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人口还有多少？联合国报告早已预测

近年来，我国新生人口规模持续收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明显走低，这一现象已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切忧虑。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口趋势研判报告，给出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推演结果，其潜在影响将深刻重塑国家发展路径与社会运行逻辑。

驱动这一转变的深层动因究竟为何？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又将呈现怎样的演化图景？

国家统计局于2025年1月17日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2024年度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对应出生率6.77‰，同期死亡率达7.75‰，自然增长率为-0.98‰。

这一负值背后，是全年净减少人口139万——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数首次系统性超过新抵达人间的生命数量。

而这样的“人口赤字”并非偶然。2022年净减85万人，2023年骤降208万人，连续三年出现负向变动，整体曲线犹如失控列车沿陡坡疾驰而下，惯性愈强、制动愈难。

联合国第28版《世界人口展望》覆盖237个国家与地区，其中为中国描绘出一条更为峻峭的下行轨迹：2030年人口预计为13.98亿；2050年进一步收缩至12.6亿；2070年跌破10亿大关，仅余9.99亿；至2100年，最终定格在6.33亿。

这意味着，从当下起直至本世纪末，中国将经历超7亿规模的人口总量缩减。

人口研究专家易富贤对此评估甚至更为审慎。这位威斯康星大学资深研究员早在2007年便以《大国空巢》一书发出预警，他通过比对医院分娩记录、户籍登记数据及小学入学人数交叉验证指出，当前中国实际常住人口或不足12.8亿，且2050年极可能滑落至12亿以下。

当一位学者十余年前被冠以“危言耸听”的判断正逐项成为现实，我们理应以更清醒的姿态直面这场静默却不可逆的人口转型。

生育水平下滑的症结，并非源于价值取向的集体转向，而是深植于当代青年在现实约束下的理性权衡。

总和生育率由1990年的2.3断崖式跌落至2023年的约1.0，与世代更替所需的2.1基准线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结构性落差。初婚平均年龄则从1990年的22.9岁延后至2020年的28.7岁，三十岁以上初婚者占比亦由2005年的18.7%飙升至2020年的46.5%。

年轻群体并非抗拒为人父母，而是生活成本账单早已压得人喘不过气。

设想一个典型的新一线或强二线城市家庭场景：购置一套普通住宅需耗尽祖辈、父辈与自身三代积蓄，每月房贷支出占去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子女从入园到完成本科教育，综合投入普遍突破百万元门槛。

当一位职场女性预见到孕期可能直接导致岗位流失，当一位父亲在奶粉、早教、兴趣班与学区房之间反复测算后陷入长久沉默，“再等等”便成了最体面也最无奈的回应。

这种静默的退守正在加速蔓延。2.55亿农村户籍人口随城市化浪潮涌入都市圈，生活成本指数级攀升，而生育意愿却同步沉入历史低位。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其生育决策更趋审慎——她们不愿以职业生涯的中断为代价换取一次分娩体验。

2021年三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各地陆续推出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增设托位等配套举措，但政策回响微弱如石投深潭。2024年出生人口虽较上年回升52万，但主因系疫情积压需求集中释放叠加龙年传统偏好带动，多位人口学者预测，2025年新生儿数量或将回落至700万区间。

制度设计可以调整激励机制，却难以在短期内扭转两代人经长期政策浸润所形成的深层观念惯性。自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全面铺开以来，“少生优生”早已内化为社会共识与行为范式，要实现理念转向与行为重塑，绝非朝夕之功。

人口总量萎缩只是表象，真正构成系统性风险的，是年龄结构失衡这一潜藏更深的危机。

截至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20.01%，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心低方案模型推演，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将降至59.98%，2100年更将塌陷至36.77%。届时每一名劳动力需支撑近三名老人，养老体系承压程度已远超“承重极限”，实为“结构性坍塌”。

经济层面的预警信号最先显现。自2012年起，15—59岁核心劳动人口规模即进入持续负增长通道，企业招工难、技工荒、人力成本连年上扬已成为常态。消费市场同步萎缩，青年群体基数持续收窄，谁来接棒购房置业、购车出行、外出就餐与文娱消费？

放眼全球格局，印度已于2024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预计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5亿，而中国为12.6亿，两国差距将持续拉大。邻国日本的镜鉴清晰可见——所谓“失去的三十年”，人口结构老化正是最根本的底层推手。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仍握有关键战略窗口。法国、瑞典、挪威等国依托高额度育儿津贴、全覆盖普惠托育网络及灵活弹性工作制度，成功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7—1.9区间。2025年全国两会前瞻研究报告亦明确指出：2025—2035年间，我国育龄妇女（15—49岁）总量将维持在2.9亿至3.1亿的相对高位，这是政策发力最具时效性的最后黄金十年。

当前，扩大生育补贴覆盖范围、加快社区嵌入式托育点建设、拓展生育保险保障边界、推动用人单位与政府共担育儿成本等举措正密集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的快速迭代，亦有望在中长期维度部分缓解劳动力供给缺口带来的压力。

12.6亿这个数字，从来不只是统计报表上的抽象符号，它凝结着无数年轻人深夜伏案、逐项核对房贷利率、医保报销比例与课外培训费用后那一声悠长叹息。

人口问题的本质，远不止于“要不要生”“生几个”的个体选择，它是房价、就业稳定性、基层医疗可及性、义务教育质量与托育服务供给能力等多重压力交织而成的终极考卷。唯有切实为青年一代松绑减负，让孕育生命重新回归自然、从容与尊严，那些关于未来的严峻推演，才不会变成无法回避的既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