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之母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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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1990年提出该术语作为一次会议的主题，但对其后来的流行程度感到有些肤浅。

特蕾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是一位学者，她创造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这一短语，用以描述一个旨在“以新方式重新思考性”的研究领域。然而，她后来失望地看到这个术语演变成了她所称的“出版业的空洞造物”。

她于2月3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7岁。她的儿子保罗·洛夫勒（Paul Loeffler）证实此事，她在医院死于主动脉破裂。

“酷儿”（Queer）一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它最初意指古怪和可疑。大约一个世纪前，它变成了针对被视为越轨的性行为的侮辱性称呼。

后来，它被一些原本被侮辱的人群重新使用，并进入书籍标题，成为大学荣誉教职的特定教授领域。现在，它是一个被广泛理解的术语，用于指代流动的、非正统的或反主流文化的性取向。

德·劳雷蒂斯教授从未像与酷儿理论相关的其他学者和作家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或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那样声名显赫，但她创造的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事件。

该领域的著名学者戴维·哈尔珀林（David Halperin）在他2003年的文章《酷儿理论的正常化》（The Normalization of Queer Theory）中写道：“当‘酷儿理论’这个具有挑衅意味的提法被说出的那一刻，它就成了一个已然确立的理论学派的名称，仿佛它构成了一套特定的学说，一种单一的、实质性的世界观。”他补充说，这种光环带来了“酷儿研究获得学术尊重”的结果。他称赞德·劳雷蒂斯教授有“勇气”将“粗鄙的词语”：酷儿（原意诡怪）与“学术界的圣词”：理论，结合在一起。

酷儿理论的首次亮相是1990年2月10日至11日由德·劳雷蒂斯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组织的“酷儿理论：关于女同与男同性行为的工作会议”。她在该校一个名为“意识史”的跨学科系任教。会议的名称后来被用作1991年女权主义学术期刊《差异》（Differences）特刊的标题。

在为德·劳雷蒂斯教授编辑的这期特刊撰写的一篇介绍性文章中，她批评了现有的学术领域男女同性恋研究。她写道，在“白人同性恋史学”中，她看到女性和女同性恋议题是“事后才被添加进去的”，但研究女同性恋的评论者在发展自己领域的同时，往往未能借鉴关于男同性恋的著述，以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或共享的话语体系”。

德·劳雷蒂斯教授认为，这正是酷儿理论将要提供的：“新的社群形式”以及对“文化同质化的抵抗”。

圣克鲁兹的那次会议被视为该领域的元年。

现在被视为酷儿理论核心文本且在1990年或之前出版的著作，实则在出版当时并未宣称自己是酷儿理论。

这些书籍包括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的文章《直肠是坟墓吗？》（Is the Rectum a Grave?）（1987）、塞奇威克教授的《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和巴特勒教授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1990）。但在1991年后出版的主要著作中，该术语被使用了数百次，其中包括论文集《恐惧酷儿星球：酷儿政治与社会理论》（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1993）和何塞·埃斯特万·穆尼奥斯（José Esteban Muñoz）的《巡航乌托邦：酷儿未来性的那时与那里》（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2009）。

保守派人士一直诋毁酷儿研究的发展，称其为“怪异的”或用更糟的术语。大学传统主义者则认为，该领域否定了学术界的正当目标，转而专注于“为某些特定群体的不满辩护”，正如时任全国学者协会主席的斯蒂芬·H·鲍尔奇（Stephen H. Balch）2006年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

来自更出人意料的方面的质疑也同样存在。

在《纽约时报杂志》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特约撰稿人J·沃瑟姆（J Wortham）赞扬了性和性别认同方面的“一场深刻的、令人振奋的革命”，但也问道：“当每个人都可以是酷儿时，还有人是酷儿吗？”

在哈尔珀林教授2003年的文章中，他在赞扬酷儿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个讽刺现象。他写道：“酷儿理论尽管隐含地（且错误地）将男女同性恋研究描绘为自由派、主张同化、安于现状，但它本身却被证明更受现有机构的欢迎。”

德·劳雷蒂斯教授本人也发现了批评的理由。早在1994年，在一篇题为《习惯的改变》（Habit Changes）的文章中，她就将酷儿理论描述为空洞和过度炒作的术语。她在2011年的文章《酷儿文本、坏习惯与未来问题》（Queer Texts, Bad Habits and the Issue of a Future）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她认为，酷儿性“在仍然带有其性异常历史含义的同时，通过呈现自身为包容性别、民主、多元文化和多物种的概念，迅速掩盖了这些含义，从而有效地将焦点从性的本质问题上移开。”

她更赞赏地写到了“弗洛伊德的重要发现：性欲”，借用弗洛伊德对性欲的描述，称其为“多形态的”且“反常的”。

她总结道：“我所期望的对话，并未发生。”

特蕾莎·德·劳雷蒂斯于1938年11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她的家人居住在附近较小的城市拉文纳。她的父亲古斯塔沃（Gustavo）是一名妇科医生，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因为他以治疗抵抗运动成员而闻名。她的母亲玛丽亚·博龙切利·德·劳雷蒂斯（Maria Boroncelli de Lauretis）是一名教师。

在米兰的博科尼大学攻读英语文学时，她曾与维尔纳·马丁（Werner Martin）短暂约会，后者是一名在一级方程式赛道附近试驾奥迪汽车的德国人。她很快怀孕了。她的儿子说，生产后，她和儿子都未再与马丁先生有过任何联系。

在一次去伦敦的学术旅行中，德·劳雷蒂斯女士遇到了美国人唐纳德·米德（Donald Mead）。他们结婚了，她和儿子跟随米德先生搬到了丹佛。

这对夫妇经营了一家书店兼咖啡馆几年，之后分开了。

仅凭一种鲜为人知的意大利高级学位"laurea"（相当于本科学位），德·劳雷蒂斯女士在美国立足。1966年，她开始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意大利语。两年后，她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获得教职。她将研究重点从英语转向意大利文学，专注于作家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并发展了在符号学、女权主义和电影方面的专长。

在密尔沃基，她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洛夫勒（David Loeffler）的律师。他们在70年代初结婚，他收养了她的儿子。这对夫妇于1978年分居，最终离婚。晚年，德·劳雷蒂斯教授认定自己是同性恋。她于1985年加入圣克鲁兹分校任教，并于2008年退休。

她多年的伴侣是西蒙内塔·斯皮内利（Simonetta Spinelli），一位意大利女权主义活动家，大约十年前去世。除了她的儿子保罗，德·劳雷蒂斯教授还有一个弟弟皮耶罗（Piero）。

她避免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但她的作品经常提出非常个人化的问题。

在她的文章《习惯的改变》中，德·劳雷蒂斯教授描述了自己生活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宇宙”中，尽管他（弗洛伊德）“无法想象女同性恋欲望这样的东西”。

她通过指出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和地点，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被归类为“原始、堕落和病态”来解释这个悖论。然而，他的著作说服了许多人，那些他们曾认为是原始、堕落或病态的东西，实际上是"文明的构成材料"。

德·劳雷蒂斯教授将此视为一项任务。她写道，像弗洛伊德一样，人们应该“从他们自身差异的位置出发”，重塑周围世界的范畴。

作者：Alex Traub

编译：阿洛

来源：纽约时报

原标题：

Teresa de Lauretis, Coiner (and Critic) of Queer Theory, Dies at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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