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学生愿意回到家乡、留在基层吗？

很多人对中西部乡镇青年干部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样：大多是城镇家庭出身，家安在市区，对农村情况不熟悉，日常主要负责写材料，把乡镇当成考回城里的跳板，人员流动性特别大。

可到了H镇我才发现，这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全镇58名在编在岗的乡镇干部里，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就有3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本地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甚至有省外985、211 高校毕业的本科生。他们从大山里考出去，读完大学没有留在大城市打拼，也没有挤去省会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的县城、乡镇，考进体制内工作，并且在这里扎下根来，在乡镇工作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

这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为什么最终选择回到家乡的乡镇？在大城市和小乡镇之间，他们到底是怎么权衡的？这些返乡进体制的年轻人，又给乡村基层带来了什么？

一、返乡进体制的农村大学生

先简单介绍一下H镇的基本情况。这个镇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和湖南省接壤，辖区面积75平方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总人口大概1.6万人，是个典型的西部山区农业乡镇。

当地的经济不算发达，主要产业就是传统农业，镇上有4个铁合金工厂和一个手工艺品加工产业园，能吸纳一部分本地劳动力，年轻人在本地工厂务工，一个月收入大概3000元左右。也正是因为本地产业不多，能给高学历年轻人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更少了。

全镇58名乡镇干部里，领导班子9个人，全都是85后和90后；50岁以上的干部只有5名，平时很少承担具体的业务工作，只在集中攻坚的时候搭把手。最近几年新招进来的干部，全都是95后、00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程度，比我们想象中高得多。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这些年轻干部里，有不少是拿着亮眼学历回来的。

24岁的Y，是湖南一所985高校的毕业生，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2023年本科毕业就参加了省考，考上了H镇的行政编，7月份入职先分到了乡镇综合办，2024年3 月调整到了乡村振兴办。我们问他，985高校毕业，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他笑着说，贵州本地对口的工作本来就少，就算找到了，工资也没比体制内高多少，还不如回家乡工作，安稳又离家近。

31岁的L，是省外一所211高校的毕业生，2016年毕业后在上学的城市工作了两年，和女友分手后，就回了老家，先是考进了国企的党委办，2022年被派到H镇的一个脱贫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跟我们说，自己高中同班70个同学，现在20多人在外省发展，20多人在省会贵阳，还有20多人都回到了县域社会，而且基本都进了体制内。那些在外省发展的同学里，有6个是博士，他们就算想回来，本地也没有合适的岗位，对工资也不满意，只能留在大城市。

还有35岁的W，本镇农村出身，省内一所双非本科毕业，2013年毕业就考上了乡镇事业编，在脱贫攻坚期间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为副乡长，顺利转成了行政编；32岁的Q，邻镇农村出身，省内双非本科毕业，2016年考上事业单位，在其他乡镇工作了几年，2021年申请调到了离家更近的H镇，现在是事业编八级职员，担任乡村振兴办主任……

这些年轻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靠着读书从大山里走了出去，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最终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返乡，把人生的落脚点放在了家乡的乡镇体制内。

很多人会说，年轻人选择进体制，不就是为了躺平吗？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并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而是综合考量自身能力和家庭支持后的理性结果。

我们可以把年轻人的就业选择，简单分成两个维度：一个是个人能力，主要就是学历高低，决定了他能参与什么样的就业竞争；另一个是家庭支持，就是家里能给他在城市立足提供多少经济支撑，决定了他能在哪里站稳脚跟。按照这两个维度，基本可以分成三类就业选择：

第一类，是个人能力强、家庭支持也强的年轻人。大多是双一流本科及以上学历，家里能给他们在大城市买房安家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他们自然更愿意留在大城市、省会城市，找一份优质的正规工作，在大城市实现城市化。

第二类，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核心群体，就是个人能力强、但家庭支持弱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不错的文化资本，但是普通的农村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他们在大城市买房定居的成本，最多只能支持他们在县城买个房、买辆车。对他们来说，回到县域社会，找一份体制内的正规工作，在县城实现城镇化，是最理性、也最可行的选择。

