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掌舵人荣毅仁，邓小平请他出山，毛主席：这是护国大功臣

1956年1月的一个清晨，上海阴云未散，申新九厂的汽笛声已经响起。多数工人还不知道，当天会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这里。电话那头，陈丕显的声音格外郑重：“毛主席已经到上海了，今天要去你们厂看看，还点名要见你。”听筒这端，荣毅仁沉默了一瞬，只回了一句：“明白了。”语气平静，却难掩激动。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这一刻单独拎出来看，仿佛只是国家领导人视察一家企业的普通场景。但顺着时间往前推，往后看，这一声“要到你们厂看看”，背后是半个多世纪的家族沉浮，是民族工业在战火与风浪中打出来的一条血路，也是后来改革开放中一段颇为关键的布局。荣氏家族的故事，并不只是“富豪家族”的传奇，而是和近代中国经济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的一条主线。

一、从无锡走出的“面粉大王”，把工厂办进战火里

1875年8月4日，荣德生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殷实家族。那一年，大清已经显露暮色，列强环伺，洋货大量涌入，民族工商业发展步履维艰。少年时期的荣德生，亲眼看着传统行业被外来资本挤压，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在这个夹缝里闯出路来。

到了1896年，21岁的荣德生与哥哥荣宗敬商量后，干脆不再满足于替人打工，决定合力发展家族的钱庄和工厂。他们看中的，是当时民生所需最大、又最容易被洋商控制的两个行业——面粉和纱布。靠着细致的经营、谨慎的扩张，再加上一点胆子和运气，到1931年前后，两兄弟已在全国办起了12家面粉厂、9家纱厂。

统计数据显示，当时荣氏兄弟所办企业的产量，占到全国同类产品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人送外号，“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听上去风光，实则背后压力极大：一边要和洋资本拼成本、拼渠道，一边还要想办法把企业做成真正的民族工业，而不是简单给外国机器打工。

1937年，局势陡然一变。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紧接着，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战火烧到了荣氏产业集中地。很多人选择及时抽身，远走他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却动了另一种念头——既然实业是吃饭的本钱，那就干脆把工厂变成战时供给线。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荣德生安排工厂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粮食、棉花，还根据需要调整产线，生产军需物资。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在当时风险极大。因为日军炸厂、强占只是早晚的问题，可如果袖手旁观，又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很快，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荣氏家族的大部分面粉厂、纺纱厂被炸被占，只剩下租界里的少数厂子还能勉强开工。雪上加霜的是，哥哥荣宗敬病逝，家族内部顿时群龙无首。

更加惊险的一幕还在后头。战乱之中，绑架、勒索事件频频发生，荣德生也没能躲过。他被绑走后，对方开口就是50万美元赎金，还扬言“不给就撕票”。这个数目，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几乎都是巨额重创。荣家咬牙答应，终于把人赎回，可威胁信和勒索电话此后连着来了两年。

家族里不少人被这一连串打击弄得身心俱疲，陆续离开上海，选择避祸。面对劝说，荣德生却坚持留下，他对四子荣毅仁的话，后来被不少人记住：“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护住自己的产业，也护住这片土地。”

从1938年起，已经饱经折腾的荣德生，开始在重庆、广东等相对安全的地区再办工厂，一口气又开了6家。他的逻辑很简单：战时经济再困难，也要尽可能维持生产，实业不停，人的心就还有支撑。荣毅仁深受父亲影响，没有随家族部分成员南逃，而是选择留在父亲身边，共担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荣氏家族在战争中遭遇的压力，并不仅来自侵略者。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严重，前线屡战屡败，没人愿意承担责任。有些人便把矛头对准给军队供应粮食的实业家，荣德生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国民党军中高层多次找他“谈话”，指责他供应的面粉质量有问题，暗示这是部队失利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栽赃，荣德生不肯吞下这口气，他据理力争，只说了一句很硬的话：“问心无愧，不会做有愧于祖国的事。”场面一度很尴尬，大家心里都清楚真相，却无人替他出头。这些经历，对这个民族资本家的打击可想而知。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签署《双十协定》，提到“和平建国”等内容。荣德生看到希望，以为可以在和平环境下恢复和扩大生产。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撕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荣氏企业刚露出一点转机，又被卷入新一轮政治与经济风暴。

二、解放前夜的“三不决策”，换来了“护国大功臣”的评价

随着解放战争推进，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除了政客，还有一批民族资本家。对他们来说，选择留下还是出逃，几乎就是一次命运的抉择。

1948年末，蒋经国赶到上海，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实行所谓“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措施。结果呢？大批民族工商业者成了“整顿对象”，荣氏家族也没能躲开。

那年10月，荣毅仁的堂兄荣溥仁（字鸿元，荣宗敬长子）被扣上“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帽子遭到逮捕。经过申诉，虽然改判为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但在狱中的花费、家族名誉和企业信任度，损失极其惨重。

