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吃水不忘挖井人》被选入新教材，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秋天，华北的晨风已经带着些许寒意。北平城里，一位小学老师刚在土墙上用红粉笔写下“新学期报名”四个字，转身时，不远处几个孩子正踮着脚，从窗缝往教室里张望。有人压低声音问：“真的有新书吗？不是又是旧课本翻过来用吧？”老师听见了，笑着摆手：“这回不一样，是新中国自己的书。”这句再朴素不过的话，在那个岁月里，却有着格外沉甸甸的分量。

人们今天提起《吃水不忘挖井人》，往往想到的是课文里的那口井、那块石碑，很少细想，它是怎么一步步走上讲台，又是如何在新中国教材的几次大调整中一直被保留下来。要看清这条线索，得从新中国教材诞生的来龙去脉说起，从那些看似琐碎却非常关键的决定讲起。

一、新课本“赶着解放军走”

1949年春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作战，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就在枪炮声尚未远去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把目光投向另一条战线——学校课堂。

有意思的是，当时关于教材的讨论，是和“新中国要不要继续用旧课本”绑在一起的。结论很明确：不能沿用民国时期那些带着旧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孩子们需要的是全新的内容。于是，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很快成立，主任正是早在民国时期就以教育见长的叶圣陶。

叶圣陶并非初次接触这类工作，《开明国语课本》就是他操刀主编的。不同的是，这一次，背景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要求是要在极短时间内拿出一套“能用、好用”的中小学课本。这个任务说轻巧也轻巧，毕竟有人有经验；说艰巨也确实艰巨，因为战火未熄，印刷条件有限，时间又被压得极死。

那一年春夏之交，虽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但党中央已明确表态：新政权一建立，新学年就必须用上新教材。这种“不等一等”的态度，让叶圣陶心里很清楚：这不只是编几本书，而是为新中国的教育打地基。他曾对身边人感慨：“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得跟到哪里。”

到了1949年秋天，那些赶工完成的“临时课本”终于印刷出炉。有的还只是油印本，有的封皮极为简单，却承担着“新中国第一套课本”的重任。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解放军押运课本，船行长江，枪口对着江岸的黑影，而紧闭的船舱里，没有黄金、没有要员，只有一捆一捆新印出来的书。

押运部队接到的命令非常直接：物资必须安全送达，途中若遇袭扰，宁肯牺牲，也要保住这些课本。有战士打趣：“原来护送的是一船‘纸’，没想到这么金贵。”带队干部却很认真地回了一句：“这上面是几百万孩子以后的路，比金子值钱。”话说得朴素，却折射出当时那一代人对教育的认知。

正因为这一番争分夺秒、千里护送，西南等新解放地区的孩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能拿到属于自己的新教材。临时课本的内容还不够完备，纸张也粗糙，但对于久在战乱中辍学的孩子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新世界”。

二、红色故事如何走进课堂

1950年底，全国解放基本完成，形势总算稳定下来。临时课本完成了过渡任务，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新中国教材”必须提上日程。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承担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体制上为这件事“单列一摊位”。

叶圣陶继续担任重要角色，但这一次，目标比之前更高：不只是“有书可上”，而是要有一套能够长期使用、系统完备的教材。要填满这些新课本，光靠过去的作品显然不够，需要大量新的选文，而红色故事自然成了重要来源。

有意思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出圈”，并不是提前设计好的一段宣传，而是从江西一个普通村庄自发的纪念行为开始。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附近领导革命时，曾在沙洲坝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村民生活困苦，其中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用水问题。

村里没有现成的井，平日里乡亲们要到远处的水塘挑水。那些水不干净，也不安全，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形，据当地群众回忆，非常揪心，便和战士商量：自己带头，帮乡亲们打一口井。

打井并不容易，既要选址，也要人力。几天几夜，战士和群众轮番上阵，有人肩膀磨破了皮，有人手上起满血泡。井终于出水时，村里人围在一起试了一口，水清凉甘甜，许多人当场激动得说不出话。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日后会写进全国各地的课本。

后来由于战事发展，部队离开了沙洲坝，井却一直留在村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念。村里老人在商量时说：“这口井不能只让我们记着，得让子孙后代记着是谁给打的。”于是，就在井旁立起一块石碑，刻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几行大字。

这块石碑后来被记者偶然看到，随手拍下照片，又根据乡亲的讲述写成一篇通讯稿，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教社的编辑在翻阅报纸时，被这则报道吸引，觉得情节朴素却意味深长，既有具体的生活场景，又能让孩子理解“饮水思源”的道理，于是便把它列入待选课文。

