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犯罪问题分析及惩治对策

作者：陈敬慧、朱梁双，内容来自中国检察官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犯罪问题

分析及惩治对策

陈敬慧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三检察部主任

三级高级检察官

朱梁双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一级检察官

摘 要：近年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表现为市场交易型、投资理财型、代持型等形式，体现了腐败主体圈子化、权钱交易间接化、利益输送市场化等特征。当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办理在证据查证、事实认定等方面存在难点。应当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础，通过体系性审查，解决证据查证难、定性分歧大的问题；通过强化内部指导、加强外部协作、建立专家团队等方式，提升办案能力水平。

关键词：新型腐败 隐性腐败 证据查证 事实认定

全文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面对腐败手段翻新升级、隐形变异的新特征，要加深认识、加强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新型腐败”的提法首见于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之与“隐性腐败”并列，强调“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新型腐败指新形势下滋生的腐败类型，是在腐败的传统定义和现象之外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隐性腐败指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的腐败，其往往与新型腐败相互交织、相伴而生。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本质上还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一、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新”和“隐”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发展，目前所谓的“新型”“隐性”腐败也会逐渐成为“传统”“显性”腐败的一部分。

（一）现阶段主要表现形式

1.市场交易型腐败。行为人从外观上回避权钱交易，利用市场交易和金融工具逃避监管。包括：一是低买高卖，行为人将房子、汽车等高价值商品以看似合理的理由低买高卖，实现利用职权变相受贿。二是以借为名，行为人在无正当合理借款事由、实际用途的情况下，向请托人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以借款之名行受贿之实。三是劳务变现，行为人以自身职权领域的学者、专家身份进行授课、业务指导等，获得不合理的高价授课费、咨询费。

2.投资理财型腐败。行为人借助金融产品和投资渠道的便利，违背风险收益相匹配原则来收钱敛财。包括：一是专属投资，行为人收受、购买请托人提供的拟上市公司股权、特定金融产品，获得无风险收益、保底收益等。二是放贷收息，行为人向请托人、管理和服务对象出借资金收取高息，以民间借贷形式掩盖非法谋利之实。三是“借鸡生蛋”，行为人从请托人处借用钱款再出借或投资，获利后归还本金获取利益。

3.代持型腐败。行为人通过行贿人代持、指定交付等方式，以代理人、影子公司形式将违法犯罪所得和自己隔离，逃避监管。包括：一是收受干股，行为人收受干股但仍由对方继续持有或者入股后安排他人代持，通过股权增值、分红等名义谋取利益。二是代理人受贿，行为人藏身幕后，指定亲友或者特定利益关系人收受贿赂。

4.期权变现型腐败。行为人利用时间差，将当下利益延伸至离职、退休后，规避被查处的风险。包括：一是约定受贿，行为人与请托人口头约定、心照不宣，办事时未收受财物，待需要时、退休后再兑现利益。二是政商“旋转门”，行为人离职、退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对口下海捞好处。

5.暗度陈仓型腐败。行为人借助即使被发现也不易查证的其他方式获取利益。包括：一是赌博受贿，行为人利用对方必须让自己开心的情境，以只赢不输的赌博进行利益输送。二是挂名领薪，行为人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使特定关系人不工作而获取薪酬或所获薪酬明显超出正常标准。

6.其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包括：一是雅贿型，行为人以文物艺术品等为媒介，直接收受或不等价交换，掩盖权钱交易。二是信息型，行为人违反保密义务，将因职务而获知的不公开信息泄露给请托人，间接获利。三是“软权力影响”，有的行为人无需利用职权，仍有不法人员为其本人及亲友输送利益，此时无所求只是不求即时的回报。

（二）现阶段主要特征

1.主体圈子化。受贿人、中间人、行贿人的线性结构被隐藏，出现了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相对固定群体。如工程项目招投标，行为人与掮客、不法商人通过整合各自资源，相互合作谋取私利，腐败主体可能横跨项目承建、行业监管等多个部门，涉及立项、招投标等多个环节。

2.权钱交易间接化。一手拿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明显减少，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性被层层遮掩，行为人通过时间、权属上的分离来逃避监管。如退休后收受、安排“白手套”收受。

3.利益输送市场化。直接侵吞公共资产、收受财物的资产型贿赂案件减少，以金融交易、投资入股等市场经济手段掩盖的权益型贿赂案件增加。如通过合作投资的方式，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

4.贪腐手段科技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手段呈现出较强的技术性特征，既有使用专业知识技能谋取非法利益的，也有借助虚拟货币洗白资金的。

二、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办难点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被精准识别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使得证据查证难度更大、定性分歧更多。结合办案实务及相关理论研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的办理存在以下难点。

（一）证据查证方面

1.证据缺失情况多发。一是客观灭失，由于时间久远、保管不力等原因，证据可能在案发前已经灭失。二是主动销毁，行为人特意销毁相关文件、合同等，到案后又佯做不知，以“幽灵抗辩”推脱责任，甚至辩称相关证据对自己有利，要求监察机关调取。

