之间的理性权衡。目前，液化石油气是最主流的配置。典型装置由5kg或15kg便携式钢瓶、橡胶输气管及简易猛火灶组成。该组合初始投入低，只需200元，且具备瞬时高热值特性，能迅速提升锅体温度，满足商贩经营对“镬气”的刚性需求。相比之下，街头电力供应的不稳定性及高成本限制了其应用。因此，尽管存在软管老化、缺乏熄火保护装置等显著安全隐患，约八成以上的热食摊位仍倾向于选择此配置，以换取高效的出餐能力。在部分烧烤及特定传统小吃摊位，炭火加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木炭燃烧产生的高温辐射与特有的烟熏风味，构成了此类食品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电热设备难以模拟的感官特征。然而，炭火作业伴随的颗粒物排放及明火隐患，使其成为环保监管的重点对象。为规避执法风险，此类摊位经营多集中于深夜时段，或分布于监管相对薄弱的背街小巷，呈现出明显的“游击”特征。电气化设备的渗透率虽呈上升趋势，但应用场景较为局限，主要见于奶茶、热饮及部分关东煮等低功率、长时保温需求的业态。部分摊主利用电动三轮车电瓶配合逆变器供电，以降低燃料成本。然而，受限于车载电瓶容量及逆变器功率，电气化方案难以支撑爆炒等高能耗烹饪，且长时间加热可能影响车辆续航。因此，在当前技术与成本约束下，电力仅作为燃气与炭火的补充性能源，尚未撼动化石燃料的主导地位。

比物理隐患更令人担忧的，是管理层面的深层失效。“收费即管理”的模式，在非正规经济领域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即便是在政府划定的固定区域、缴纳了正规摊位费的摊贩群体中，安全与卫生隐患并未因“缴费”而自然消解。调查发现，部分固定摊位的管理方，无论是街道办委托的第三方公司，还是社区自治组织往往陷入一种“收钱免责”的误区。他们将摊位费视为管理的终点而非起点，认为只要摊主按时缴费，便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营豁免权”。在这种松散的管理生态下，液化气罐违规摆放、私拉乱接电线、炭火直排油烟等问题，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基于金钱契约的脆弱关系，极易滋生出“人情化”甚至“灰色化”的消解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固定的摊位费往往只是明面上的成本。当面临更严格的卫生检查或安全整改时，摊主与管理者之间常通过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或直接的经济利益输送来化解危机。访谈中，多位摊主暗示，只要“关系到位”或额外给予好处，原本不合格的加热设备可以继续使用，违规的占道行为也能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使得正式的规章制度在基层执行中被严重架空，导致安全隐患长期存续，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在正式管理体系的边缘地带，一种更为荒诞的现象仍在野蛮生长。调查获悉，在一些未被政府正式划定为疏导点的街头死角或断头路，存在着由社会闲散人员或当地“地头蛇”把持的灰色地盘。这些非官方主体向流动摊贩收取每天五元至十元不等的“占地费”或“保护费”。名目上，这是让摊贩在其“地盘”上安心摆摊的代价；实质上，这是一种缺乏任何法律依据的掠夺性收费。令人唏嘘的是，部分摊主竟将这笔费用视为一种“必要成本”，甚至认为交了钱就能获得某种“庇护”，免受城管驱赶或其他骚扰。这种现象不仅揭示了基层执法力量在特定时空下的缺位，更折射出非正规经济在缺乏合法生存空间时，被迫向地下秩序寻求“保护”的无奈与悲哀。

四、压力下的“镜像”：城管执法者与流动摊贩的双重困境

在四线城市“烟火气”与“秩序感”的拉锯战中，流动摊贩与城管执法者往往被公众舆论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符号：一方是弱势谋生的底层百姓，另一方是冷血暴力的权力执行者。然而，这种非黑即白的叙事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真相。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特定语境下，城管与摊贩实则陷入了某种“镜像困境”——他们同为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承压者，在各自的生存逻辑中被迫进行着一场零和博弈，双方在互相消耗中共同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外界常将城管视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城市管家”，但在基层执法的微观现场，他们更多时候是处于矛盾“风口浪尖”的被动执行者。考核机制的刚性约束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对于基层城管队员而言，他们的行为逻辑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严格受制于上级下达的量化考核指标。在“创城”“卫生城市评比”等高压任务下，市容市貌的整洁度直接挂钩单位的绩效与个人的晋升。正如城管队员所言：“我们也知道他们不容易，但上面的检查标准是主干道严禁占道，如果我们放水，明天通报批评的就是我们。”在这种科层制的压力下，“秉公办事”往往异化为机械化的“一刀切”执法，温情让位于规则，因为违规的成本由执法者个人承担，而执法的代价却由社会分摊。

