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洪冲出一座诸葛亮题写的石碑，乾隆下令：看过此碑者，全部处斩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文|妍妍 编辑|妍妍

乾隆33年，广东一场暴雨过后，寺庙院子里突然多了一块石碑。

没人知道它是从哪里出来的，也没人想到，就是这块石碑，最后竟要了几十条人的命？

洪水冲出的祸根

1768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广东东山一带连下大雨，山洪灌进了附近寺庙的院子。

洪水退去之后，庙里的人发现地上多了一块石磁，表面刻着字，字体是汉朝小篆，托名是“诸葛孔明”所书，内容是一段预测“吉凶祸福”的话。

这种东西，放在今天大概就是个民俗小玩意儿，没人当真。

但在清朝，尤其是在乾隆年间，任何带有“预言”色彩的文字，就是一根导火索，只要点着，就炸。

消息先是在寺庙周围传开，香客们好奇，有人动手把碑文拓印下来，拓本又被人传来传去。

民间对这类玄乎东西本来就有市场，加上“孔明预言”的名头，拓本迅速成了抢手货。

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不过是劝善警世之语，又不是反诗。

福建有个小贩叫李浩，在广东做生意的时候也搞到了一份拓本。他随身带着，打算走到哪儿卖到哪儿。

卖拓本在那个年代属于常见营生，集市上这类东西多了去了，李浩没多想，揣着拓本就往浙江方向走。

没有人预料到，这趟出门，竟是他最后一次出门。

一个小贩的致命货物

李浩到了浙江，照常摆摊。

他卖的不止《孔明碼记》这一件，还有《结盟图》《惩匪安良图》等几张图文拓片一起出售，都是些在民间流传已久的杂图，没什么特别。

但就在这时，当地差役来了。

差役把他摊上的东西全部扣押，三件物品，全部查收，李浩当场被带走。

按规矩，这类案子先由县令过目，县令觉得烫手，往上报，到了巡抚那里，巡抚也不敢压，继续往上报，一路送到了总督，总督看完，脸色一变，直接上报皇帝。

整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一个人敢替李浩说话，也没有人敢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处理掉。因为大家都知道，乾隆对“敏感文字”这件事有多上心，谁敢在这种事上捂盖子，最后只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这就是清朝官场的生存逻辑：宁可往大了报，也绝不往小了说。

一旦皇帝事后翻出来，“你当时为什么不上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李浩的供词交代得很详细。

拓本来自广东，来源是东山寺庙洪水冲出的那块石磁，他只是辗转买到，拿来贩卖，从未想过这东西和造反有任何关系。

这份供词，本来应该是开脱的依据，但它做到的恰好相反——它把整条传播链条给画出来了，哪里来的，谁拓的，谁卖的，谁买的，一清二楚。

这就是“株连”的起点。

皇帝的朱批，比刀还快

案卷送到乾隆手上，他看完，当天就批了下去。

旨意写得很清楚：“从重处理，不可姑息”，“查阅、贩卖此磁拓文之人等，定斩不赦”，还特意加了一句，“绝不可让一个逆贼漏网或者自杀”。

这三条批示，几乎把所有退路都封死了。

“从重处理”意味着往轻了判不行，“定斩不赦”把量刑直接钉死，“不得漏网自杀”则是在告诉地方官员：你们不光要抓，还要把人活的给我押到，我要看到结果。

随即，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联合行动，追查所有曾经传阅过这份拓本的人。

差役四处出动，顺着李浩的供词往上查，往下查，横着查，一网接一网地捞人。

买过的，看过的，帮着传过的，甚至只是“听说过”的，全都被带走问话。

最终，因此案被处死者数十人，被充军流放的更多，具体数字已难以精确统计。那块石磁呢？

据后人分析，极有可能是寺庙自己伪造的，目的只是招揽香客，增加点神秘感，吸引信众来拜。

这种事在民间寺庙并不罕见，石磁本身与政治毫无关系。

但在文字狱的逻辑里，“有没有政治意图”从来不是关键，关键是皇帝怎么看。

乾隆看到“预言”二字，联想到的就是“妖言惑众”，联想到的就是“图谋不轨”。

这条逻辑链一旦成立，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

李浩的命，就这样没了。

连带着，几十个和他一样对这件事毫无政治野心的普通人，也一起没了。

文字狱的账，怎么算都算不完

把乾隆这个人单独拿出来看，会发现一个很分裂的形象。

对外，他是“十全老人”，文治武功，诗书万卷，一生自我评价极高。

但如果去翻史料，他在位的64年间，制造文字狱案130余起，占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的八成。

换算一下：平均不到五个月，就有一起大案。

这不是巧合，也不是“个别事件”。

这是一套系统性的政治工具，专门用来清理思想上的潜在威胁。

什么叫“潜在威胁”？说不清楚，但皇帝觉得危险的，就是危险的。

官员在这个体制里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宁左勿右”，这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所有地方官的生存守则。

与其因为“判轻了”被皇帝追责，不如把案子往大了办，往重了报，至少自己没有责任。

这种心态一旦在官僚系统里固化，文字狱就有了自己繁殖的土壤，不需要皇帝每一件都亲自推动，官员们会主动完成剩下的工作。

而文字狱的代价，不是几十条人命那么简单。

它真正打掉的东西，是人的思想。一旦写字、说话、读书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没有人还会去想“我有什么想法”，大家想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活下去！

文坛变成了死水。

独立思考被彻底扼杀，学者们开始把精力全部放在考据古籍上，因为研究古书是安全的，发表意见是危险的。

这种集体退缩，直接影响了中国此后一百多年的思想走向，中国自此与近代化的浪潮渐行渐远。

一块石磁，几十条命，这是《孔明碼记》案给出的账单。但如果把所有文字狱加在一起算，这笔账，大得多。

资料来源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文字狱档案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 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乾隆朝文字狱史料汇辑》，《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 3. 卞僧慧、沈传经：《清代文字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4. 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三编“乾嘉盛世与文字狱”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