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术轻道：“卡脖子”焦虑与“卡脑子”缺席的跛脚马拉松

摘要：本文以一场“跛脚马拉松”为生动隐喻，深度剖析了东大国科技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对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如芯片、光刻机)倾注举国焦虑与资源，却系统性忽视探索“卡脑子”的科学元问题(如生命起源、意识本质、信息规律、物质深层结构)。研究指出，这种“重术轻道”的倾向，根植于近代“救亡图存”的功利主义科学观、计划经济遗留的“工程思维”定式，以及建国后十年间造成的科学文化断层与伦理失序。在当代，它被异化为“SCI/CNS科举”的评价体系、企业主导的研发投入结构，以及全球产业链竞争的现实压力所固化与放大。其直接后果是，东大科研在“从1到100”的应用迭代上成绩斐然，却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甚或“从-1到1”的颠覆性原创上步履蹒跚，导致科技根基不牢，长期受制于人。故此，在批判性审视的同时，也回顾了东大科学史上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挑战元问题的辉煌篇章，并展望了以“演化力学”和“拓扑遗传学”为代表、可能孕育范式革命的新兴领域。最终呼吁，唯有进行一场深刻的“科学文化启蒙”，重建对纯粹求知精神的信仰，并配套以长周期、包容失败的评价与资助体系，东大才能从“技术追赶的马拉松选手”，蜕变为“科学前沿的规则制定者”。

关键词:卡脖子；卡脑子；重术轻道；功利主义科学观；基础研究；元问题；科学文化；演化力学；拓扑遗传学

引言

想象一场奇特的马拉松：所有选手都铆足了劲，在一条已有明确路标、铺设平整的“高速公路”上疯狂冲刺，争夺名次。他们的肌肉发达(技术)，步伐飞快(效率)，成绩单亮眼(论文、专利)。然而，他们的目光却极少投向那些隐藏在丛林深处、迷雾笼罩，可能通向全新大陆的原始小径。偶尔有好奇者张望，也会被教练喝止：“别瞎跑！先追上前面的人再说！”

这，便是东大国科研生态一幅高度写实的漫画。举国上下，对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抱有近乎执念的焦虑与投入，这无疑是必要且紧迫的。然而，与之形成刺眼反差的是，对那些决定未来技术源头的“卡脑子”科学元问题——诸如物质深层结构、意识本质、生命起源、算法极限等——却普遍缺乏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热情与战略性耐心。我们擅长在别人画好的图纸上“添砖加瓦”，甚至“精装修”，却极少思考：这张图纸本身的底层原理从何而来？我们能否画出一张全新的、更优美的图纸？

这种“跛脚”状态，直接体现在冰冷的数字上：2024年，东大国研发经费高达3.63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但其中高达81.2%流向了旨在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试验发展”；用于探索未知规律、不预设具体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仅占6.88%。尽管这一比例已创历史新高，但仍远低于主要科技强国15%-20%的平均水平。企业作为研发投入的绝对主力(占77.7%)，其经费的95%以上都用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投入微乎其微。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一个渴望“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却在构筑其自立自强最核心的基石——原创科学思想——上，显得如此吝啬与短视。这背后，绝非简单的投入不足，而是一套复杂的历史基因、文化密码、制度逻辑与哲学贫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穿越时间的迷雾，进行一场跨学科的“病理”侦探，追问：为何东大国科研的“一条腿”如此粗壮有力，而另一条“腿”却发育不良？这场“跛脚”的马拉松，究竟要将我们带向何方？同时，我们也将回望历史长廊中那些敢于挑战元问题的孤勇者，并眺望地平线上可能升起的新范式曙光。