2.证据本身先天不足。一是认定犯罪数额依据的财务资料不实，有的是财务管理不规范导致账目混乱，有的是为了避税账目自始虚假，都给调查工作带来障碍。二是电子证据获取难，数据本身难以搜集、甄别，随着数据量倍数增长，在处理、解读时出现更多挑战。三是鉴定评估报告的诉讼价值越来越大，行为人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情况有所增加，一些鉴定评估机构可能受利益驱动，作出的结论不客观，个案中给庭审指控带来潜在风险，整体上使得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受到质疑。

3.言词证据权重较大。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办理时，个别环节对言词证据的依赖程度高，证明待证事实的其他证据较少。这导致证据体系存在薄弱点，一旦该处的言词证据出现问题，证据之间就无法形成较为严密的证据链条。

（二）事实认定方面

1.行为定性分歧大。即使市场交易、投资理财、商业机会等数量相对较多的案件类型，各省市之间的判决仍有较大分歧。

2.数额、孳息认定难度大。以交易形式掩人耳目的案件中，认定的时间节点对受贿数额有重要影响。犯罪孳息方面，增值部分与合法财产混同时，准确区分难。

3.法律法规供给不足。法律规范滞后于反腐败实践需求，制约着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处工作。如“国有公司、企业”概念，在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实务办理中以国有独资公司、企业把握，但在监察法语境下还包括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与之类似，不同语境下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理解也有所不同。

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惩治对策

（一）优化证据审查

1.以体系化审查为切入点。一方面，以具体事实为基础，梳理人物画像、总结全案特征，关注证据体系合理性。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不合理时，或个别事实与整体事实出现矛盾、不合理时，即使单笔事实的供证一致，也要进一步查证细节，如行贿地点与住所变化的对应、人物性格与收受财物方式的匹配。另一方面，运用整体证据突破单笔事实的认定难点：一是通过事前合意的证据，明确行为人对预期获利的明知，突破商业风险的伪装，如约定原始股、特定金融产品出现损失时由请托人承担。二是通过请托事项的证据，明确权钱交易的实质，突破时空上的伪装，如离职、退休后的收受。三是通过获利方式不具有普适性的证据，明确利益输送，突破盈利的伪装，如请托人无资金需求却向行为人高息借款。

2.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础。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往往存在言词证据权重较大的情况，更需要以在案客观性证据为基础，用好证明力相对更强的物证、书证。一是以行为人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对应职责，核实请托事项，反映权钱交易实质。二是以籍贯、住址、求学就业等经历，认定老乡圈、同学圈等关系，反映行受贿双方交往和信任情况。三是以学历、专业、工作履历等，判断行为人能力和主观认知，反映信息套利、约定获利情况。四是以证人身份信息、参与情况，印证其与案件的关联度，反映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

3.以事实细节为依托。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办重点是突破表象，也要防范忽视常见细节，出现不应有的薄弱点。一是涉及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等，需要与到案经过、首次讯问相互印证。二是涉及特定领域、专门知识的审查，对时间上的沿革、区域上的差异需要具体到所属行业，既要关注相关规定，又要审查实际运行。三是涉外情形，对行为本身的认定要有出入境记录等印证，对域外证据采信注意实质审查。

4.以涉案财物查证为要义。涉案财物既是贪污受贿行为的组成部分，又是证明贪贿贪污受贿行为存在的有力证据，能够反映犯罪事实。一是书证优先，结合前文对客观性证据的表述，明确转账明细、转账电子回单、记账凭证、笔录的证明力递减。考虑到周延性，转账且实际到账才能证明资金支付，单一流向证据仍有重名、转款信息有误导致银行退回等可能。二是查证资金去向，进而查证数额、权属，以便明确赃款去向、孳息情况，便于下一步追缴或责令退赔。

（二）提高能力水平

1.强化内部指导，实现区域一致。根据实务调研反馈，各省市对同类型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在认定上确有差异。在暂时缺少统一、权威解读的情况下，对新问题的处置，至少在本辖区内、相对较长时间里应当保持一致，关联案件之间不宜出现矛盾。这需要重视调查、公诉、审判的横向交流，细化内部的规范指导。

2.加强外部协作，强化疑案研判。办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过程中，对出现的新类型、新问题，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相关人员应及时进行研讨论证，通过对不特定案件进行评析，强化在疑难案件方面的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3.建立专家团队，善用外脑支撑。组建行业专家人才库，在专门领域滋生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审查中，从源头上拆穿市场交易、商业机会、投资理财等伪装。对借用金融产品、虚拟财产逃避监管的情形，客观认定犯罪、及时予以追缴。

*本文刊登于《中国检察官》杂志2026年1月（司法实务版）。本文章仅限学习交流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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