舆论环境的撕裂加剧了执法的心理负担。在自媒体时代，任何一次正常的执法冲突若被断章取义地传播，都可能瞬间引爆舆情，使城管部门陷入“污名化”的旋涡。为了规避风险，部分执法行动不得不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在舆论风头紧时采取“运动式”的高压严打，导致矛盾激化；要么在压力稍减时选择“选择性失明”，默许违规存在以维持表面和平。这种摇摆不定的执法策略，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让摊贩产生了“熬过风头就能继续摆”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如果说城管的无奈源于制度的刚性，那么摊贩的“违法”则源于生存的刚性。在P市这样因资源枯竭且产业单一的城市，摆摊是无数中年群体在就业市场被边缘化后的退路。核心摊贩群体多为40-60岁的下岗工人、退休职工或失地农民。他们既无高学历技能去竞争新兴岗位，又因年龄、身体机能等因素被外卖、快递等行业拒之门外。正如商贩老板A所述：“我这个年纪，跑外卖孩子不放心，进厂没人要，摆摊是手里唯一的饭碗。”对于他们而言，三轮车上的生计不仅关乎温饱，更承载着供养大学生子女、赡养患病老人的家庭重担。

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下，所谓的“法律意识”往往让位于“生存伦理”。当“守法”意味着全家断粮，而“违法”仅面临罚款或驱赶的风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他们选择后者。他们的“游击战”“放风哨”乃至冲卡逃逸，并非出于对法律的蔑视，而是一种在有限资源下为了活下去而演化出的“底层智慧”。这种悲情色彩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违规”，实际上都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的一种无声抗议。

对于摊贩而言，这种博弈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焦虑。他们时刻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经营收益中必须扣除“被没收工具”“缴纳罚款”甚至“身体受伤”的风险成本。这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采取短视的经营策略，使用劣质燃气罐以降低成本、拒绝投入卫生设施以便随时撤离、在深夜疯狂占道以弥补白天的损失。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恰恰加剧了前文所述的食品安全与交通隐患，形成了“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

对于城管而言，这种博弈陷入了“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他们不得不将大量行政资源耗费在日复一日的驱赶、暂扣和争吵中，陷入了运动式执法怪圈。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不仅消磨了执法者的职业尊严，也让他们在面对具体的人时逐渐麻木，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原本应当服务于民的公共管理职能，异化为单纯的“管控”与“防堵”，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更深层次地看，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互害”。城管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剥夺摊贩的生计，摊贩为了生存不得不破坏城市的秩序。双方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做出了符合各自理性的选择，但合力的结果却是双输：城市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与活力，底层民众失去了最后的保障网，而执法者则成为了众矢之的。

五、从“死胡同”找活路：治理政策的现实与理想

面对“烟火气”与“秩序感”的永恒张力，单纯的封堵或放任皆非长久之计。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治理理念，更需要立足本地实际，对现有的政策尝试进行深度的复盘与反思。

在国内外的城市治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摒弃“一刀切”的取缔模式，转而探索包容性更强的治理方案，其核心在于将流动摊贩视为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必须切除的“毒瘤”。成都率先提出的“柔性执法”与允许外摆政策，建立了精细化的“负面清单”制度，只要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扰民、不影响交通，商户即可申请外摆，这种“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路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上海、杭州等地推行的“潮汐摊位”模式，则利用城市空间的时空差异，在早晚高峰以外的时段将部分闲置道路临时转换为经营区，体现了城市管理的弹性与智慧。而在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流动摊贩往往被纳入规范化的“跳蚤市场”管理体系，通过发放不同等级的经营许可证，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既保障了税收和卫生安全，又保留了城市的多元文化特色。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启示在于：治理的核心不在于“管死”，而在于“疏导”；不在于消灭流动性，而在于将流动性纳入有序的轨道。