第一章：历史烙印：从“师夷长技”到“工程救国”的路径依赖

要理解今日的“重术轻学”，必须回溯东大科学现代化的“初心”。自鸦片战争国门被炮火轰开，“科学”之于东大，从来不是希腊先哲仰望星空的纯粹好奇，而是裹挟着血泪与屈辱的“救命稻草”。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科学首先被简化为“技”，是制造坚船利炮、富国强兵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的底色，深刻塑造了东大接纳科学的初始姿态：我们拥抱的是科学的“力量”(Power)，而非科学的“精神”(Spirit)。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封锁和一穷二白的家底，这种功利主义科学观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相结合，催生了辉煌的“工程奇迹”模式。“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在国家明确目标牵引下，集中顶尖智力与资源进行攻关的典范。这套模式的成功，在民族心理和制度设计上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科学研究的最高价值，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科研管理的最佳方式，是设定明确目标、组织大团队、进行有计划、可考核的攻关。

然而，这一模式的“副作用”在于，它无形中强化了“科学服务于技术，技术服务于工程”的线性思维。那些不能直接、快速转化为工程能力的“无用之学”——即基础科学，尤其是探索自然根本规律的“纯科学”(Pure Science)——其独立价值容易被忽视。当整个科研体系习惯于接受“命题作文”并高效完成时，提出全新“命题”的能力(即提出元问题的能力)便可能萎缩。历史的光荣传统，在新时代不经意间，成了束缚科学想象力的一道无形枷锁。我们学会了如何出色地“答题”，却渐渐忘记了如何“出题”。

第二章：文化密码：“实用理性”的千年基因与“失败恐惧”的集体心结

如果说历史塑造了制度，那么文化则塑造了人心。东大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与源自近代苦难的“落后焦虑”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科研文化心理。

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玄思抱有某种警惕。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东大社会对科学的期待，天然偏向其“用”的一面。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东大国，“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 这种广泛的社会认知，无形中给科研人员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选择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课题，而远离那些前途未卜、可能一生无成的元问题探索。

更深层的，是一种弥漫在科研界的“失败恐惧症”。调查显示，近八成的东大科研人员认为“对失败的容忍度低”是创新的最大障碍。这既有建国后十年时期学术批判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创伤记忆残留，更有现行“非升即走”、频繁考核的聘任制度带来的现实生存压力。探索元问题，意味着极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在一个崇尚“成功学”、以“帽子”和论文数量论英雄的环境里，选择这样的道路，无异于学术生涯的“自杀”。因此，大量最聪明的大脑，被激励机制驱赶到了风险较低、产出稳定的“技术改良”赛道，进行惨烈的内卷。文化中的“实用”导向与制度中的“功利”考核，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将“卡脑子”的沉思者边缘化。我们培养了一流的“解题高手”，却可能正在失去孕育“命题大师”的土壤。

第三章：制度牢笼：“学术科举”的指挥棒与“企业主体”的资本算盘

当下的科研管理制度，如同一根精准的“指挥棒”，将历史与文化的潜在倾向，固化为科研人员每日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这套体系的核心，可称为“学术科举”。

它以SCI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尤其是CNS)、国家级项目经费到账额、以及“杰青”“长江”“院士”等“帽子”等级为核心“科举科目”，与个人的薪酬、职称、招生指标、实验室资源进行刚性绑定。在这套规则下，科研工作的价值被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而探索“卡脑子”的元问题，因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成果的不可预测性，在这种“短周期、高频次”的考核中完全处于劣势。一个需要十年才能可能见到曙光的研究，如何与一个每年能稳定产出三五篇高水平论文的“热点”方向竞争？结果便是，“青椒”们为“生存”而追逐热点，“大佬”们为“维持地位”而扩大生产，整个系统在“发表表型”的暴政下高速空转，无暇也无力顾及“学术表型”的深度耕耘。