不久之后，32岁的荣毅仁也被以莫名其妙的罪名提起公诉。若不是解放军大军已在外围合围，国民党军政人员自顾不暇，他很可能也会深陷冤案。可以说，荣氏家族在旧政权摇摇欲坠时，再次被推向了危险边缘。

到了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在即。72岁的荣德生，这位在商海浮沉几十年的老人，到了必须作出终极判断的时候。是携资外逃，还是留下来迎接一个全新的政权？从惯常逻辑看，多数大资本家会选择前者，图个稳妥。但荣德生的选择，让不少同时代人至今记得。

据当时的记载，他派自己信得过的协理钱仲汉，秘密前往苏北解放区打听消息。钱仲汉回来后，转达了解放区的态度：“那边说，会保护民族工商业，要您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这一句话，成了老人作出抉择的关键。

得到明确的信息后，荣德生提出了著名的“三不决策”：不迁厂、不转移资金、不离开无锡。这个态度，在当时非常鲜明。因为同时期，不少人已经悄悄把资金转往香港或海外，把工厂设备拆卸运走，准备另起炉灶。荣氏家族却选择把根留在原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随即，上海市军管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开始接触各界人士。荣毅仁很快接到通知，受邀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与两百多位代表一一握手，讲话时点名提到荣毅仁——因为在座的众多人中，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是全国最大纺织、面粉企业的当然代表。

会后，陈毅明确表示：“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来掌管。”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企业资产和规模，更在于一个信号：新政权希望这些民族工业仍然发挥作用，并且由熟悉业务的人继续把盘子端稳。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对荣氏家族的看法，很快上升到了更高的评价层面。毛泽东曾在一些场合谈到，中国真正意义上能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这话听上去有点夸张，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其实是对其规模、影响力和民族属性的一种概括。

后来毛主席评价荣氏家族“陪伴新中国一起成长，是经济发展的股肱之臣”，还称他们“是守护新中国的大功臣”。这类评价，并不是简单的客气话，而是结合了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坚持、解放前后的选择、公私合营中的配合，以及之后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贡献。

1949年之后，公私合营逐步推开，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少原来的资本家在思想上、身份上都经历了不小的震荡。荣氏家族也在这个过程中调整定位，从单纯的企业掌控者，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这种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承受很多观念摩擦和现实考验。

三、中南海里的握手，从“荣先生”到“荣老板”

1950年，荣毅仁迎来了人生中一次意义极其特殊的会面。在中南海颐年堂，党和国家领导人设宴招待部分党外人士，他被邀请为工商界代表之一。

按照他的回忆，那天他和其他人刚到门口，毛泽东已经在前面等候。潘汉年上前介绍：“这位是荣毅仁。”毛泽东伸手握住他的手，笑着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旁边打趣：“他是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一句玩笑，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不少。

荣毅仁当时难免拘谨，只连声说“哪里哪里”。毛泽东看他这副样子，又补了一句：“你来了，很好。”短短几句话，其实已经把态度传达得很清楚——不是简单把对方当“资本家”看，而是希望他们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宴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在座的工商界人士明确提出，要脚踏实地发展民族企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多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毛泽东说得很直白：好事做得越多，名誉越好，人民不会忘记。这种话，说多了容易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现场气氛下，分量并不轻。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深入推进，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荣毅仁再次被邀请进京参加，并由毛主席主持座谈。那次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个人前途要和国家前途绑在一起，心里别“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少用吊桶，多用“抽水机”，把心定下来。用这种通俗的比方来讲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在试图打消传统资本家群体的顾虑。

更妙的是，毛泽东还用京剧《打渔杀家》里萧桂英的故事来提醒大家：闹革命，不要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说到“门还没锁”“屋里还有不少家具”时，他自己都笑了。这种半说教半调侃的方式，让在场许多人印象极深。

荣毅仁回到上海后，公开表示要把企业利润更多投入生产和国家建设，认购公债，并且提出要把自己锻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这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而是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从传统意义上的“老板”，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与者靠拢。

时间来到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专门安排到申新九厂走一趟。这次视察的细节，后来被多次提及——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视察工厂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众多工厂中，他选的这家，是公私合营企业。

毛泽东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吗？今天我来了。”这句话听上去平常，其实透露出两个信息：他记得对方在北京时的请求，也愿意用实际行动来了解民族工商业的状况。对荣毅仁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认可。

在车间里，毛泽东逐个询问工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情况，问得很细。问到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水平时，荣毅仁回答：“比以前好。”毛泽东接着问：“跟国营企业比呢？”得到“还差一点”的回答后，他又追问：“大概什么时候能赶上？”荣毅仁估计，“总要两三年吧。”这种直接的对话，既是调研，也是压力，更是一种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来上海视察多次，却只去过这一家公私合营工厂，这一点在后来屡被提及。荣毅仁说过，大半生中，毛主席的一言一行让他真正理解了“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理念。这种话并不夸张，因为对他而言，毛泽东既是国家领导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导师”。

