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女儿忆父母爱情5：我父亲在浙江慈溪，是个人口众多的大族

裘丽琳

结婚之后，我的双亲另赁房屋成立起了小.家庭。这新居也在爱多亚路上，就在耕莘里西面约摸半里处，弄堂的名称叫永吉里，建筑格局是同耕莘里相似的石库门楼房，只是结构和设备较为新式些，但屋里也没有抽水马桶和洗澡设备。他们租下了弄内四十二号楼上的三个房间：一间客堂楼和东西两间厢房。我的母亲﹣﹣这位才二十岁出头的少妇便开始担当起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来。

曾经有人对我说过："你的妈咪是很会理财的。"我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含义究竟是褒还是贬？是在赞扬着她的善于持家还是在对于她的精明表示不满？我也无法知道，倘若把一家公司或是一片工厂交给她管理的话，是否能够经营得蒸蒸日上，年有所盈？（因为按我的理解，善于"理财"似乎也应该包括这些方面）但如果那个人所说的"理财"仅是指管理家庭的收支，那么平心而论，她是有一些办法的。事实上，她当了家庭主妇之后所办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处理好这个家庭的收支，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套用个眼下时髦的词语吧，那就是"扭亏为盈"。

当时我父亲是更新舞台的台柱，合同上的包银是每月一千四百银元，鼓师、琴师、跟包和两位配角的"公事"归他支付，这样扣除下来每月也能有八百多元收入，在当时米价六、七块银元一石的情况下，这也该是笔不小的收入了。但尽管这样，他还是严重地入不敷出，五斗橱抽斗里压着一大叠当票，并且还在不断增厚。当成立起小家庭之后，母亲头一回拿到父亲交给她的本月包银，同时得知其中的三分之二必须用来偿付印子钱的利息时，不由得忧急得哭出声来。

作为一个当时已是驰名全国的名角，经济状况怎么竟会这样糟糕呢？对于这问题如果要做个比较详尽的剖析，那就得从我父亲的身世谈起了﹣-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慈溪，在县城也算是个房系繁衍、人口众多的大族。由于在明朝弘治年间曾经出过个当过江西道监察御史的族人，因此以后便总称为"周御史房"。此后合族中虽然没有再出过比监察御史更大的官，但也出过好些个通判、知县、训导、典史、巡检等六七八九品的中下级官吏，此外，举人、监生和秀才等有各种各样"功名"的人也有过不少。因此这周氏一族在县城里大小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和仕宦人家。我的高祖父曾经当过两任县学教谕，到曾祖时，家道则已完全中落，因此我的祖父周慰堂从小就被送到一家布庄里去当学徒。但这个年轻的学徒似乎有些"不安于业",却是迷上了当时刚兴起不久的大戏（京戏），同时还恋上了本县一个京戏草台班里唱青衣的坤角俞桂仙。在二十岁那年上，他不告而别，离开了家庭和布店，跟着那个草台班到外县去流浪演戏了。以后，他不但娶了那个俞桂仙，并且自己也下海唱戏，取艺名为金琴仙。娼、优、隶、悴，唱戏当时是个公认的贱业，于是他就被认为是"自甘下贱"而被族中议决逐出了祠堂。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那年，我的祖母在江苏清江浦生下了我父亲。父亲五岁时，就在杭州拜有名的老生陈长兴为师，练功学戏。七岁时在杭州拱宸桥茶园登台，在《桑园寄子》里唱娃娃生。十一岁时，陈长兴师祖爷离杭州回河南，父亲便跟随艺名三麻子的前辈艺人王洪寿老先生去汉口演出，起艺名为"七龄童"，辗转演出在苏州、镇江、芜湖等城市。十三岁时，由南京到上海，在丹桂第一台登台，由于书写海报的人误将他的艺名写成了"麒麟童"，从此便将这三字作为正式艺名。翌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喜连成班，以后几年里，一直在北京、山东和东北三省的各个城市里演出。当二十岁载誉回到上海时，"麒麟童"这艺名已经传遍全国了。我们的祖父下海时演的原是青衣，以后由于扮相欠佳，便改唱老旦。他和祖母俩虽然唱了半生京戏，但始终不曾走红过。他俩二十年来的红毡生涯大半是在那些乡村草台或是集镇的茶园里度过的。这二十来年中，他们尝遍了当一个无名艺人的各种甜酸苦辣。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经成为一个头流的名角，那么作为曾经精心培育过他的父母便理所当然地应该享一下清福了。因此，我的祖父祖母在四十几岁上便双双息影红毡，闲居在家。祖父闲来到一些票房里去担任义务教习，青衣、花旦、老生、小生，什么行当都教，有时还给别人操琴司鼓，其实凭那些小镇上艺人的技艺，未必能超过这大都市里的某些票友，但就凭着他是"麒麟童的老子"这一点便已足够使不少人对之信服了。至于我们的祖母，她老人家则完全同京戏绝了缘，只是掌管着全家的经济收支，一心一意在家里当她的"老太太"了。