另一方面，东大研发经费近八成的执行主体是企业。企业天然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其研发投入必然高度集中于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试验发展”。要求企业大规模投入基础研究，尤其是远离市场的纯基础研究，不符合其商业逻辑。尽管央辖鼓励“产学研”结合，但现实中，往往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去“迎合”企业的短期技术需求，而非共同投资于长远的基础探索。这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研发结构，从源头上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在资源配置上必然向“技术”而非“科学”倾斜。“技术大脑”因有明确的投资回报率而备受青睐，“思想大脑”则因前景模糊而备受冷落。制度与资本的双重挤压，使得“跛脚”状态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成为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

第四章：辉煌往昔：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挑战元问题的“孤勇者”篇章

在批判当下失衡的同时，我们必须回望历史，承认东大科学并非天生“跛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曾迸发出挑战世界级元问题的惊人勇气与智慧，其巅峰代表便是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1958年，面对《自然》杂志“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的断言，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联合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毅然向这座科学高峰发起挑战，项目代号“601”，意为“六十年代第一大任务”。其目标直指一个根本性元问题：人类能否用化学方法合成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这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研究过程充满了对科学规律的尊重与曲折。初期“大兵团作战”的受挫，促使领导者果断精简队伍，留下精干力量。关键科学问题——拆开的胰岛素A、B链能否正确重组恢复活性——通过邹承鲁、杜雨苍等人创建的“杜-邹法”得以突破，证明了蛋白质高级结构取决于一级结构。最终，经过近七年奋战，于1965年9月17日首次在世界上人工合成了与天然胰岛素结构、活性完全相同的结晶牛胰岛素。

这项成就的元科学意义极为深远：它第一次用实验证明了，生命的功能分子可以从无生命的化学原料中合成，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撑；它验证并巩固了“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的核心生物学原理；它开创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新时代，为后续基因工程和生物制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塞利乌斯访华时感叹：“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如何制造原子弹，但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如何制造胰岛素。”这充分说明了其探索的原创性与不可替代性。

这段历史表明，东大科学界具备挑战“卡脑子”问题的潜力与传统。然而，这种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集中力量攻关的模式，在后来逐渐演变为以短期论文产出和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学术资本主义”竞赛，其探索元问题的纯粹初心与长远眼光，在功利主义的洪流中被逐渐稀释。我们曾经是“命题者”，后来却更多地成为了“答题者”。

第五章：现实困局：全球产业链“锁喉”与“捷径”依赖的恶性循环

“重技术、轻科学”的倾向，在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和“合理化”。当关键零部件被“断供”，先进设备被禁运，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席卷而来。“卡脖子”之痛，切肤而入骨，解决这些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性和现实紧迫性。国家资源、社会舆论、科研精英的注意力，自然被高度聚焦于这些明确的“技术清单”上。

相比之下，“卡脑子”的元问题探索，显得遥远而奢侈。在许多人看来，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堵漏洞”，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谈“好不好”、“新不新”的问题。这种思维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也潜藏着巨大的战略风险：它可能使我们陷入“追赶-落后-再追赶”的被动循环，永远在别人划定的赛道和规则下奔跑。

更危险的是，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驱动下，容易滋生对“捷径”的依赖。既然从头探索原理耗时费力，那么“逆向工程”、“模仿创新”乃至在他人理论框架内进行“微创新”，就成了快速见效的“理性选择”。这套策略在追赶初期成效显著，让我们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应用技术体系。然而，它就像服用了“科技兴奋剂”，肌肉(技术)看似强壮，但骨骼(科学)和心脏(原创思想)却可能发育不良。一旦触及技术体系的底层原理和核心范式，便会遭遇“天花板”，发现手中缺乏重构游戏规则的“源代码”。今日的“卡脖子”，正是昨日忽视“卡脑子”所欠下的“智力债务”的集中兑付。我们忙于“救火”，却忽视了“防火”体系的根本建设。

第六章：曙光初现：演化力学与拓扑遗传学——东大本土的“范式革命”火种

尽管整体生态失衡，但在东大科学的原野上，仍有一些孤独的“思想者”在默默耕耘，试图挑战现有的科学范式，其工作可能孕育着未来的“元创新”。其中，演化力学和拓扑遗传学是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本土理论探索。