再往后推几十年，另一位关键人物走上前台。十年动荡结束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重新出山，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对谁能在这场大转型中发挥作用，他心中有一本账。

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安排他担任这个职务，本身就是解决“党外人士如何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的一种制度化安排。邓小平私下里对他常用的一句称呼，“荣老板”，既带点亲切，又有几分信任。

四、“五老火锅宴”后的中信创立，家族影响力迈入新阶段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一场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74岁的古耕虞，被中央办公厅通知前来与邓小平座谈并共进午餐。商界称他们为“工商五老”，各自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对中国经济的底细心里有数。

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国家正式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一个长期被压抑的议题要重新被摆上台面——怎样发展经济？

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先向几位老人介绍了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时间耽误太久，不加快发展不行，但发展得太急、走错路也不行，必须边干边摸索。他提到可以多条道路并举，包括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华侨、华裔来投资，搞补偿贸易，搞合营项目，同时要注意偿还能力。话语朴素，却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思路。

几位老人听得很认真，除了耳朵不太好的胡厥文请秘书做记录以外，其他人都直接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群在旧中国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工商界人物，对正在展开的新局面既好奇，又有几分蠢蠢欲动。

邓小平很清楚他们的价值，当场就说，“你们都是搞工商业的老前辈，对经济建设有经验，也有看法，希望大家多提意见。”这样的说法，不只是礼貌，更是有的放矢。

胡子昂率先发言，强调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把有真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这话掷地有声，因为长久以来，“原工商业者”这个群体在政治上多少带着一些顾虑和不安。

轮到荣毅仁时，他的焦点放在外汇和引进外资上。他直言，当时外汇非常紧张，引进外资必须讲究效率和目的性，要优先选择那些能快速见效、能创汇的项目。产品要能出口，能换回更多外汇，这样才有偿还能力。说得很现实，却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得不面对的硬条件。

紧接着，他又提了一点细节问题：西门子等大公司来华时，各个部门争着去接触，结果对方“尾巴翘得老高”，开价也跟着飙升。所以需要统一协调，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避免各自为战、抬高成本。

从这些建议可以看出，荣毅仁的视野，已经不局限于某家工厂或某个行业，而是站在国家整体经济布局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一点，对邓小平、陈云等负责宏观决策的领导人来说，颇具参考价值。

这次谈话之后，邓小平专门设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火锅宴”，请“五老”再坐一起吃一顿，边吃边谈。席间，邓小平点名希望荣毅仁多替国家出谋划策，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叶剑英也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荣毅仁在国际上名气不小，荣氏家族又有不少成员散居国外，正好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先吸引一部分热心投资的人回来，再带动更多资本进入内地。他还特别强调，这件事让别人来干，很难有同样的效果，“共产党人来出面反而不合适，由他出面就正好”。

从这一刻起，荣毅仁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留在国内的民族资本家代表”，而是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任务——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梁人物”。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也极具风险的一种布局。

不到一个月，荣毅仁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及散布世界各地的荣氏家族成员和其他华人企业家资源，筹建一家能够在海外开展融资、投资等业务的机构，为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服务。

1979年3月，这份建议送到中南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表示同意。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信”。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信刚成立时，规模并不大，只有十几个人的班底。但它肩负的任务却很重——既要在国际上摸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融资路径，又要为后来更多企业“走出去”探路。说句不夸张的话，中信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经济工作的一个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新形象的一块招牌。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叶剑英、王震、谷牧等领导人会见出席中信公司第一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这次董事会的成员阵容非常亮眼：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等港澳商界巨头都在其列。把他们聚在一起，本身就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新中国欢迎合法合规的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资本参与建设。

作为中信的掌舵人，荣毅仁在20世纪80年代干得颇为亮眼。短短几年间，中信从最初那十几个人的机构，发展成为拥有近三万员工、总资产逾五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涉及领域广泛，项目众多。它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也参与了大量具有示范意义的合资、合作项目。

不到十年时间，中信已在国际上打响名号，成为许多外国观察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情况的重要窗口。1987年，荣毅仁被选入“世界50位最具魅力企业家”之列，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非常罕见。对外界而言，他既是中信的掌舵人，也是荣氏家族在新时期角色变化的象征。

回头看，荣氏家族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跨越了几个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每一次大转折，他们都没有选择躲开，而是硬着头皮参与进去。有成功，也有挫折，但总体上，他们确实把“实业救国、实业报国”这条线贯穿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荣毅仁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互动，折射出一个相对少被普通读者注意的角度：新中国在处理民族资本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时的灵活度和包容度。有些人选择远走他乡，有些人选择留下来继续搏一把。荣氏家族的决定，让他们站在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央，也换来了“护国大功臣”的评价。

从无锡到上海，从战火中的工厂到人民大会堂里的座谈，从颐年堂的握手到中信大厦的亮灯，这个家族的轨迹，和近代中国经济史几乎同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在生死关头，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这段历史的很多细节，恐怕就要完全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