祖父是我八岁那年上患肺炎去世的，因此虽然在童年时曾见过他不少回，但留存到如今的印象却有点模糊了，只记得他身材挺矮小，头发有点花白，穿着得很干净，说话软声细气的，对谁都是十分和蔼。每回他到我们家来或是父母带着孩子们去给他和祖母拜节时，他总把各种糖果和蜜饯往我们的口袋里塞，也总要依次抚摩着我们的头顶，微笑着喃喃地说："高了，又长高点了，大囡囡、中囡囡、三囡囡都长高了，都快长成大姑娘了。"

但他并没能看到我们真正地长成为大姑，娘，在他六十三岁上，一场突然袭来的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他的一生是默默无闻；但作为我父亲的父亲，他的姓名却存在在不少篇文章、传记甚至在《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

周信芳

相比起来，我对于祖母的记忆就要比祖父清晰而详细得多，但同时，在回忆中所感受到的亲切意味却要差得多。

我记忆中的祖母是一位半老的妇人，身材。也很矮小，穿着却很华丽。在我的记忆里，她好象一直穿着近红色一路的衣服：枣红的、赭红的、梅红的、绯红的，甚至还有大红的；即使不属红色那路，颜色也总是挺鲜显；式样通常是那种北方年轻媳妇穿的大襟紧腰短袄和扎脚管裤子，这样就使她并未发胖的身材从背后看去仍显得很俊俏利落，即使在家里，她也经常佩戴着许多首饰：珠花、赤金钗臂、嵌宝戒指等等。我还记得，当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到她时，几乎每回都是陈横在鸦片榻上吞云吐雾，满屋都是那种强烈的异香。稍大些时候见到她时，她已不再躺在烟榻上了，总是拿着根挺长的斑竹旱烟袋在吸着，但在屋里却还飘荡着过去闻到过的那股异香，只是不及过去那样浓馥，隐隐的、淡淡的，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娘娘（不是封建时代对后妃的尊称，是浙东绍甬一带对祖母的称呼）从没有戒掉过鸦片，只是当时租界当局对鸦片似乎禁得比过去严了些，所以她抽烟时就不象过去那样公然无忌了。

但抽鸦片还不是祖母最大的经济消耗，那时的鸦片价钱不算很贵，上好的云土六块银元一两，够她抽上三天的。使父亲辛苦挣来的包银白白流淌出去的最大漏洞还是她的那一份摆阔的劲儿和发财的梦想……

