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枪神”高良伦，一战歼敌246人，晚年无奈卖军功章谋生

1988年的南京，腊月里的风刮得脸生疼，像刀子一样往脖颈里灌。

马路牙子上，有个上了岁数的老爷子，正把手缩在袖筒里，哆哆嗦嗦地解开个脏兮兮的包袱皮。

那包袱实在太破了，老人的衣服也不像样，袖口都磨得没纱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

练摊的小贩眉头一皱，下意识就想挥手赶人——这时候做买卖，眼力见儿最重要，这老头一看就是个穷鬼，能有啥好东西，别是来讹人的。

可等到那包袱皮一层层揭开，小贩刚到嘴边的“去那边要饭”瞬间堵在了嗓子眼。

一块沉甸甸的铁疙瘩静静躺在布里头。

虽说满是锈迹，可那三个字却扎眼得很：特等功。

小贩是个在江湖上混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可是好东西。

他猛地抬起头，上下打量着眼前这干瘪老头，压低嗓门问：“老叔，这玩意儿哪来的？

真货？

这种东西可不敢瞎折腾啊。”

老头头埋得更低了，压根不敢看小贩的眼，憋了半天才像挤牙膏似的蹦出一句：“货是真的。

你看能给几个钱？”

买卖最后是做成了。

老爷子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转过身，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漫天风雪里。

谁能想到，只要翻开第12军发黄的档案，这枚徽章的主人高良伦，那是赫赫有名的名字。

三十多年前在朝鲜，这三个字就是美军的噩梦，是志愿军公认的“特等功臣”。

一个当年在千军万马里取上将首级跟玩儿似的超级兵王，咋就混到了为了几斗米折腰卖勋章的地步？

这背后的账，关乎脸面，更关乎活命。

而在高良伦这辈子心里，算盘就没停过。

1951年刚穿上军装那会儿，高良伦算的是一笔“本事账”。

他是四川剑阁出来的苦孩子，但这碗饭像是老天爷赏的。

新兵连练枪，旁人脱靶，他三发子弹愣是钻进同一个眼里。

这事在93团炸了锅，大伙都捧他是“神枪手”。

可高良伦脑子清醒，靶子是死的，战场上的鬼子可是长腿的。

想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光准没用，得滑头，得阴。

他自个儿要去当侦察兵，天天琢磨怎么把自己变成透明人，怎么在敌人眼皮底下放冷枪还能全身而退。

这时候的他，就像一块干海绵，拼了命地吸水，学怎么杀人，怎么活命。

这笔“本事账”算得有多细？

1952年深秋的上甘岭说了算。

那仗打得，石头都给炸成了灰。

高良伦所在的93团死守537.7和597.9两个高地。

11月11号总攻一响，高良伦提着爆破筒就往敌人11号地堡冲，这时候他算的是“时机”——趁着对面机枪换梭子的那几秒空档，把炸药包给塞进去。

阵地是抢回来了，可守得住才是真本事。

紧接着的48个钟头，美军跟疯狗一样往上扑。

高良伦身边活着的，就剩王学礼和陈振山俩人。

三个人，对着人家一个营甚至更多的兵力，咋整？

硬碰硬就是找死。

高良伦脑子转得飞快，立马算了一笔“本钱账”。

敌人的炮火那是犁地一样炸，死守一个坑就是活靶子。

于是，他们利用地形，打一枪换个窝。

没掩体咋办？

那就把敌人的尸首拖过来摞起来当沙包。

这话听着瘆人，甚至没人味儿。

但在那种要命的时候，那一堆堆死肉就是挡枪子的墙，是保命的唯一指望。

敌人往上涌，他们就搞交叉射击；敌人退下去，他们就到处捡子弹。

嗓子冒烟了就抓把雪塞嘴里，绷带用光了就撕衣裳条。

整整两天两夜，这三个人像钉死在阵地上一样。

对面连毒气弹、燃烧弹都砸下来了，愣是没把这块硬骨头啃动。

战后一盘点，数据吓死人：高良伦这个三人战斗小组，这一仗干掉了246个敌人。

到了后面的仗，高良伦更是把“打冷枪”玩到了炉火纯青。

一个人，一条枪，几天功夫打退敌人6波冲锋，光他自己手里就销了170多个敌人的户口。

这哪是打仗，简直就是阎王爷在点名。

靠着这笔吓人的“杀人账”，高良伦把“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的牌子挂在了胸口。

1953年停战，高良伦带着一身伤疤和功劳回了国。

照理说，这种级别的功臣，只要张张嘴，组织上给安排个享福的位子那是板上钉钉。

可他又算了一笔“良心账”。

“那么多战友都把命丢在那边了，我能全须全尾回来就是赚大发了，哪能再给国家添乱？”

