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德国还是加沙？柏林电影节在分裂中找寻出路｜文化周报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侯嘉煜 记者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文化周报”继续向你汇总呈现最近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们关注柏林电影节被当下加沙的人道灾难撕裂，在政治与电影间艰难探索平衡的可能；好莱坞新近流行的伪传记片风潮；AI写作的滥用导致多家文学机构抵制AI投稿。

被撕裂的柏林电影节，在电影与政治间摇摆

2月21日，第76届柏林电影节（Berlinale）闭幕，但其所引发的政治争议还在产生影响。据媒体报道，任期不到两年的电影节艺术总监翠西·娅塔特尔（Tricia Tuttle）或将离职。这或许是二十一世纪至今最具争议的一届，也不禁让人想到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五月风暴点燃了它。不过柏林电影节的争议却源于相反的因素：它被认为站在了左翼人道主义的对立面。从维姆·文德斯说出那句“电影必须远离政治”开始，就注定了本届柏林电影节的动荡。

整起事件源自于开幕式记者会上的一次提问。独立记者提罗·姜戈（Tilo Jung）提出，柏林电影节曾经公开声援乌克兰及伊朗的女性运动，如今却对发生在加沙的平民伤亡保持缄默。作为一个受到有德国政府背景的德国公共资金所资助的机构，在德国政府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电影节如何看待这一“有选择的人权关注”。

评审团主席、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回应称，“必须远离政治”。这一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对加沙灾难的容许以及对电影的政治责任的逃避。早年间作为德国新电影的领军人物，文德斯以电影作为自己批判德国战后社会的激进武器，如今他却显得保守退让。面对同样问题，讲述纳粹屠杀的电影《利益区域》制片人艾娃·普孜辛斯卡（Ewa Puszczyńska）则表示这一提问“复杂”且“有点不公平”，他们并不能为此负责，这番言论进一步点燃了批评者的愤怒。最直接的反映是，印度作家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发表声明退出电影节。她编剧的《五战挂科钉牌王》（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本已入选本届电影节经典单元。

维姆·文德斯（图源：柏林电影节官网）

连锁反应仍在继续。2月14日，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翠西娅·塔特尔发表了一份声明，题为《关于言论、电影与政治》，试图为此前评审团言论辩护。她诉诸言论自由以辩解，“艺术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方式行使言论自由权。”“艺术家不应被期望对所有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艺术节在过去或当前做法的广泛辩论发表评论。除非他们愿意，否则也不应该被期望对所有政治议题发言。”

2月17日，《综艺》杂志发表一封由81位曾参与柏林电影节的业内人士共同签署的联名信（这封信最终的签名数超过百人），成员包括迈克·李（Mike Leigh）、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等知名电影业人士。信中表达了对文德斯言论的反对，并列举了电影节压制巴勒斯坦电影人的行为，呼吁保障巴勒斯坦电影人的言论自由。塔特尔的言论也被视为推卸政治责任的做法。

据媒体报道，要求塔特尔离职的压力来自于这些认为其推卸责任的舆论，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塔特尔是因为亲巴勒斯坦行径而不被德国政府信任。尤其是她在闭幕演讲上批评了德国支持以色列的同谋行径。

塔特尔所遭遇的矛盾正是本届柏林电影节的缩影。柏林电影节自1951年诞生起就抱有明确的政治性，联邦德国政府曾将其作为冷战前沿的文化桥头堡。长期以来，柏林电影节由德国公共资金资助扶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政府掣肘。尤其是近些年，任何涉及以色列相关话题都有可能被归为“反犹主义”遭到禁止，受其影响的柏林电影节也随之陷入两难抉择。

事实上，尽管被认为逃避政治，对加沙事态缄默，但本届柏林电影节的影片依然没有离开政治议题。获得金熊奖的土耳其电影《告知信》（Yellow Letters）是一部有关极权国家和政治迫害的电影，而获得评审团大奖的《解放》（Salvation）直指中东地区普遍的种族仇恨与宗教暴力。导演埃敏·阿尔柏（Emin Alper）在获奖演讲中明确表示这不仅关于土耳其，也关于巴勒斯坦和伊朗。

《告知信》获得金熊奖（图源：柏林电影节官网）

颁奖仪式上最鲜明的一幕政治表态发生在《围城纪事》（Chronicles From The Siege）的颁奖中，这部讲述巴勒斯坦某座被长久围攻的城市中人们如何生活的影片获得了第二届“视角”竞赛最佳剧情长片奖。获奖演讲上，叙利亚-巴勒斯坦导演阿卜杜拉·阿尔卡提布（Abdallah Alkhatib）说：“我对德国政府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是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伙伴。我相信你们足够聪明，能认清这个事实，但你们选择不在乎。”到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听后愤然离席，事后声称这一指控不可接受。阿尔卡提布的演讲还遭到以色列驻德大使罗恩·普罗索尔（Ron Prosor）的谴责。