我的祖母虽然也算出身在慈溪县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但在几代前就已经式微了。她大半生所过的都是江湖艺人的生涯，虽然也曾经算是个戏班的台柱，但那只是个走江湖的草台班，即使在走运的时候她也并没有真正唱红过。至于那些倒运的日子，是回想起来就会使她感到心酸的：丈夫给人家在红白喜事上当吹打，自己则在婚礼中当喜娘，有时还被雇去替人家哭丧，这些都是最为卑下的"堕民"干的营生。在她大半辈的从艺生涯中，从不曾听到有人叫她"老板"（旧时称较有名的戏曲伶人为老板，男女皆如是），就连称呼她为"小姐"的也极为罕见，无论是谁，对她都能直呼其名。她和丈夫就这样蹭蹭蹬蹬，忍气吞声地过了大半世。现在，她的儿子出头了，成了红遍全国的名角，挣着为数可观的包银，自然不少人会来对她奉承讨好，现在她是真正能扬眉吐气了。在这样情况下，她再不摆一下"老太太"的架子和享受一下当"老太太"的乐趣更待何时呢？于是，她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吊嗓的吊嗓，打牌的打牌，吊嗓吊累了或是在牌桌边坐乏了，便横到烟榻上"香"上一筒，每晚开饭时总要满满地坐上两桌，其中有一大半人还会留下吃宵夜。她呢，就在这片喧闹和谄媚声中享受着她过去从未享受过的乐趣。当然，为了接待这些客人，不但烟、酒、茶、菜都得是上好的，就连家具也非得是红木或是紫檀的，而且还得经常更换，否则，在客人眼里就会显得寒伧了。所有这些排场，都需要花费大量银钱。为了要撑住这些排场，并且想要追求更显赫的排场，她就很必然地会盼望发财，甚至盼望能发上笔极大的横财，让自己能成为个真正富贵太太，从而更受到社会的敬重。于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便带上各种各类发财的"计划"和"办法"聚集到她身边来了。这个人告诉她：有一家同哪国洋人一起合办的实业公司马上就要开张，根据绝对可靠消息，开张后不到半年，这公司的股票至少会上涨一倍，现在他正好认识其中的一个董事，能有办法弄到一部分七折优待的认股书……又有那个人来对她说：有人认识四川的禁烟督办，能有办法把上等好土一路平安地运到下江来，现在搭上一股，三个月之后就能获三倍之利……还有人来劝说她：拿现钱到湖州乡下去收茧丝，贩回上海能赚上个对本利……当然，所有这些都是要现钱的，没现钱怎么办？反正她儿子是角儿、台柱，柜上存得有包银，写上张借字就能去支来。不够的话，就是把行头箱子送进当铺去暂放一下也是划得来的……可是到临了，那家实业公司才开张就"倒闭"了；运来的黑货在中途被查获"充公"了；收茧丝的伙计在路上碰上了"断路";反正那些白花花洋钱也并不是从她的钱柜里拿出去的，但是抽斗的欠据底稿和当票却逐渐厚了起来，当然，放在一起的还少不了那些一叠叠成了废纸的各种彩票和那个"英皇御准上海赛马会"的马票……

除掉祖母的挥霍和屡次上当受骗以外，使父亲债台高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戏院老板对他的欺侮和剥削。

当时的戏馆在经营方面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戏馆本身并没有班底，是从各地邀班子前来唱戏，前台（戏院）和后台（戏班）按照事前讲定的比率分成拆账，但这大多是新开张的或是中小型戏馆。已经开张多年的大戏馆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底，生旦净丑末，场面、武行、龙套、宫女，一应俱全，只需要从外面邀上一两位角儿来挑大梁便行了；班底和邀来的角儿都按月开发固定的包银。当时父亲演出的那家更新舞台便属于后者。但这类戏馆里又有个惯例，便是那些邀来挑大梁的角儿的包银并不是按月整数发到他们手里，而是全部存在前台柜上，除掉一部分按月支取做家用杂项以外，其余一应大小开支：添衣服，置行头，买家私直至菜馆、汽车行、马车行、南北货行的账单等项，所有这些费用全都凭折由柜上支付。这样一来，就搞成了一笔糊涂混账，一是柜上可以滥记虚报，二是柜上能向那些店铺索取回扣，而到头来这些回扣当然都转嫁到支付者身上。这样，不仅每月所领取的家用变成了"预支"款项，而且角儿欠前台的债也会越积越多。这样，就好比把一根缰绳交到了戏院老板手里，只能凭他牵着往哪儿走，再也没有选择去留的自由了。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即使是个并不善于理财的人也会明白：倘若不及时把这两个无底的漏洞堵塞起来，那么即使是月进万金，到头来也是逃不了破产的命运的。