第三类，是个人能力相对较弱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专以下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只能选择非正规就业。家里条件好的，能靠父辈在县城买房安家；家里条件差的，要么去发达地区进厂打工，要么就在本地打零工。

而这些返乡进体制的农村大学生，恰恰就属于第二类。他们有学历、有能力，但是家庭无法托举他们在大城市立足，最终选择返乡，不是因为没本事、想躺平，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二、从农门走出去，他们为什么最终选择回到乡镇？

在和这些年轻干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拼尽全力从大山里考出去，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回来？

他们的答案各不相同，但核心逻辑却高度一致。从社会氛围、家庭现实到个人发展，三个层面的拉力，最终让他们坚定地选择了返乡进体制这条路。

1. 家乡的松弛感，是大城市给不了的

Y跟我们说，自己选择回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面工作压力大，干活像牛马”。这其实说出了很多返乡大学生的心声。

我们调研的这个西南片区，受本地文化影响，当地人本身就更注重个人闲暇生活，没有那么强的社会竞争焦虑，信奉“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活路”。在当地，不管是进厂打工还是在家务农，大家都把干活赚钱叫“做活路”，意思就是只要愿意干，就有活下去的路子，没有非要出人头地的压力，整个社会氛围都特别包容、松弛。

这些农村大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又去大城市体验过那种高强度、高压力、快节奏的内卷生活，两相对比之下，家乡低成本、低竞争、高包容的生活氛围，对他们形成了极强的吸引力。

除了松弛的生活氛围，本地化的熟人朋友圈，也是他们选择返乡的重要原因。人不是只靠工资活着的，情感支持、社交生活，同样是生活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L跟我们说，他高中宿舍4个人，现在3个都在县域范围内工作，大家都在县城买了房，还特意选在了同一个片区，步行几分钟就能到。每周都要聚会两三次，想打篮球了，在群里喊一声，人就都齐了。当初还有一个室友在外地工作，他们三个天天劝他：“别在外面闯了，回来生活压力小，大家都在，也好玩。”最后那个室友硕士毕业，也直接回了县城。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回到家乡，不是回到了闭塞的小山村，而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社交圈里。亲戚朋友都在身边，有一起玩的伙伴，有能互相照应的熟人，工作和生活里的压力，能在这样的社交里得到很好的缓解。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支持，是在大城市里孤身打拼很难获得的。

2. 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县城城镇化是最现实的路

在和这些年轻干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买房”是他们选择返乡最核心的现实考量。

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生已经耗尽了全家的力气，想要再托举孩子在大城市、省会城市买房定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动辄几万一平，一套房子首付就要上百万，就算是普通的省会城市，首付也要几十万，这对年收入几万块的农村家庭来说，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而在他们老家的县城，房价每平米还不到5000元，一套房子首付也就十几万、二十万，就算是普通农村家庭，也能勉强凑出来。再加上体制内稳定的公积金，每个月的房贷基本都能覆盖，根本不会有太大的还款压力。

Y跟我们说：“现在大城市房价太高，生活成本也高，感觉在那边根本没什么奔头，就想回来了。身边很多同学都在考研，但是我想早点经济独立，就回来考公了。”

L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回到县城，离家近，房价也低。我买房的时候，父母帮忙付了40万的首付，每个月的房贷，公积金完全能覆盖，自己还买了台20万的车，日子过得很舒服。要是留在大城市，别说买房了，就算付得起首付，每个月的房贷都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在H镇，我们还遇到了31岁的T，她大专毕业，通过定向就业渠道进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事业编岗位。前两年评上中级职称后，每个月工资6000多，还有每月450元的有毒有害岗位补贴。2017年她在市区买房，首付只花了7万，每个月1600元的公积金，就能覆盖1300元的房贷；后来又0首付贷款买了台10多万的代步车，车贷也早就还清了。

一个31岁的农村女孩，靠着体制内的工作，完全靠自己就在市区实现了买房买车，过上了体面稳定的生活。这在大城市里，几乎是很难实现的事。

对这些农村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返乡进体制，在县城实现城镇化，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这个普通家庭能抓住的、最现实也最稳妥的上升路径。