演化力学，由敖平教授等人发展，旨在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一个定量的、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动力学框架。它试图用严格的数学物理方程(如随机动力学方程)，描述生命在适应、变异和选择压力下的演化轨迹，将演化过程置于与物理定律同等严谨的定量描述之下。其核心是理解生命系统如何在内源性网络结构和外部随机扰动共同作用下，实现状态的稳定与切换(如正常细胞向癌细胞的转化)。这一理论野心勃勃，试图在动力学层面统一生物学与物理学，其深度堪比物理学中追求统一场论的梦想。

拓扑遗传学，则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挑战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该理论认为，遗传信息不仅存在于DNA的化学序列中，也编码在细胞膜系统(如内质网)的物理拓扑结构和力学状态里。像Nrf1这样的跨膜转录因子，其在内质网膜上的定位、翻转等“拓扑事件”，直接决定了其最终的活性与核内基因调控功能。这提出了一种“逆中心法则”：即细胞脂膜遗传在生命起源初期，脂膜平台→脂膜肽→原始肽基模板→复制肽→肽核酸复合物→核酸选定为遗传信息储存，这演化选择过程在当今生命细胞内仍存在着，表现为：从细胞器的物理拓扑状态，到蛋白质构象与定位，再到染色体三维结构，最终反向调控其拓扑相关区域内基因表达的信息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出“广义氧化还原大一统论”，试图将微观的量子生物学过程与宏观的生命现象乃至生态环境，统一在广义的氧化还原动力学原理之下。

这些理论因其高度数学化、跨学科且挑战传统，往往难以在追求“故事完整”的CNS顶刊上发表，而是在专业期刊上历经多年才逐渐获得理解。但它们代表了东大科学界内部的一种可贵的尝试：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下做增量，而是试图重新定义游戏规则，探索更底层的统一原理。它们是“卡脑子”的思考，尽管目前仍处于边缘，却是未来可能点燃科学革命的重要“火种”。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东大科学的“另一条腿”并非完全萎缩，只是需要更多的阳光、土壤与耐心。

第七章：哲学贫困：缺失的“仰望星空”与“无用之用”的集体无意识

剥开历史、文化、制度的层层包裹，我们会触及一个更根本的症结：东大科学发展的“哲学贫困”。这里指的并非哲学学科的强弱，而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对“科学为何”的认知深度与广度的欠缺，一种对“无用之用”的集体无意识。

在西方科学传统中，从古希腊对“宇宙本原”(Arche)的思辨，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理性与信仰的调和，再到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考，科学始终与深刻的哲学追问相伴相生。牛顿的著作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思考深受马赫、休谟等哲学家的影响。这种哲学传统，滋养了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超越性精神气质，认为探索自然规律本身即是最高价值，是对上帝或宇宙理性的礼赞(“God does not play dice”上帝不掷骰子)。

反观东大，科学自传入之日起，便主要被置于“器物”与“工具”的层面来理解，缺乏与之匹配的、本土生成的现代性哲学基础来安顿其精神价值。我们更擅长问“这有什么用？”，而不习惯欣赏“这多美妙！”。我们缺乏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去认同那些看似“无用”的、对世界根本规律的好奇与探索，恰恰是人类文明最宝贵、最长远的“大用”。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然而，在急功近利的现代性浪潮中，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也被遗忘了。

这种哲学层面的“缺钙”，导致我们的科研文化过于“接地气”，而少了些“仰望星空”的浪漫与勇气。当整个民族的精神视野被紧迫的现实问题所局限时，那些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元问题，自然难以进入优先级的中心。我们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但极少诞生能够像爱因斯坦、薛定谔那样，用深刻的哲学思辨引领科学方向的“科学思想家”。没有哲学滋养的科学，容易沦为技术的附庸；没有科学支撑的哲学，则容易流于空谈。东大科学要真正站起来，必须补上这至关重要的一课。