经过改写、凝练，这则报道变成了一篇有结构、有对话、有画面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便这样走进课堂，走进一代又一代学生的记忆当中。不得不说，它之所以能“留得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本身有根、有据，并非凭空虚构。

与它类似的，还有《陈毅吃墨》《朱德的扁担》等红色故事。选这些文章进入教材，并非只是因为主角都是大人物，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贴近生活，容易被小学生理解和模仿。

《陈毅吃墨》写的是陈毅少年时读书入迷的趣事。有一年中秋节，他在亲戚家借到一本喜欢已久的书，一看就忘了周围的一切。亲戚见他聚精会神，便笑着说：“桌上有糍粑和蘸糖，你饿了就吃。”谁知陈毅伸手一摸，抓起糍粑就往旁边一碟里蘸，然后往嘴里送。亲戚回头一看吓了一跳：“你蘸的是墨水啊！”陈毅愣了一下，随即打趣道：“肚子里墨水少，喝点也好。”这话虽然半是玩笑，但“看书看到吃错东西”的形象，很容易让孩子记住“专心”两个字。

《朱德的扁担》则更偏向革命年代的艰苦生活。1928年春，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上了井冈山。条件极其艰苦，粮食要从山下挑上来，路陡坡高，战士们肩上的担子压得扁担都磨得发亮。朱德不愿只做“指挥员”，常常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有时挑得满身是汗，也不叫累。

当时扁担紧缺，他索性找来一根毛竹，自己动手削了一根，还在扁担上写了字。后来文章作者——当年在井冈山担任通讯员的朱良才回忆，扁担两头写的是“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早期的文字记载曾有误写，人教社在编辑教材时，特地根据回忆和实物进行核实，才改成今天大家熟悉的版本。由此可见，哪怕是一篇短短的小学课文，编辑们也尽可能做到史实准确，不随意添油加醋。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课文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被改成《林彪的扁担》。1967年前后，林彪地位上升，课文中的主角随之被替换。朱德听说后，据传笑着说了一句：“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用完还得还回来。”几年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教材悄然恢复了原来的《朱德的扁担》。这种变化，恰恰说明：教材选文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深受时代政治氛围影响。不过，随着历史结论逐渐明朗，真正有根据的故事，终究还是要回到原位。

三、从扫盲到拼音：教材背后的“大工程”

早期新教材的任务，可不仅仅是给在校孩子上课。在1950年代初，中国面临一个极其严峻却不太“好看”的现实——文盲比例惊人，尤其是农村地区。很多地方十个人里有九个不识字，“念书”在普通百姓眼里仍是一件既奢侈又遥远的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很难只盯着城市小学课堂。中央专门成立了扫盲委员会，把“识字”提升到国家任务的高度。干部、工人被要求认识两千个常用字，农民要掌握一千个常用字。这些数字放在纸面上看不算夸张，但真正落实到一个只会记账、从没拿过课本的农民身上，难度就显现出来了。

为了让“识字”更容易上手，一种带着明显时代烙印的办法应运而生——“注音符号识字法”。它用偏旁部首、简化符号等方式帮助记忆，和后来大家熟悉的汉语拼音不同，却在当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笨拙是笨拙了些，但很管用。有的地区把这个方法用到极致，短短两年时间，就让几千万成年人拿起了铅笔，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认简单的标语。

据当时的统计，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种扫盲班、夜校、识字班，约有一亿多人脱离文盲状态。这组数字在今天看着有些抽象，但如果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会发现它意义重大：没有这批最基础的识字成果，后面更高层次的教育普及，根本谈不上。

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教育工作者更加坚定了一个判断——要让孩子“从头学得顺”，就得有一套简明统一的发音工具。1950年代中期，围绕“汉语拼音方案”的研讨逐步展开。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采用拉丁字母来标注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这一决定，看似只是多学一套字母，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改变了中国人学习汉字的路径。

新方案一出台，很快反映在教材上。小学语文课前面，先不是一大段长篇课文，而是一页页简单明了的拼音练习。孩子们先学a、o、e，再学音节，接着才开始接触复杂的汉字。对于刚上学的农村孩子来说，有了这层铺垫，识字变得轻松了不少，对课文里的内容也更不那么恐惧。

与此同时，中学教材也在悄然调整。为了更系统地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门提出一个设想：把原先统一的“语文”拆分为《汉语》和《文学》两门课。一门侧重语法、修辞、写作常识，一门专门选入中外经典作品片段。这个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人教社随即停止编普通“语文”课本，改为单独编《汉语》《文学》。

这样一拆，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教材内容更细致，学生能分别从语言技巧和文学审美两个方向训练自己；另一方面，课本需要的文章数量猛然增加，光靠旧文章和少量选编根本填不满。于是，人教社只好向全国范围内的作家、翻译家“求援”，像茅盾、老舍等知名作家，都参与过相关工作。