近年来，P市也在积极寻求突破，特别是《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官方层面开始试图通过制度化手段，将“地摊经济”合法化、规范化。根据《方案》，P市展现了极大的开放姿态：明确允许沿街商户在19:00至次日5点开展外摆服务，并在大型商超红线范围内设置临时摊点；重点培育古城路、边拐夜市、安居街等特色街区，试图通过“夜食、夜娱、夜购、夜游”的全链条布局形成集聚效应；同时设立真金白银的奖励机制，对示范街区给予30万元奖励，显示出政府推动转型的决心。在市体育场等地的具体实践中，更是出现了针对下岗职工、伤残人士的摊位费减免政策，并创新性地成立“市场党支部”，引导党员商户参与自治，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然而，政策的初衷与实际落地效果之间，仍存在值得深思的落差。

尽管政策利好频出，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仍有大量摊贩选择在非规划区域“打游击”。通过对多位摊主及城管队员的深度访谈，我们梳理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其中区位偏差与流量焦虑是最核心的矛盾。政府划定的固定经营点往往出于交通和扰民的考虑，选址相对边缘。正如一位摊主所言：“体育场里面是好，干净又安全，但那是‘死胡同’，人流进不来。我在路口摆，虽然要躲城管，但一晚上能卖两千，去指定点，一晚上可能连本都回不来。”流动摊贩的本质是“流量经济”，他们依赖的是自然通行的人流，一旦脱离高流量区域，其生存基础便被动摇，目前的规划点位多侧重于“便于管理”，而忽视了“商业逻辑”。此外，准入成本与隐形门槛也是重要因素，虽然部分点位对困难群体有减免，但对于普通流动摊贩而言，进入正规夜市仍面临租金、管理费、卫生保证金等确定性支出，而在马路上“游击”唯一的成本是被没收工具的风险，对于利润微薄的底层摊贩，这种确定性支出往往是难以承受的。同时，《方案》中明确“禁止露天烧烤”并对噪声严格控制，这直接限制了许多摊贩赖以生存的重油烟、高香气业态及音响招揽手段，相比之下，“游击”虽然风险大，但经营自由度极高。管理服务的滞后性也不容忽视，虽然市体育场等地成立了管理办并引入党员自治，但这属于“点状”的成功，尚未在全市推广，许多其他划定区域配套设施不完善，管理服务仍停留在“收费”层面，缺乏真正的“赋能”。

P市的探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要真正打破二元对立的僵局，治理逻辑需从单纯的物理空间管控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重构。一是应实施基于摊贩生存逻辑的空间重构，摒弃简单粗暴的“划地集中”，转而依据学校、医院等特定场景的人流规律，在上下学高峰或就医密集时段实行“限时经营”与“分时管理”，让摊位跟随人流动态分布，实现商业价值与公共秩序的时空错峰。二是推动摊贩的身份承认，将严苛的“审批制”改革为灵活的“备案制”，通过发放“临时经营公示卡”，赋予合规摊贩合法的身份标识，使其从被驱赶的“游击队”转变为有尊严的城市“计时工”。三是建立以契约管理为核心的自治机制，全面推行“摊前三包”，用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替代单向的行政强制，激发摊贩参与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四是注入执法温度，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对初次违规或生活确实困难的群体落实“首违不罚”及“警告代替罚款”的柔性机制，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唯有通过这一系列从空间到身份、从管理到服务的系统性变革，才能真正化解结构性矛盾，让街头既有井然有序的“骨架”，又有温暖动人的“烟火”。

六、结语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从来不仅取决于高楼大厦的巍峨光鲜，也不仅在于宽阔马路的整洁通畅，更在于它如何安顿那些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小人物，在于它是否愿意为底层的生存需求留出一丝缝隙。真正的现代化治理，不应是冷冰冰的“零摊贩”指标，而应是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能够看见个体的挣扎，听见民生的呼声。对于四线城市而言，如何在秩序的刚性与生存的权利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严格的执法中注入人性的温度，考验着治理者最大的智慧与胸怀。

我们期待的未来城市，不是没有摊贩的“无菌室”，而是一个包容共生、充满温情的共同体。城管与摊贩不再是对立双方，而是城市生活的共同建设者，是通过精细化的服务与制度创新，让“烟火气”与“文明风”和谐共存。毕竟，只有当最微小的个体也能体面地活着，这座城市的夜晚才真正拥有动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