在闭幕式上，维姆·文德斯发表了演讲，他不再突出电影与政治的歧途，而是声称政治家与电影人的语言不同，但互相补充。文德斯依然强调电影的独立性，认为电影自有其功用。

伪传记片正在流行，《至尊马蒂》将引领新的风潮吗？

本届奥斯卡金像奖，《至尊马蒂》（Marty Supreme）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提名。尽管人物传记片在近十年的奥斯卡提名中总会得到机会，甚至被调侃为“得奖公式”，但今年的《至尊马蒂》似乎不同以往。

《至尊马蒂》宣称基于美国乒乓球运动员马蒂·朗斯曼（Marty Reisman）生平改编，但这部影片绝非讲述传奇人生的传记片。除了影片中某些事件真实发生过以外，《至尊马蒂》大多数时候都与马蒂·朗斯曼本人无关。主人公马蒂·墨瑟远比其现实原型更加分裂：他一面羞涩怯懦，另一面又癫狂极端。而现实里的马蒂更像是个自信精明的商人。导演乔什·萨夫迪（Josh Safdie）也承认，他要拍摄的是一部发生在马蒂·朗斯曼自传《金钱玩家：美国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兼骗子的自白》（The Money Player: The Confessions of America's Greatest Table Tennis Player and Hustler）所描绘的世界中的电影，一部关于“浪迹纽约，为钱打球的边缘人”的电影。它来自马蒂，但远远超出了他本人。

《至尊马蒂》并非近年来唯一这么做的影片，早于它两个月上映的《开麦了吗？》（Is This Thing On?）同属此类。这部电影讲述了英国喜剧演员约翰·毕晓普（John Bishop）早期人生，聚焦于他在家庭和喜剧事业间的挣扎。但电影没有用毕晓普的真实姓名，而是虚构了一名叫做亚历克斯·诺瓦克(Alex Novak)的喜剧演员，他的妻子则叫苔丝·诺瓦克（Tess Novak）。

电影《至尊马蒂》（图源：豆瓣）

据《卫报》报道，《至尊马蒂》代表的是好莱坞近来一种新的电影风潮：伪传记片（Pseudo-Biopics）。这类电影虽然同样取材自某些现实人物，但掺杂了大量想象和自我发挥，甚至完全重构了人物经历，使其更加戏剧化、充满时代张力。此类非主流传记片的先驱，或许要追溯到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合作的《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相比于复现传主生平为目的的传统传记片，伪传记片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创作者采取新的创作策略，通过改变人物姓名、重新编排重要事件、甚至完全改变人物关系，放宽真实性对影片的限制，继而解放了创作的自由。

执导了伪传记喜剧电影《绘画》(Paint)的导演布里特·麦克亚当斯（Brit McAdams）向《卫报》解释说，有三个层面推动了伪传记片的流行。最直观的是日益复杂的版权计算。为了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必须保证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物的权益都得到尊重和许可，为此付出的版权费用常常与影片制作费用同样重要。而使用半真实的人物和背景设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纠纷，有效控制风险。

更重要的是，从产业角度看，电影拍摄风险很高，麦克亚当斯这样形容电影的风险：“事实上，电影很难拍，你要找个剧本、要找明星、还需要几百万美元，但这世界上大多数电影都不会赚到钱。”人物传记片作为一种高度成熟的类型片，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受众群体，传主的名誉和争议天生吸引着观众们走入影院窥探其一生秘辛。这鼓励着电影创作者不断制造出遵照“崭露头角-遭遇挫折-取得成功”这一模板的传记片。“基于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人物或世界观，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一点。”

伪传记片在叙事上也另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它可以提供一种比真实更加真实的影像，借助历史人物的文化影响力和符号意义吸引观众，但又无需负担太多“还原历史”的责任，相反，它可以更加发挥风格，展现历史的风貌。这甚至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伪传记片如同一场游戏，观众对人物原型心照不宣，怀抱着将影片与现实对比的心态参与其中。这种建立在共谋上的微妙叙事快感让观众乐享其中。麦克亚当斯以《风起云涌》（Primary Colors）和《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举例：“《风起云涌》并不是讲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也不是讲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的，但影片的内容给了观众这方面暗示，让观众觉得一开始自己就参与到这个玩笑当中。”

还有更多伪传记片将于2026年上映。由Charli XCX饰演自己的《绚烂一刻》（The moment）以纪录片形式拍摄了她在演艺圈的经历，其中三分之一内容却完全是虚构的拍摄。当Charli XCX扮演一个叫Charli XCX的女歌手时，影片便产生了元叙事的效果。另一部伪传记片《王子病》（The Prince ）以美国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为原型，讲述这位权力之子如何在金钱、权势的漩涡中自甘堕落，放浪形骸。导演卡梅隆·凡·霍伊（Cameron Van Hoy）明确表示，电影受到亨特·拜登的经历启发，但不会有角色以此为名。这些消息也许并不意味着伪传记片将会成为2026年的新风潮，但在可见的未来内，人物传记片依旧会是好莱坞导演们热衷的选项。因此可以期待，伪纪录片会为对传统纪录片审美疲劳的观众们提供更新鲜的体验。