现在，已无法详细知道母亲作为一个年轻的媳妇，是应用了什么办法把家中的财权从婆婆那里接管过来的了。是经过了一番争吵？还是通过耐心的说理？抑或是我祖母赌气甩手不管？还是她老人家对眼前的经济厄境也已有所意识？……总之，不久之后，就改由母亲来执管家庭财政了。她给祖父祖母规定了每月四百银元的家用，同时，通过各条渠道，口气委婉而又态度坚决地宣布：她今后将不再承认婆婆新欠的各种债务。这么一来，原来围绕在祖母周围的那些骗子便陆续地绝迹了。虽然祖母过去欠下的那些旧债也够母亲好些年偿还的，但母亲知道，只要不再举新债，经过几年的撙节开支和妥善安排，还是清偿有望的。因此这些债务倒也并没有使她感到特别地焦虑。

至于同戏院老板之间的交涉，套用句现代话来说，那简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了。母亲提出的要求是包银不再存柜，按月发给父亲本人，他的一应开支也不用由前台垫付，如有擅自"代垫"，本人概不认账。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但却是断了老板财路的要求，老板当然不肯答应，先是想出各种理由进行推托，推托不了时便恼羞成怒，拍着桌子说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还骂着说决不能让这个"私奔出来的娘们"坏了行业中的规矩。但不管老板如何推托和发怒，母亲仍是不屈不挠地要求维护自己丈夫的正当权益，甚至以父亲请病假停演对之进行威慑。最后，老板不得不让步，答应了这些条件，但在背里却咬牙切齿地咒骂母亲："听起来倒好听，是什么大家出身的小姐，从小还进过洋学堂，弄到末了却是把'铁算盘'，到底是那种绍兴亨个老倌出身，拉出来的屎也不会大的。"以后，在一部分人中间，母亲便有了"铁算盘"之称，这带有贬义的外号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后，甚至还有人用这个外号对她进行讽嘲，但母亲对此却处之泰然。她认为：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打一下算盘非但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至于那把算盘应当是"木"的，还是"铁"的，甚或是"金刚石"的，那便是各见仁智，无关宏旨的了。

应该看到，经过母亲这样重行安排之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稳定，然而还没能有根本性的好转，其原因还是两个方面：一是过去负下的债务太多，需要好几年才能逐笔清偿；二是更新舞台所定的包银太低。原来的家用开支就很紧张，现在分成了两个门头，便更是不敷应用，如果想不再另举新债，除掉尽量撙节以外，还必须在增加日常收入上另觅蹊径……

这时，在英租界四马路近虞洽卿路的闹市地段新开出了一家天蟾舞台，论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可称首屈一指，一、二、三楼连包厢在内共有三千五百多个座位，戏台也是全上海最大的。那家戏院的老板顾竹轩托人来邀父亲去当台柱，那中间人上门来时一开口便提出了比较优渥的拆账条件，并且说如真有诚意，条件还可以进一步蹉商。