最后，他选了转业，进了南京一家国营纤维厂。

不坐办公室喝茶，也不当官指手画脚，专门申请去一线最脏最累的岗。

他把战场上那股子狠劲带进了车间。

二十年如一日，硬是从个普通工人干到了副厂长。

倘若日子一直这么过，也是个英雄善终的好剧本。

可大时代的浪头拍过来时，不管你是谁。

改革春风一吹，国企改制，厂子效益不行黄了。

一夜之间，副厂长高良伦成了没人要的下岗老头。

这时候的他，年过半百，早年打仗留下的旧伤也找上门了，身子骨早就不行了。

家里没了进项，日子立马掉进了冰窟窿。

最惨的时候，一家老小只能那是顿顿喝汤、啃干粮。

说白了，只要他把那个红本本掏出来，去民政局，去武装部，哪怕去老部队门口晃一圈，亮亮那枚特等功的牌子，这点困难分分钟给你解决了。

可他偏不。

不光不去，他还把勋章和证书锁进个落满灰的破木盒，塞到了柜子最底下。

在他看来，伸手管组织要钱，那就是在透支当年那些死难战友的“名声”。

这道坎，他心里过不去。

为了养活一家子，这个昔日的特等功臣，去工地搬砖头、去街上送蜂窝煤、帮人刷大白。

只要能换钱，多脏多累的活他都接。

直到1988年那个冬天。

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校老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小儿子在操场上栽倒了。

高良伦跟疯了似的冲进医院。

大夫看着化验单直摇头：“这孩子营养不良太严重了，缺铁缺钙。

正是抽条长个的时候，得吃肉，得补油水，要不非落下病根不可。”

大夫这话，像狙击枪的子弹一样，正中高良伦的心窝子。

当天晚上，高良伦回到家，瞅着面黄肌瘦的儿子，再看看桌上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米汤。

那一夜，他坐在桌子边，死死盯着那个从木盒里抠出来的军功章，整整枯坐了一宿。

他在算这辈子最难的一笔账。

一边是军人的脸面，是“特等功臣”的傲气，是他从死人堆里拼出来的铁证。

另一边，是儿子的命，是当爹的最起码的责任。

这账该咋算？

当年离家当兵，老娘送他时说过：“出去打仗，不图你去送死，是图让大伙能活。”

当年为了保家卫国，命都可以豁出去；现如今为了保住这个小家，为了让儿子活得像个人样，这张老脸又算个屁？

天蒙蒙亮，他合上包袱皮，推门走了出去。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那枚沾着血汗的勋章，在市面上转了几手，最后传到了高良伦当年一位老领导的耳朵里。

老首长听说有人敢卖“特等功”勋章，头一个反应是惊，第二个反应是火。

他花大价钱把勋章买回来，顺藤摸瓜，找上了高良伦的门。

推开门那一刹那，看着家徒四壁的破屋，看着老得不成样子的高良伦，老首长的火气瞬间变成了满眼的泪。

他把勋章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嗓子都哑了：“你有难处为啥不找组织？

再敢卖这个，老子毙了你！”

这一嗓子，吼碎了高良伦硬撑了半辈子的壳。

这个在死人堆里都没眨过眼的铁汉子，扑通一声跪地上，抱着老首长的大腿嚎啕痛哭。

那是一种受了天大委屈的发泄，是愧疚，更是解脱。

最后，在高良伦的坚持下，没要啥特殊照顾，只是按规矩领了份困难补助。

日子虽然还是紧巴，但起码孩子碗里能见着肉腥了，那个木盒子也不用再打开了。

2003年，71岁的高良伦在南京安详走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就像当年趴在雪窝子里潜伏一样，没惊动任何人。

回头看高良伦这一辈子，你会发现挺有意思的两个反差。

战场上的他，冷血、准得吓人，甚至有点“狠毒”，为了赢不惜代价。

那是为了国家的“大账”。

日子里的他，甚至有点窝囊、闷不作声、笨手笨脚，为了不给国家添乱宁愿自己扛雷。

这是他心底的“良心账”。

但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说的是同一个理儿——牺牲。

打仗时候，牺牲的是命；和平年代，牺牲的是名。

不少人觉得，英雄就该是金光闪闪的。

可高良伦用他的命告诉大伙：真正的英雄，不光是在战场上敢堵枪眼，更是在日子的穷途末路里，敢为了家里人脱下那身金钟罩。

那枚卖了又赎回来的铁疙瘩，见证的不光是战功，更是一个老兵在那年冬天，作为一个爹能做出的，最没辙也最爷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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