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当班长时打土豪结果给跑了，却抓住土豪小老婆，筹款立了功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结束的那个黄昏，黄永胜端着茶杯靠在窗边。将星在肩，掌声犹在耳边，他却想到二十七年前的隆冬：同样冷风猎猎，不同的是，那时自己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班长，脚下草鞋半边破，身上灰布衣打着补丁。

1928年1月上旬，井冈山粮仓快见底，炊事班每天往铁锅里倒红米时，都得再加一瓢水。门板当床，稻草当被，别说肉，连盐都是掺着沙子往下抖。毛委员、朱军长决定派几个小分队下山筹款，“打土豪、筹军饷”成了唯一出路。目的地锁定遂川草林圩，一来圩日热闹，二来那儿的黄礼瑞、郭朝宗两家正是远近闻名的豪强。

当时九连抽签选人，黄永胜领到前锋任务，带八名战士成一个“尖刀班”。他个头一米八有余，衣服虽然补丁摞补丁，可总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加那股子桀骜劲，弟兄们背地里说他“像个官”。出发前，营长伍中豪拍拍他的肩膀：“老黄，好好干，回来给你们打牙祭！”一句话把大伙馋虫勾出来。

队伍行至大坑圩，一条齐腰深的小河拦住去路，岸对面民团百余人列枪阻截。黄永胜不废话，举枪一指，“冲！”他和两个战士当先扑进冰水，寒气钻骨头缝，可脚步半分没慢。民团见红军这样疯，不等贴岸就转身逃。缴获了七八条枪和几床棉被，小规模却提振士气。入夜分饭，还是红米配咸菜。炊事兵悄悄嘟囔：“这哪叫牙祭？”黄永胜夹了口饭，咬牙没说话——想吃肉？得先从土豪肚里掏。

草林圩三条主街，二十四行商号，圩日能挤下上千人。黄永胜到圩口转一圈，先把最大两家店铺门板上贴了“限三日交银洋二千、谷五百石”字条，自信满满地等。三天过去，大门铁锁纹丝不动，土豪早已卷款跑得没影。空屋子里只搜到些首饰，硬通货一文未见。黄永胜皱眉：硬拼不成，得换法子。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来自一个十一二岁的放牛娃。黄永胜蹲下问：“读书去不去？”“没钱，爹娘也没力气。”小家伙低头搓草叶。黄永胜顺势说，土豪家的孩子却在私塾里摇头晃脑，“凭啥？”一句话点燃了孩子的委屈，他立刻透露：土豪躲在七里外的山坳，三个长工轮流探消息。黄永胜顺藤摸瓜，盯住回村的长工，夜半摸到山坳。

狗叫声划破寂静，土豪黄礼瑞从后门翻墙逃遁，只剩个年轻小老婆躲在稻草垛里。女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声称“家徒四壁”。黄永胜一声冷喝，命人立木牌、书罪状，嘴里憋一句：“不拿出银洋，天亮就示众。”不到子时，土豪派人送来一千余块大洋，另有铜元小银毫若干。更重要的是，小老婆带着搜出夹墙暗格，几箩筐银元哗啦滚出来。

钱粮到手只是第一步。黄永胜明白，要想让百姓真正站出来，必须尝到甜头。他让战士挑选布匹、食盐、洋油，夜里挨家挨户送到贫苦农户门口，再当街分给老少。起初人们缩在门后不敢伸手，担心红军走了土豪回来清算；见红军不拿一文，反倒把最肥的布疋递给瘦小孩，胆子慢慢大了。几日后，草林圩“捉土豪”俨然成了全民运动：谁家粪缸底下挖出银元，谁家屋梁里掏出金条，主动挑着箩筐往红军临时仓库送。

到正月前夕，共得银元两万余、布疋七百多担、粮谷若干。这个数字在井冈山相当于一个多月全部军费。布疋被裁成统一灰布军装，战士们第一次告别花花绿绿的“百衲衣”。银元里筛选成色好的，连夜押往根据地山顶，后来铸成“工字银币”，在周边几县流通，解决了货币短缺难题。

年前的最后一天，全班八人领到两套新军装和五块白洋。洗漱完毕，大伙围着一口大铁锅等菜。锅盖一揭，鸡鸭肉香扑鼻而来，还有黄永胜垂涎已久的烧泥鳅。他亲自下厨，把一条泥鳅夹起，轻轻一吸，只剩光溜溜的骨头，笑得眼角皱成一团：“这回真算牙祭！”

草林圩行动把黄永胜的名字写进了营、团首长的笔记本。胆大，却不蛮干；能打，更会筹划；对战士好，也懂得发动群众。后来他转战赣南、闽西，闯雪山、过草地，立功无数，但谈起“一步上将路”，老人家总笑说：“先抓了个小老婆，逼出了几箩筐铜板。”一句玩笑，背后是血与火的淬炼，也是那个年代最直接的生存逻辑——没有粮饷，寸步难行。

很多年后，人们记住的是黄永胜的大将风度，却容易忽略那段曲折的开始。一个班、八个人、七百担布、两万银元，看似数字简单，却撑起井冈山最困难时刻的物资命脉，也让后来身着灰布军装的千余名红军，再次点燃了枪口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