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8日上午,伪满洲国皇宫内,一个五十九岁的男人站在殿前,仰望着上方那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身影。侍卫官一声高呼:“一鞠躬!”这男人的脊梁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压了一下,缓缓弯了下去。一躬,两躬,三躬。上方那人纹丝不动,面无表情,直到这三躬鞠毕,才伸出手来与他相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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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像极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
这个鞠躬的人,叫汪精卫。三十二年前,他曾是名动天下的暗杀者,抱着必死的决心,从东京潜入北京,在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埋下炸弹,要取的就是今天站在上方那人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性命。当年他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传诵一时,多少人把他当作推翻清廷的志士。
三十二年后的今天,他却站在伪满洲国的皇宫里,向当年他要刺杀的对象之子,行了三鞠躬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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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说起来,真是一场历史的黑色幽默。
汪精卫这次来长春,名义上是为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道贺。日本人牵的线,两边都是傀儡,总得给主子一点面子。可汪精卫心里憋着一股劲——我好歹也是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你溥仪虽然是皇帝,咱俩都是日本人的工具,凭什么我要矮你一头?
临行前,双方为见面礼仪吵得不可开交。汪精卫坚持要用两国元首的礼节,互相握手,互相致意。溥仪那边不干,说既然是来朝贺,就该行朝见之礼。一个要平起平坐,一个要俯首称臣,僵持不下。最后日本人出来打圆场,说那就用西方礼仪吧,握手致意,谁也不吃亏。
汪精卫这才带着一行人,进了伪满皇宫。
可谁知道,一进门就觉着不对劲。溥仪高高站在上方,汪精卫他们被引到下首站定。还没等反应过来,侍卫官一声“一鞠躬”就喊了出来。这时候还能怎么办?转身走人?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当场翻脸?来都来了。汪精卫只能硬着头皮,一躬到底,鞠了三个躬。溥仪就这么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动不动,像尊泥塑。直到三鞠躬毕,才走下台阶,伸出手来。
据说当天汪精卫回到住处,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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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哭声里,有多少是对今日之辱的愤懑,又有多少是对昨日之我的追悔?三十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革命者,如今跪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苟且偷安,这其中的落差,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第二天,伪满政府开了个群众大会,请汪精卫讲话。他站在台上,对着台下那些“满洲同胞”,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呀!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这话乍一听是套近乎,细一想却是心酸。“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一定是”——反反复复强调是同胞,恰恰说明此时已非同胞。一条人为划出的界,把骨肉分离,他在台上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离开长春后,汪精卫又到了北平。华北伪政府请他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讲。他上台后,久久不语,半天才开口:“那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今日在座可能也要问我,我还是如此答。”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台下不少年轻人也跟着抽泣。就在这时,十几个日本军官佩刀而入,环立会场,汪精卫却像是没看见一样,继续讲下去。讲完了,会场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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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活脱脱是一场无声的对抗。日本军官想用武力威慑,他却用眼泪回应。可眼泪能顶什么用?当年那颗要刺杀摄政王的炸弹,如今炸不到任何人,只能炸在自己心里。
汪精卫后来死于日本,死前写了一首《自嘲》,其中有两句:“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他大概自己也明白,这半辈子走过的路,是没法向后人交代了。
溥仪比他多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写回忆录,写到汪精卫这次来访,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大概忘了,当年站在殿上,看着那个三鞠躬的男人时,心里是不是也曾闪过一念——这个人,差一点就成了杀我父亲的人。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爱开玩笑。三十多年前,一个要杀父亲,一个要保父亲;三十多年后,杀父的给保父的儿子鞠躬。当年的那颗炸弹没炸死载沣,却在三十二年后,炸在了汪精卫自己的脸上。
那一躬鞠下去,鞠碎的不只是那点过往,还有一个人对自己最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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