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公开艾滋病女大学生朱力亚：被黑人男友感染，依然爱他！

2004年3月，武汉的春天来得正好，街头巷尾的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对于正在读大二的朱力亚来说，这本该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

可就在一个月末的下午，辅导员突然找到她，说了一句让她当场懵掉的话：“你知道吗？你那个男朋友，他得的不是普通病，是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了。”

朱力亚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

就在前两天，她还高高兴兴地把男友马浪送上去北京的火车，那天她帮他洗了衣服，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待在一起，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男友说是去北京办事，过几天就回来，走的时候还笑着跟她挥手告别。

谁能想到，这一别，她的人生彻底拐进了死胡同。

校方找她谈话的时候，态度很直接：你得赶紧去查一查。

朱力亚当时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他是个医学院的研究生啊，要是真有病，他自己能不知道吗？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年轻、你长得好看、你成绩好就对你手软。当天下午她去疾控中心抽血，等结果的那几个小时，她把这辈子能求的神都求了一遍。

医生拿着单子出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就说了俩字：“阳性。”

就这俩字，把朱力亚从热气腾腾的人间，一把推进了冰窖里。

接下来的日子，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学校那边委婉地让她“休养”，其实就是不让再去上课了。同学们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见面躲着走。她一个人窝在租来的小屋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

说起来，这段感情的起点还挺浪漫的。

2002年，朱力亚还在读大一，英语成绩特别好，在一家音像店门口，她认识了这个叫马浪的黑人男孩。他说他是巴哈马人，在武汉一所大学读医学研究生，中文说得磕磕巴巴的。

朱力亚英语好，就经常帮他翻译、带他买东西、陪他熟悉武汉的大街小巷，一来二去，两颗心就靠到了一起 。

在朱力亚眼里，马浪是个特别有风度的男人，文雅、帅气，待人温和，比身边那些毛手毛脚的男生强太多了。她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一个普通家庭的姑娘，能摊上这么好的男朋友，是不是有点高攀了？

可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他根本不是什么巴哈马人，他来自非洲的赞比亚，而且他在老家早就结婚了，有老婆有家庭 。

更残忍的是，他是个医学院的研究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谁都清楚。两个人交往的两年里，朱力亚见他发过烧、闹过肚子，还以为是普通感冒，买了水果去看他，他什么都没说，直到要被遣返回国了，他也没告诉朱力亚真相，还编了个“去北京办事”的理由，临走那天，依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这就是朱力亚拼命爱过的那个男人。

可奇怪的是，哪怕知道了这一切，朱力亚后来接受采访时还是说：“我不恨他，他毕竟是我爱过的男人，是我唯一的爱。”

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被爱情冲昏了头。可感情这种事，谁说得清呢？有些人就是这样，明知道对方是个火坑，跳进去烧得遍体鳞伤，还是念着当初那点暖。

得病这件事，朱力亚最难开口的，不是对同学，不是对老师，而是对爸妈。

她老家在西安，爸妈是很普通的劳动人民，爸爸没读过什么书，靠开车挣钱；妈妈是个高中毕业生，年轻时下岗了，就去农村包地种菜，冬天搞大棚温室，一双手磨得全是茧子，两口子省吃俭用，把女儿送到好学校，就是盼着她能有出息 。

朱力亚从小就要强，家里条件一般，但在同学面前从来不低头。考上中专，两年学完三年课，又保送上了大学，一路都是爸妈的骄傲 。

现在，你让她怎么开口？说“妈，我得了艾滋病，快死了？”

她说不出口。

休学回家那段时间，她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神都是直的，妈问她怎么了，她说失恋了。妈一听还笑了：“就这？多大点事，以后妈给你介绍更好的。”

看着妈脸上的笑，朱力亚的心像被人攥着一样疼。她只能跟着笑，笑着笑着，眼泪往肚子里流。

2004年9月，朱力亚去了河南，那里有中国最集中的艾滋病群体。看着那些和她一样的人，有的比她还惨，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缩着等死。

她想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同情，就是想让那些和她一样傻的女孩长个心眼。

2005年，她找到了媒体，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日记。那时候，她是中国第一个敢这么做的在校女大学生 。

这个决定有多难？当时和她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六个同样感染的大学生，大家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朱力亚想打电话过去，全是空号——连患者自己，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得病。

可朱力亚还是站出来了。

她说：“如果公布一个人的悲哀，能挽救另一些年轻鲜活的生命，那是非常值得的。”

2006年，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书，叫《艾滋女生日记》。社会学家李银河看完之后说：“我是逐字逐句把它读完的，这在我的读书史上是一个例外。”

2009 年 7 月 14 日，朱力亚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家，去世时年仅 27 岁。如今17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个曾经勇敢的女孩或许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但她敲响的那记警钟，至今还在回响。

希望下一个“朱力亚”，真的不要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