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只会睡大觉？一年挣五六万，这种男人到底是宝还是草？

“年三十下午四点，村口小卖部门口聚着一堆抽烟打牌的男人，他缩在自家堂屋的被窝里，手机亮度调到最低，怕吵醒隔壁午睡的老娘。”——这条匿名投稿一发出来，评论区瞬间炸成两派：一边骂“废柴”，一边喊“懂他”。吵了三天，没人问最关键的问题：他为什么非得把自己装成一只冬眠的熊？

先说钱。一年挣五六万，摊下来每月四千出头，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数高出一截，却够不上“有本事”的及格线。在亲戚嘴里，这数字像一块透明玻璃——看得见，但不存在。于是，他提前两周溜回来，错峰车票便宜一百多，还能避开“发工资没”的盘问。省下的钱给老娘买了件二百块的羽绒服，吊牌没拆，怕她嫌贵。

再说瞌睡。腊月二十八，表哥拎着两箱啤酒上门，喊他去镇里KTV“放松放松”。他推脱“感冒了”，其实是前一天夜里帮隔壁婶子扛了十袋玉米上楼，腰直不起来。那婶子儿子在外地，疫情三年没回。他不好意思收工钱，只能收一句“大恩不言谢”。第二天，全村都在传“这小子懒到骨头里”，没人提玉米的事。

社交恐惧？倒也不是。小时候他最怕走亲戚，因为总有人捏他脸说“长大一定比你爸有出息”。如今真长大了，出息没到位，脸还得笑着递过去。干脆装睡，省得演。可即便是睡，他也把手机的群消息一条条滑过去，谁家孩子要补课、谁家老人缺降压药，用铅笔写在烟盒上，醒来绕路送过去。烟盒攒了七只，一只没点燃。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三样“美德”在牌桌旁成了原罪。堂叔把烟圈吐到他脸上：“男人不抽烟，白在世上颠。”他笑笑，想起自己去年在工地被钢管砸到肋骨，咳一口都是血沫，哪还敢碰烟。这些解释说不出口，说出来像在卖惨。干脆把被子拉过头顶，听见外面麻将声像一场雨，下得他浑身发潮。

正月初五，他终于起床，帮老爹把柴房收拾出来，劈了三百斤木柴。斧子一抡一落，像在给谁磕头。老娘蹲在灶台前煮红薯，蒸汽糊了一脸泪，嘴里念叨：“懒点就懒点，人在眼前就是年。”

有人把婚姻比作合伙开公司，说他这种“低能耗男性”连招股说明书都拿不出。可村里那个疯癫的八爷，年轻时赌得倾家荡产，老了天天坐在村口骂天，一样没人给他贴“废物”标签。八爷的故事被当成传奇，他的故事被当成笑话。区别不过一个嗓门大，一个会装睡。

初七返程，他背走一桶自家榨的菜籽油，五斤红薯粉，老娘塞在编织袋最底层的是晒干的笋干和一包用报纸裹着的咸鸭蛋。高铁上，旁边的大哥脱鞋抠脚，他缩在座位里，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放的是《平凡之路》。屏幕里蹦出一条新留言：哥，你去年帮我娃买的习题册真有用，娃考了年级第三。他盯着那行字，突然笑出声，邻座的小姑娘吓得往妈妈怀里钻。

回到工地，宿舍铁架床吱呀作响。下铺的兄弟递过来一根烟，他摆摆手，从行李最边上摸出一只咸鸭蛋，磕开，红油流了一手。那兄弟吸溜一口：“这味儿，才是过年。”

此刻，他才算真正醒来。被窝里的逃避、烟盒上的名单、劈柴时的沉默，都是他给自己缝的软甲。软甲不发光，却让他能继续在下一场盘问、下一回攀比、下一阵哄笑里，把日子熬成可以带走的咸鸭蛋——不起眼，耐放，越嚼越咸，越咸越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