上海滩上的戏馆业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兴旺起来的。那些年里，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今年是赵大帅攻打钱大帅，明年又是孙督军"讨伐"李司令，上半年是周师长和吴督办兵戎相见，下半年又是郑巡阅使和王检军使在马上争雄。报纸上也尽是这些消息：今天某人宣布倒戈，明天又是某人通电下野……各地的大小"诸侯"就象走马灯似地转个不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拉扶抽丁，烧杀抢掠，弄得各地都是民不聊生，再加上那些"应运而生"的强盗、刀客、绑匪，更给那些无力自卫的平民百姓增添了重重苦难。这样，住在县城或乡下的那些有钱人，除掉同地方武装势力有密切关系或是自家能雇得起大批护院家丁的以外，都纷纷朝一些大中城市里涌，在那里买房赁屋，来躲避兵灾盗祸。上海由于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还有块也在洋人卵翼之下的挺大的"越界筑路"，因此便很自然地成了那些人心目中的一块"安乐乡"。几年来，江浙皖等几省中的有钱人大批涌来，各种娱乐行业当然也就应运而生地发展起来。单拿戏馆来说，各种名称的"戏院"、"舞台"、"茶园"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四、五年里足增加了好几十家。解放前久居上海的人都知道：当时要想在上海马路上摆个摊头也不容易，何况开一家要招揽四方的戏馆，不是在军政警和黑社会方面都有相当的背景，那是想也不用去想的。因此，在旧上海开戏馆的即使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闻人"，至少也得有个大"闻人"在背后撑腰。那家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就是个有名的"海上闻人"。他原籍江苏盐城，年轻时便是个赌棍，以后在家乡混不下去，曾经到陈其美的队伍去吃过饷，以后又不知犯了什么事离开了军队，到上海来在英租界巡捕房里当了名包打听下手，同时又加入了"青帮"。不多几年，他便升到了探目的地位，这时他便脱离警界，自己开香堂，收门徒，又在英租界和俗称"城里"的中国地界上开起了好几家旅社、饭店、浴室和茶楼。到他开设天蟾舞台的时候，他在上海各个行业中收下的门徒已不下万人了，大半是他的苏北大同乡，也大半是所谓吃"油炒饭"的黑社会和半黑社会中人，其中也颇不乏那些仗着斧头、铁尺和手枪来"打天下"的亡命之徒。由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因此大家当面都称他为"四先生"，背后则简称为"顾四"。他在当时的上海黑社会里是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闻人"的人物，因此，也有人把他同前面三人合起来称为"四大金刚"的。关于他的底细，父亲是有所了解的，当然知道他并不是个好相与的人物，因此对他的这个延聘，曾经再三斟酌，并且不止一次找朋友商量过。但顾竹轩所提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比较优渥的：前后台三七拆账，前七后三，父亲又独得后台中的四成，这样算起来，他便能得到每场卖座收入的。一成二。如果营业稳定，只消两年左右，他便能清偿压在背上的那些沉重的债务了。因此，一再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他便接受了天蟾的邀约。在同天蟾前台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时，顾竹轩还一再保证：合约期满，去留听便，决不强留，也绝不会食言而肥。

但父亲对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款和那位"闻人"的诺言显然是于轻信了。当时正是上海的京戏舞台上最盛行连台本戏的时候，父亲进天蟾之后，顾竹轩请来著名的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到后台演说《龙凤帕》故事，由专人作文字记录之后，交给父亲改编成本戏，开锣头一炮就打响了，连下去卖座一直鼎盛不衰，几乎每晚都高悬"满座"牌。至于礼拜天所加的日场，通常都是由父亲主演的"关戏":《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华容道》、《古城会》、《走麦城》、《活捉潘璋》等。父亲在少年时曾受到当时被称为"红生一绝"的前辈艺人王洪寿的亲自教授，因此他所演的"关戏"是得到内行们交口称誉的，因此这些重头做工戏也自有其观众，每场也都是座无虚席。

瞧着这样的盛况，父亲心中十分兴奋。这一方面当然为自己的演出能受到观众的欢迎而感到振奋，另一方面，他确实也在为可能早一点卸掉债务包袱而觉得高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我感到只有在还清所有那些欠债之后，自己的脊才真正能挺直得起来。"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