第八章：总结与展望：从“跛脚”到“双足”，开启东大科学的“文艺复兴”

综上所述，东大国“重术轻道”的“跛脚马拉松”现象，是历史功利主义基因、文化实用理性传统、学术科举评价制度、企业资本逻辑、现实生存压力以及深层哲学贫困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产物。它让我们在应用技术的赛道上成为卓越的“追赶者”和“优化者”，却在原创科学的荒野中迷失了方向，导致科技发展的根基不牢，长期陷入受制于人的战略被动。

然而，危机即是转机。历史的教训、现实的困境以及像人工合成胰岛素那样的辉煌先例，都为我们指明了变革的方向。要真正实现从“技术立国”到“科学强国”的跨越，治愈“跛脚”之疾，必须启动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科学文化复兴”：

首先，价值重估：发起一场全民“新科学文化运动”。需要在教育体系、舆论场和科研共同体内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内核——纯粹的好奇心、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对真理的敬畏以及对“无用之学”的尊重。让公众理解，解决“卡脖子”问题固然紧迫，但滋养“卡脑子”的思考才是避免未来被“卡”的根本。我们需要更多鼓励“仰望星空”的科普、更多讲述科学家探索故事的文艺作品。

其次，制度重构：建立“耐寂寞、容失败”的长周期科研生态。必须大刀阔斧改革“短平快”的考核机制，为“坐冷板凳”者提供制度性“保护区”。大幅提高对研究机构和顶尖科学家的稳定性支持比例，设立专攻“元问题”的十年期“探险家基金”。真正推行以“学术贡献度”和“思想原创性”为核心的“代表作”评价，彻底摒弃“工分制”和“以刊评文”。

再者，主体协同：构建“双脑驱动”的国家创新体系。明确“技术大脑”(企业、工程研发机构)与“科学大脑”(顶尖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的不同使命与评价标准。前者聚焦“卡脖子”攻关与市场应用，后者必须被赋予探索“卡脑子”元问题的战略使命，并获得不受短期市场干扰的充足资源。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的“双螺旋”，共同支撑国家的长远竞争力。

最后，拥抱孤独：鼓励和支持本土的“范式革命”探索。对于像演化力学、拓扑遗传学这样挑战现有范式的本土理论，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支持，哪怕它们目前仍处于边缘。建立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性创新基金”，鼓励跨学科的深度合作，容忍探索中的失败与争议。

展望未来，东大科学的真正崛起，标志将不仅仅是攻克一系列“卡脖子”清单，而是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插上更多由东大学者命名的路标。当我们的科学家能够从容地思考“引力波探测之后是什么？”“意识能否被计算？”“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时，当我们对未知的纯粹热情能够像对GDP的追求一样，成为社会尊重的价值时，东大才能彻底治愈“跛脚”之疾，以健全的双足，稳健地奔跑在引领人类未来的科学马拉松最前沿。

那一天，我们将不再仅仅是问题的解决者，更是新问题的提出者，是新范式的开创者，是未来图景的绘制者。这，才是“科技自立自强”最深厚、最永恒的基石。这场“文艺复兴”之路注定道阻且长，但它始于今日，始于我们共同决定：不再满足于做一场“跛脚”马拉松的选手，而要成为开辟新赛道的先驱。

后记：从“跛行”到“飞翔”——论科学精神的复归与思想市场的重建

“科苑红楼梦”戏码终会落幕，“大观园”的喧嚣也难掩其下根基的动摇。这部“跛脚马拉松”的史诗，并非旨在否定一代人追赶的艰辛与成就，而是为了一记当头棒喝，惊醒那沉浸于“论文GDP”繁荣幻梦中的灵魂。我们诊断“跛脚”，是为了能真正站立；我们剖析“跛行”的根源，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飞翔”。

