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777年腊月的淮北夜风凛冽，盱眙县城北面的淮河依旧泛着寒光。距离这里近百里的虹城，小小的县城正忙着迎接一批新住客——泗州直隶州的官署、仓廪、鼓楼与衙役。一座州城，带着三县户籍簿册，越过了本州疆界，安置在原本“事简民稀”的虹县，这便是那第四次也是跨度最大的迁治。追溯前情，一条河、一场洪水、几张奏折，就把这段折腾了十四个世纪的治所史推向了终章。
时间往前翻到621年。唐武德四年，北周旧制废除，泗州得以恢复。彼时州治位于宿预县北部的故城，倚泗水、背成子湖，水运四通八达，被视为“泗水郡”遗风的延续。若不是渔盐商旅常驻，谁也不会想到这只是漫长迁徙的起点。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南淮大涨，故城圩口屡决。地方长史奏称“土阜渐圮，不可固守”，州治于是北徙至临淮。“搬家” 对执政者来说不过一句圣旨，对百姓却是数月的颠簸。车马囊槖，科吏碑籍，沿着老泗水驿道缓缓北移。唐人诗里“画舸听歌渡淮去” 的惬意，换到衙门“官拆民迁”的情景，就带着几分辛酸。
如果说第一次搬迁是主动求安，那么临淮近千年的坚守，无疑是一场与水患的长期拉锯。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春，淮河决口的惊涛让这座老州城彻底沉入水底。半夜时分，城楼传来惊呼：“大人，水漫州城，再不迁就来不及了！”鼓噪声中，官民踏着碎瓦木梁向北岸山地逃离。此后近百年，“泗州”成了一座水下孤城。
州署只得“寄治”盱眙县。隔河相望看似方便，实则不堪波浪之阻。官差要过河勘验，一遇逆风便搁舟待渡；百姓递呈诉状，有人得绕行凤阳、定远，辗转数百里。奏折里写得直白：“隔数十里河面遥为治理，万分不便。”治理失效，赋税难收，盗匪猖獗，整个泗州像掉了锚。
康熙末年到乾隆中期，关于“徙州”的讨论不绝。有人力主双沟，理由是“居中控驭，河港畅通”。可双沟常住人口不足万户，商贸冷清，建城成本高，提议多次被束之高阁。也有人建议干脆回填旧城，可勘测后发现沉陷区水深浪阔，返迁代价难以估量。
就在僵持之际，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择浮出水面：虹县。此县源自西汉红侯国，东晋改置虹县，历史悠久，却因地偏人少常被视作“冷衙门”。它与泗州仅隔一线，且地势微隆，不易受淮水泛滥，县城内衙署、仓库、城墙一应俱全。安徽巡抚将军上疏：“并虹县入泗，裁县增州，城池可用，河湖不隔，民官皆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朝旨准允。
于是发生了那场罕见的“逆向迁徙”——本属州境南端的城池被洪水葬送，州治却向北跨界百里，越过凤阳府地界，落脚在虹县。随之而来的，是虹县建制的撤销及泗州直隶州版图的再塑。三县（五河、盱眙、天长）的公牍车队接连驶入虹城，旧县衙悬起“泗州直隶州”匾额，虹县独立的县印随即收缴封存。
迁治尘埃落定，可变革仍未停止。1912年民国北洋政府推行“废府州改县”，泗州直隶州降格为泗县。州制自此画上句号，只是“泗”字依旧，提醒世人它曾与淮河共沉浮。至于“虹”这个名字，悄然隐去两百余年，直到2021年宿州市设立虹城街道，人们才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原来就是昔日虹县治所。
回看这四次迁治，每一步都折射出古代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的缠斗。河流既是滋养，也是桎梏；城池既要择水而居，又要防水之患。治所搬迁不只是把牌子挂到新墙上，更牵动着税赋流向、军防重心、商路布局，乃至百姓的安身立命。泗州的故事告诉今人，山川形势与政区设置相生相克。一纸诏令背后，是舟车劳顿、是耕织困顿，也是地方官与民众为生计所作的共同抉择。或许正因如此，淮北大地上那些古城遗址、河滩废圩，才格外能让人读出岁月的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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