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作为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对周总理那是言听计从,可谓是没二话。
这种顺从,早就超出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倒更像是一种打心眼里的敬重。
只要是总理交代的活儿,傅作义从来不打磕巴。
这是为啥?
因为这两人中间,有一段“过命”的交情。
这笔人情债欠下的日子,是在1949年;而故事的女主角,是傅作义的太太,刘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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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历翻回到1949年开头。
那会儿,傅作义刚拍板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北平城不动刀兵,和平易主。
这步棋,走得那是相当悬乎。
要知道,当时的傅作义手里可不缺硬货。
他坐镇华北,手握大印,底下管着四个兵团、14个军,足足六十万大军。
这六十万人马,就是他谈判的本钱。
在他一开始的小算盘里,局势虽说烂了点,但也没烂透。
他是守城的,装备好,而且手里还攥着一张王牌——“守住平津、看好出海口”。
这算盘打得精:能打就守,打不过就往东撤,只要把塘沽、天津这些口子占住了,随时能登船南下。
傅作义这账算得明白:进能攻,退能溜。
可偏偏毛主席的眼光,比他看得更远。
1948年深秋,辽沈那边刚消停,东野的大部队气都没喘匀,军委的急电就到了:悄悄进关。
重点就在这两个词:“悄悄地”、“抄近道”。
几十万虎狼之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绕开山海关,专走冷口、喜峰口这些长城边的小口子。
等傅作义回过神来,这支刚在东北吃掉几十万国军的队伍,已经把平津给包圆了。
这时候,主席给前线定了个八字方针:“只围着,不开火;切断联系,别逼太紧”。
听着挺绕,其实这招绝了。
要是逼急眼了,傅作义这六十万人要是拼命突围,那伤亡可就没边了;要是松了口子,他见势不妙直接上船跑路,以后还得追到南方去打。
所以,得把他像包饺子一样困住,逼他坐下来谈。
傅作义毕竟是个老江湖,刚开始还想探探底。
1948年12月中旬,他派崔载之去摸底,漫天要价:解放军别打了,把被堵在新保安的35军放回来,咱们还得搞个“联合政府”,队伍得一块儿指挥。
聂荣臻听完差点气笑了,直接拍桌子:“做梦呢!”
这会儿的傅作义,还觉得自己手里有货能卖个好价钱。
直到两记重锤砸下来,彻底砸碎了他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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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件事,天津丢了。
解放军也就花了一天多点,29个小时就把天津拿下了。
傅作义心心念念的海上退路,彻底凉凉。
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早就是瓮中之鳖了。
第二件事,出在他自家后院。
就在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闺女傅冬菊摊牌了:“爸,我是地下党。”
这下子可把傅作义惊得不轻。
他瞅着闺女,这才发现自己身边早就漏成筛子了。
连亲生闺女都是那边的人,这仗还怎么打?
路也没了,人心也散了,傅作义终于不再瞎琢磨。
1月21日,字签了。
北平城保住了。
当傅作义跑到西柏坡见主席,低着头说“我有罪”的时候,主席握着他的手,暖暖地说了一句:“谢谢你。”
这一声谢,是替北平老百姓说的,也是替无数不用流血牺牲的战士说的。
可远在南京,蒋介石的反应那是完全两个样。
听到信儿,蒋介石气得脸都绿了。
在他眼里,傅作义这是把老底都卖了。
既然动不了傅作义本人,那就拿他家里人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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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毛人凤叫过去,下了一道死命令。
目标直接盯上了还困在重庆的傅作义夫人——刘芸生。
1月底,刘芸生接到了男人的信,明白重庆是待不住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去机场飞北平。
谁知道刚出大门,巷子口就被两个穿长大褂的壮汉给堵死了。
“傅太太,跟哥几个走一趟吧。”
黑洞洞的枪口指过来,刘芸生一个弱女子,哪有反抗的余地?
直接被塞进汽车,拉回了保密局的大牢。
这消息传到西柏坡,气氛一下子就压抑了。
傅作义刚投过来,要是连人家老婆孩子都护不住,以后谁还敢跟咱们交朋友?
周总理的态度硬气得很,他攥着拳头撂下一句话:“花多大代价,也得把人给抢回来。”
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王福瑞。
可这活儿太难干了。
王福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人可能被关在歌乐山底下的一个废旧军营里。
麻烦的是,那地方也是特务的一个窝点,看守严密,里面的屋子成百上千。
刘芸生具体关在哪间?
谁也摸不准。
要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往里硬闯,别说救人了,连去救人的同志都得搭进去。
事情一下子卡住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总理当年搞特科的那股机灵劲儿显出来了。
他给王福瑞支了一招:草丛里打棍子——吓唬蛇。
具体咋办呢?
联系香港那边的同志,在报纸上登一条假新闻,就说“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已经平安到了香港”。
这招叫“没影儿的事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想啊,蒋介石要是看见这报纸,第一反应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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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怀疑手底下人办事不利索,人是不是真跑了?
他肯定得派人去查。
只要他们一动弹,线索就露出来了。
还真别说,这招神了。
假消息发出去第二天,一辆吉普车火急火燎地开到了那个废军营门口。
几个特务跳下来,脚底下生风,直奔西南角的一间牢房,就是为了确认人还在不在。
这一幕,被趴在对面山头草丛里的王福瑞看了个真切。
“就在那旮旯。”
位置定准了,但王福瑞没急着动手。
他在等一个最稳妥的时机。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
到了1949年6月初,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晚上大雨瓢泼,电闪雷鸣。
特务们接到上头命令,要把刘芸生转走,弄去台湾。
这种鬼天气,再加上路上转移时的松懈,正是下手的绝佳空档。
王福瑞带着人马在必经之路上埋伏好,砍倒了一棵大树,把路给横截断了。
当押人的车队被迫刹车,特务骂骂咧咧下来搬树的时候,黑暗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
胜负就在一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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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同志三下五除二就把特务给收拾了,成功把刘芸生从虎口里夺了回来。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刘芸生绕道香港,兜兜转转终于回到了北京,跟傅作义团聚了。
老两口见面的那天,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眼泪哗哗流。
他们心里都明镜似的,要是重庆那边出了岔子,那就是阴阳两隔。
傅作义后来感慨:“要不是总理出手搭救,我俩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着面了。”
这件事,傅作义记了一辈子。
回过头来看,1949年的这场较量,不光是战场上的输赢。
蒋介石输就输在,他的手段永远是报复、绑票、撒气,把人往对面推。
而共产党赢在大气。
从主席对傅作义的那声“谢谢”,到总理设计的这条“假新闻救人计”,这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
把这边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对面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这种“心里踏实”的感觉,才是让傅作义这样的旧军阀,最后心甘情愿给新中国卖力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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