很多人学生时代读到的那些节选——比如古典小说片段、外国短篇故事改写，背后其实都有名家操刀。有的稿子在原作基础上删改了好几轮，只为控制字数，便于教学。也有编辑自嘲：“很多时候不是在选作品，而是在为‘学生要认多少字’这个目标配文章。”这话听着略带无奈，却恰恰点出了教材编辑的一个重点：课堂上最终要落实的，是具体的字和句子，而不是抽象的大词。

四、改革开放后的“第五套课本”

时间往前推到1977年，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把教育重新提到了优先位置。他在多次谈话中提到，教育要尽快“拨乱反正”，而教科书，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那时的情况颇为尴尬：一方面，原先相对成熟的一批教材早已被搁置多年，很多内容被删改甚至替换；另一方面，老一代教材编辑被打散到各地，有人下放农村，有人转入别的行业，看似已离开这一行。要想重新启动教材编写工程，既要找到这些人，也要给他们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明确的方向。

教育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教材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在批示里强调：教材是基础，要下决心抓好。人教社的老编辑回忆，当时许多已经调离的老教师、老专家，接到通知后几乎是“放下手头一切”，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有在西南大学讲课的，有在地方教育局工作的，还有已经半退休在家的。有人在候车室里对同行感叹：“这一圈又绕回来了，还是干老本行踏实。”

叶圣陶那时已年事渐高，却依然来到人教社参与讨论。数学家苏步青等人，也被请进新一轮教材编写小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很现实：旧教材能不能照搬？显然不能。时代已经变化，知识更新很快，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必须有所拓展。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在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才刚起步，可以写进教材的现代科学内容并不充裕。除了“两弹一星”等极少数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如果单纯依靠国内现有资料，很难形成一套兼顾系统性与先进性的教材。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建议从国外引进部分教材，作为参考。这个提议很快得到邓小平的认可。他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商量，决定专门划拨一笔外汇，用来购买国外中小学教材。有人算了一笔账：当时国家财政并不宽裕，要一次拿出10万美元，势必要压缩其他项目的经费。

李先念最后拍板：“工程可以缓一缓，教材不能再等。”于是，一部分原本准备用于某些工程的资金，被硬生生挪到了教育系统。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既是一次艰难的取舍，也是一次颇有远见的选择。

很快，一批又一批的国外教材被采购回来，来自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不同国家。人教社组织专业人员分工阅读、翻译、讨论，把适合中国学生情况的内容拆开、消化，再重新组合，融入新教材框架。有编辑形容那段时间：“白天看外文书，晚上对照着琢磨怎么拆成一节一节的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称为“第五套教科书”的新教材逐步定型。这一套课本，有几个明显变化。数学里出现了更完整的函数、几何体系，中学高年级甚至开始接触微积分的基本概念；语文课本则在保留一部分传统篇目的同时，引入了更多反映现代生活、科学技术的文章。

与早期课本那种“全是红色故事”不同，这一套教材在题材上明显更为多样，但像《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的经典，却依旧被保留下来。原因并不复杂：它既承载着革命历史，又不显得空洞说教，语言朴素，场景具体，既能教道理，也便于课堂朗读和背诵。

从那以后，随着课程标准几次调整，很多当年耳熟能详的课文陆续退出必修范围，比如《陈毅吃墨》《飞夺泸定桥》《王二小》等，一些只在老一辈记忆里反复回响。《吃水不忘挖井人》却仍顽强地留在教材中，在不同版本里略有改动，却始终未被完全替换。这种“留守”，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在众多故事中，这则故事更适合用来向孩子讲解“感恩”和“记得源头”；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在经历多轮教材改革后，有一些内容已经不再只是某个年代的选择，而更像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条持续延伸的线索。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1949年那一船临时课本，1950年代的扫盲运动，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1970年代末引进国外教材，再到《吃水不忘挖井人》被反复确认、继续保留，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走进课堂，有机会通过一本薄薄的书，认得更多的字，知道更多的事。

很多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回忆起第一次读到《吃水不忘挖井人》，往往会说一句：“那口井，仿佛就在眼前。”课文不长，情节简单，却把“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八个字，刻到了不少人的脑子里。沙洲坝的那口井还在，石碑也还在，而课本里的这篇文章，已经陪着几代人，从土坯教室走到了水泥楼房，从煤油灯下念到电灯课堂。

当年那些拿着新课本小心翻看的孩子，有人成了工人，有人成了农技员，有人成了工程师，也有人后来走上教书育人的岗位，把同一篇课文再读给下一代听。这样的循环，多少有些朴素，但在一条并不平坦的历史道路上，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慢慢构成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