历史、文化、制度、哲学……层层剖析之下，我们发现，“重术轻道”的痼疾，实则是科学精神在本土化进程中遭遇系统性异化的结果。科学，这门源自希腊的“爱智”之学，在抵达东大海岸时，其“求真”的内核被“求用”的急迫需求所包裹，其“怀疑与批判”的基因被“服从与实用”的文化土壤所抑制，其“为知识而知识”的超越性追求，被“为功名而知识”的科举传统所置换。于是，我们得到了一种强大的、但某种程度上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的科学实践。它高效、实用，能在既定轨道上狂奔，却失去了开辟新航道的原始冲动与内在罗盘。

“SCI/CNS科举”体系，是这种异化的巅峰体现与制度固化。它将科学的“思想市场”，异化为论文的“指标市场”；将智慧的“争鸣”，贬值为影响因子的“竞赛”。在这套规则下，科学共同体最珍视的“信誉机制”——基于同行深度评议的学术声望——被简化为期刊编辑部的“录用信”和数据库里的“引用数”。科学的“道”(探索真理的精神与规范)被“术”(发表与计量的技巧)所遮蔽，甚至取代。

因此，治愈“跛脚”之疾，绝非简单的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或设立几个新项目所能解决。它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科学复归”运动。这包含三重境界：其一，价值的复归。必须让“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东方智慧，与“为真理而真理”的西方科学精神，在新时代产生深刻的共鸣。社会(从决策者、资助者到公众)需要重新认识到，对根本性“卡脑子”问题的探索，是人类好奇心与理性精神的最高体现，是文明进步的终极驱动力，其价值超越任何短期技术目标。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应获得与解决技术难题同等、甚至更高的尊重与荣誉。其二，制度的复归。必须打破“科举牢笼”，重建一个服务于“科学精神”而非“科学管理”的科研治理体系。这要求我们从“指标管理”的惰性中挣脱，转向对“人”的信任和对“过程”的尊重。核心是建立真正的、基于学术共同体自治的“信誉-评价”系统：以小同行深度评议替代期刊影响因子，以长期贡献评估替代短期绩效考核，以对失败的高度宽容激励高风险探索。管理的目标，应从“控制产出”转变为“激发创造”，从“防止懈怠”转变为“保障自由”。其三，文化的复归。最终，一切取决于“科学人”自身的觉醒与重建。科学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诚实文化”、“怀疑文化”和“共治文化”。它要求科学家将“求真”置于个人名利之上，敢于质疑权威(包括质疑自己)，并共同维护学术社区的纯洁与公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复兴”，重新擦拭被功利尘埃遮蔽的“明镜台”，让“造假”无所遁形，让“浮夸”失去市场，让“思想”而非“关系”或“套路”，成为流通的真正硬通货。

展望前路，东大科学要真正实现从“跛行”到“飞翔”的跨越，其标志既非诺贝尔奖的数量，亦非CNS论文的份额，而在于能否孕育出这样的景象：在顶级学术会议上，东大学者提出的全新理论框架，能引发全球同行持续数年的激烈辩论与跟进检验；在最前沿的预印本网站上，来自东大的、挑战范式的论文，能成为学科转折的“必引文献”；年轻学子们最向往的，不是某个“帽子”头衔或高薪职位，而是追随某位思想深邃、品格高洁的“先生”，去探索宇宙中最激动人心的未解之谜。

这条路，注定漫长。它需要政策的胆识、制度的革新，更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内在驱动力的彻底转换——从“为发表而研究”转向“为理解而研究”，从“为经费而竞争”转向“为真理而合作”。

当那一天来临，东大的科学将不再是一场被他人规则所定义的“马拉松”，而将成为一次自由探索无限星空的“群星飞翔”。我们书写的将不再是追赶的编年史，而是人类认知边疆的探险新篇。这，才是“东大梦”在科学领域最灿烂的应有之义。

这场觉醒，始于对“跛脚”的诚实承认，成于对“飞翔”的坚定渴望。此刻，正是起点。

作者：钟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