电影《绚烂一刻》（图源：豆瓣） 投稿信也要用AI？文学代理机构开始说不

据《书商》报道，多家文学代理机构正在其投稿指南中加入拒绝投稿者使用AI的要求。该要求不仅限于稿件本身，还涵盖了表达投稿意向和说明的投稿信。

伦敦文学代理机构Greene & Heaton发布了一份说明，明确拒绝任何AI生成的文本，包括投稿信、大纲、计划书乃至书稿本身，并认为AI生成会使得写作变得平庸。RCW、Blake Friedmann等机构也都在投稿指南中明确表示不接受AI生成内容。Eve White Literary Agency相对温和地将“鼓励投稿者亲自撰写投稿信”补充到指南中，将之视为更好引起编辑兴趣的方式。

使得这些代理机构修改条款的原因在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投稿者都开始使用AI来撰写文本，哪怕只是一封介绍信。甚至一些投稿者采取了针对性策略：他们关注研究代理人们的偏好，然后在投稿信中让AI投其所好，还会将自己的稿件与代理人们所欣赏或正在代理的作家进行比较以示讨好。尽管如今的AI已经可以很好地模仿人类写作，但对于在行业中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编辑们来说，依然能从这些稿件中阅读到某种诡异的不和谐。审阅时间足够充分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辨别出AI生成的内容。

对此，Greene & Heaton的总经理安东尼陶平（Antony Topping）表示，最值得担忧的是优秀作家被遮蔽，这些作家可能会变得不够自信，转而相信AI，从而错失了成长的机会。几乎所有编辑都认为，使用AI生成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尽管AI可以写出一份足够得体和安全的信件，却无法让人从中看到来稿者的个性，这完全悖逆于原创文学的追求。

Greene & Heaton投稿指南用加粗字体强调拒绝接受AI投稿（图源：Greene & Heaton官网）

正当所谓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出版行业在为AI内容忧虑的同时，更加商业化的大众出版行业却出现了积极拥抱AI的现象。据《韩国时报》报道，利用AI生成的图书正在占据韩国实体书架和电子书平台。许多仅一人或几个人运营的小型出版公司兴起，他们都依赖AI生成，并由此实现了成本极低的大规模图书生产。一家名为Luminary Books的出版公司在AI帮助下，一年甚至可以出版9000种图书。这家公司还利用法定送存制度（在韩国，出版图书需要在出版三十天内向韩国国家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提交电子版和实体版复制件，出版商可以获得相等的补偿金）从韩国国家图书馆获得大量资金支持。

问题不止于市场泛滥和法律风险，更在于对读者信心的冲击。这些AI图书粗制滥造，时常出现语法错误，不符合时代的用语，插图违背常识且过于诡异。许多出版商都担心这会使得读者流失，因而开始制订规则以限制AI使用。例如以翻译和非虚构作品为主的Communication Books已经制定出一份面向作者的指导方针。其中要求作者不得将AI生成的语句直接加入到作品中，必须为AI内容负全部责任，必须标明作品是否有AI参与写作。韩国出版协会也开始着手起草人工智能出版伦理要则，但尚未完成。

并非所有从业者对AI写作都持彻底否定态度，The Bright Agency的乔治亚·托奈-戈弗瑞（Georgia Tournay-Godfrey）虽然对AI滥用表示担忧，但同时表现出理解：出版行业的内部规则和流程都过于封闭和僵化，AI生成的投稿信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性——它也许不够好，但不至于出错。对于投稿者来说，最为担心的就是编辑们还没有看到稿件本身，就因为被投稿信的措辞或者介绍信息惹怒而拒绝他们。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不够自信的投稿者，尤其是画师，会利用AI来确保自己的写作没有问题。也有一些儿童文学的作者，愿意用AI为自己的作品提供插图，毕竟寻求一名插画师合作要付出更多成本。

尽管目前，这些文学代理机构的编辑们依然可以依靠自身经验识别AI内容，但随着技术的成熟，未来识别AI文本势必会越发艰难。而编辑们还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AI势必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个可以“我口说我心”的新对象，难道还要依靠人类的揣度和想象来面对吗？

无论如何，让AI主导创作，尤其是那些强调独创、个性与生命力的创作为时尚早。当下AI还停留在模仿、复制和依循的阶段，依旧需要人类的创造性为其赋予可能，文学代理机构的禁令正是对这一时期的适应和自我保护。不过也许不久之后，AI真的可以以人类之外的主体姿态成为创作的一环。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6/feb/25/people-feel-like-theyre-in-on-the-joke-the-new-wave-of-pseudo-biopics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literary-agents-urge-writers-to-avoid-ai-as-they-see-change-in-nature-of-submissions

https://www.koreatimes.co.kr/lifestyle/books/20260226/1-year-1-publisher-9000-books-ai-generated-titles-flood-korean-shelves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7056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feb/25/berlin-film-festival-managers-to-meet-for-talks-amid-gaza-rows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6/feb/15/berlin-film-festival-berlinale-arundhati-roy-politics-wim-wenders

https://variety.com/2026/film/news/wim-wenders-speaks-out-at-berlin-film-festival-awards-ceremony-1236669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