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青楼40年写大尺度日记，被全国通缉后在海外办报，还指点孙中山

他的一生简直比小说还精彩：他是个落第秀才，却成了“中国新闻报刊之父”；他给洋人打工翻译《圣经》，却在私底下给造反的太平天国献计献策；他被清廷全国通缉，流亡海外，却成了第一位受邀去牛津大学演讲的中国学者；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逛青楼，还不知羞耻地写了四十年的“猎艳日记”，但在晚年，连国父孙中山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先生”，登门求教。

这个人，就是晚清第一奇人王韬。

白天翻译圣经，晚上流连花丛

1849年的上海。刚刚开埠不久，是个冒险家的乐园。21岁的王韬，带着一身的才气和科举落榜的失意，来到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

王韬原本也是个传统的读书人，一心想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可惜命运弄人，他连考了好几次，连个举人都没考上。

为了养家糊口，他做了一个在当时读书人看来很“丢份”的决定，去给洋人打工。他进了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当了一名编辑。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墨海书馆，他结识了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两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甚至还一起把《十三经》翻译成了英文。

但是，王韬这个人有个巨大的毛病，就是好色。他自诩风流，觉得才子配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他白天在书馆里正襟危坐地翻译《圣经》，宣扬上帝的福音；一到了晚上，他就换上衣服，钻进上海滩的秦楼楚馆，寻花问柳。

他不仅逛，他还写。他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写。在他的《通过这些日记》，比如《花国剧谈》、《漫游随录》里，他毫不避讳地记录了自己狎妓的经过，对那些青楼女子的容貌、才情评头论足，甚至连床笫之间的细节也敢往上写。

这在道学家看来简直是无耻之尤，但在王韬看来，这就是名士风流。这种“白天圣人，晚上浪子”的生活，他一过就是十几年，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打破了他的温柔乡。

一封匿名信

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的军队打到了上海附近。

当时的上海虽然有洋枪队守着，但局势非常紧张。王韬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文人，他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给洋人打工，受洋人保护；另一方面，他对腐败的清政府早已失望透顶，对太平天国反而抱有一丝幻想。

那一年，王韬做了一件让他后悔半辈子的蠢事。他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的将领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洋洋洒洒地给太平军出谋划策，教他们怎么对付洋人，怎么攻打上海，甚至还建议太平军不要和洋人硬碰硬，要搞统战。

王韬本以为这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两头下注。

可没想到，这封信后来随着太平军的战败，落到了清军手里。清廷的官员一看，这还了得？上海滩竟然藏着这么一个通匪的“汉奸”！

很快，李鸿章就下令抓捕王韬。

如果不是英国领事馆出面保护，王韬当时就被砍了脑袋。但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王韬匆匆忙忙逃上了去往香港的轮船。

这一年，王韬34岁。他从一个风流的上海文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清朝的通缉犯。他不得不告别了那些红颜知己，开始了他漫长而传奇的流亡生涯。

但也正是这次逃亡，让他从一个混日子的编辑，被迫走向了看世界的舞台。

流亡欧洲

在香港躲了几年后，曾经的老板、英国人理雅各要回国，邀请王韬同行。

王韬一想，反正在国内也是通缉犯，不如去西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土，养出了这些船坚炮利的洋人。

于是，1867年，王韬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这一去，就是两年。

他游历了法国、英国、苏格兰等多个国家。和以前那些只会看西洋镜的中国官员不同，王韬是用一种平视、甚至审视的眼光去观察西方的。

他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看到了隆隆作响的火车，也见识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他在日记里惊叹道，西方的强盛，不仅仅在于兵器，更在于他们的制度和人心。他发现英国的君主和百姓之间虽然有等级，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让他大受震撼。

在欧洲期间，王韬还干了一件露脸的大事。他受邀去牛津大学做演讲，向那些傲慢的英国绅士介绍孔子的儒家文化。这是历史上第一位在牛津大学演讲的中国学者。

据说当时台下的英国教授们听得如痴如醉，纷纷感叹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

当然，作为“风流才子”，王韬在欧洲也没闲着。他的日记里依然记录着他在国外的艳遇。他描述法国女郎的热情奔放，苏格兰女子的温柔多情。

看来，无论是逃亡还是考察，逛窑子这个“爱好”，王韬是坚持了一辈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年的欧洲游历，让王韬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再是一个只会吟诗作对的旧文人，而变成了一个拥有国际视野的现代思想家。

香港办报

1870年，王韬回到了香港。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个翻译或者是助手了。他要发声，他要用自己的笔，去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

1874年，在朋友的资助下，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国人独资创办、并由国人主笔的现代报纸。

在这份报纸上，王韬首创了“政论”文体。以前的报纸，大多是抄抄朝廷的邸报，或者是登点商业广告。但王韬不一样，他每天亲自写社论，针砭时弊，评论朝政。

他批评清政府的腐败，呼吁进行变法改革，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见解独到，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当时的读书人，如果没看过王韬的文章，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李鸿章虽然曾经通缉过他，但后来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甚至私下里派人去拉拢他。

王韬通过办报，成为了当时的“舆论领袖”。他提出的“变法自强”思想，比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还要早了二十年。他告诉国人，世界已经变了，如果中国再不改变，就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孙文登门求教

晚年的王韬，名气已经大到了顶峰。虽然清廷早就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上海和香港，享受着“海内名士”的尊荣。

1894年的一天，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怀里揣着一份沉甸甸的万言书，敲开了王韬在上海的家门。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一心想要上书李鸿章的孙中山（当时叫孙文）。

孙中山为什么要找王韬？因为他知道，王韬是当时维新变法的祖师爷，而且和李鸿章那些洋务派官员都有交情。如果能得到王韬的推荐，自己的意见书才有可能递到李鸿章的案头。

王韬接待了这个比自己小40岁的晚辈。他仔细阅读了孙中山的那篇《上李鸿章书》，虽然觉得里面的某些观点有些激进，但他非常欣赏孙中山的见识和胆略。

王韬不仅亲自帮孙中山修改润色了文章，还利用自己的人脉，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推荐信，帮孙中山铺路。

虽然这次上书最后失败了，李鸿章根本没见孙中山。但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标志着新旧两代改革者的交接。

王韬代表的是那一代试图在体制内修修补补的改良派，而碰壁后的孙中山，则彻底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可以说，在孙中山从改良走向革命的转折点上，王韬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摆渡人”作用。

1897年，王韬在上海病逝，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