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要求枪决200名地下党，卢汉拍胸脯：拿名单，我来处理

1949年9月30日傍晚，昆明的薄雾尚未散去，卢汉的办公桌上却突然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花名册”。名册由毛人凤亲手递来，上面写着两百个名字，后面统一批注“速决”。毛人凤在门口冷冷丢下一句：“曾局长已盖章，只欠卢主任一个‘准’字。”屋里一时针落可闻。

卢汉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动笔，而是端起茶碗仔细端详这份名单。翻到第七页，他突然停住，低声道：“这些人里，好几位是昆明学生运动的骨干。”身旁秘书杨适生试探着说：“主任，毛人凤等着，我们……”话未完就被卢汉摆手打断——“拖一拖，越稳越好。”

拖字诀能拖多久？十月初，毛人凤火急火燎再次登门。他把椅子往前一挪，几乎顶到卢汉的办公桌，声音压得很低：“永衡兄，上面的意思不能再晚。”卢汉笑得从容：“杀可以，章我来盖。可你这名单疑点太多，我要一一核查。命大案子，岂能草率？”说罢他拍着胸口：“给我三十天，若真有‘通共’证据，绝不手软。”毛人凤无话，只得退下。

自此，每天一早，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都在阅卷。卢汉要求军法处长杨振兴、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并排而坐，拿着各自材料互相对质。杨振兴后来回忆：“主任盯得紧，常常问：‘证据呢？口供呢？’”一圈盘问下来，所谓“主犯”竟无一人证据确凿。沈醉面色难看，只得不断补充“情报”，却漏洞百出。

有意思的是，卢汉一面细致“审案”，另一面暗中吩咐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向社会各界放风：“主席秉公办事，绝不滥杀。”此举立刻引来学生团体与商会的请愿，要求“宽大处理政治犯”。舆论压力骤起，保密局的“闪电处决”计划公开化后再难推进。

十月下旬，代总统李宗仁到昆明巡视。卢汉抓住机会，把请愿书送到他手中：“人心思定，望代总统明察。”李宗仁在签批上写下八个字：“罪无可赦，情有可原。”这八字看似模棱两可，却给了卢汉足够的挡箭牌。当晚，卢汉命人将批示复印数十份，发往各监狱与看守所，先把“待决犯”暂缓执行。

毛人凤按捺不住，11月初第三次赶来昆明。见面就质问：“为什么一个也没枪毙？”卢汉不急不躁，把请愿书与李宗仁批示摊在桌上：“中央有不同声音，我不好专断。齐五兄若要杀，得请示南京或成都，再给一道新令。”毛人凤气急败坏，却也无法可想，愤然离昆明而去。

这场角力持续到十二月。其间，卢汉愈拖愈稳，毛人凤愈急愈虚。最终，在群众呼声、李宗仁批示和证据不足的三重合力之下，两百条生命暂时保全。与此同时，卢汉与边纵代表朱家璧的暗线沟通日益紧密，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加速。

12月9日深夜，昆明城灯火阑珊。五华山光复楼里，卢汉签发了另一份名单——不是死刑，而是起义的作战部署：宪兵收缴武器、警备司令部封锁机场、保安团接管电台。命令下达的同时，他向全城广播：“云南脱离南京政府，即日起义！”那两百名曾在鬼门关徘徊的地下党员，被列入“优先释放”一栏。

次日清晨，毛人凤的座机试图降落昆明，却因机场关闭被迫折返。失之毫厘，错之千里。此后，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也相继被软禁，云南大局定于一夜之间。几周后，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自滇东挺进，与卢汉部会师昆明。

回望那份布满红笔圈点的名单，人们才恍然大悟：卢汉那句“拿名单，我来处理”，其实早已暗藏玄机。他用一个“查”字、一个“拖”字，把枪声硬生生拖成了谈判的敲门砖；又用一纸“起义令”，把生与死的天平彻底掀翻。谁也想不到，特务名单竟成了云南和平解放的序曲。

历史没有假设，但有细节。一位看似圆滑的地方实力派，在大势将倾的黑夜里，选择把名单里的生命装进自己的口袋，也把自己的人生赌注押在了新的旗帜上。当昆明城头升起红旗，名单上的两百个人走出囚笼，卢汉对身旁人淡淡一句：“他们活下来，比什么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