3. 在小县城，体制内是最好的就业选择

很多人会问，就算回县城，难道就没有别的工作可选吗？非要进体制？

现实情况是，在中西部的县域社会，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除了体制内，根本没有多少适合高学历年轻人的就业岗位。当地的产业以传统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为主，没有大型企业，更没有高新产业，很多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B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他跟我们说，贵州本地专业对口的工作特别少，就算有，工资水平也不算高，还没有体制内稳定。还有一位1986年出生的副乡长，在浙江读的化工专业，毕业后在沿海工作了几年，因为化工行业对身体健康影响太大，最终还是选择回乡考公，进了乡镇政府工作。

就算能找到企业的工作，在县域社会里，体制内工作的优势也是碾压级的。一方面，体制内的工资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而且旱涝保收，不会有失业的风险，五险一金足额缴纳，社会保障特别完善；另一方面，在县域的熟人社会里，体制内的干部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工作体面，受人尊重。

再加上这些年，国家政策不断向基层倾斜，乡镇比区直机关有更多的编制名额，还有乡镇工作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收入比县直机关同职级的人员还要高；在报考门槛上，很多岗位会面向本地户籍、本地长期生活的人员招考，门槛更低；在职级晋升上，乡镇的机会也更多。

一位在乡镇工作了十多年的副乡长跟我们说：“我就是农家子弟，县城里没什么好的企业，能进体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对这些返乡的农村大学生来说，进体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选择，而是在县域有限的就业市场里，能选到的最优解。

三、返乡进体制的年轻人，给乡镇基层带来了什么？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对返乡进体制的大学生，都有一种误解：觉得他们回到乡镇，就是为了找个安稳的地方躺平，干不了什么实事。可现实恰恰相反，这些本土化、年轻化、知识化的年轻干部，不仅没有躺平，反而给基层治理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治理效能。

1. 在群众工作里，找到了工作的内在动力

这些年，基层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直在平稳进行，老一批干部陆续退休，新进来的全都是95 后、00后的年轻人，乡镇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些本科毕业的年轻人，文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很快就能适应现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办公方式，不管是写材料、做报表，还是用数字化系统处理业务，都能快速上手，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农村出身，从小在乡土社会里长大，对农村的情况、农民的想法都特别熟悉，跟群众打交道，有着天然的优势，根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的T跟我们说：“在乡镇工作，经常要跟群众打交道，这个过程里其实有很多快乐。天天在办公室填报表很枯燥，但是能真真切切帮群众解决问题，他们会真心实意地感谢你。群众说你一句好，比领导夸你十句都让人开心。跟群众关系处好了，他们也会特别配合你的工作。”

她还跟我们分享了做群众工作的心得：“跟老百姓打交道，也要讲方法，不能对所有人都一个样子。有的人吃软不吃硬，你多夸夸他就好；有的人就得直来直去，跟他讲道理。下乡的时候，嘴放甜一点，见了长辈多笑笑，把他们当自家长辈一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在基层，制度性的激励、晋升的机会其实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事业编干部来说，很多人一辈子都难有几次晋升机会。而这些年轻干部，在帮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这种来自群众的认可，转化成了他们工作的内在动力。就算没有额外的奖励、没有晋升的机会，他们也愿意认认真真把工作干好，这恰恰是基层工作最需要的东西。

2. 本土化的优势，能把社会关系变成治理资源

这些返乡的年轻干部，土生土长在本地，亲戚朋友都在县域范围内，跟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深度嵌入到地方社会里。这种本土化的优势，是外来干部根本比不了的。

一方面，他们是本地人，对家乡的发展，有着超出完成工作任务的热情和动力。我们遇到的一位副乡长，就是从镇上的中学毕业的，他对乡镇的教育发展特别上心，经常给中学校长出谋划策、提供支持，还牵头组织捐资奖励镇上的优秀学生。他比谁都清楚，教育对这个山区乡镇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希望家乡的教育能越来越好。

而很多外来的“走读干部”，家安在市区，每天开车上下班，对乡镇的情况不熟悉，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工作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能不能顺利交差，很少会站在群众的角度、站在地方长远发展的角度想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在本地的社会关系，能在工作中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治理资源，帮群众解决很多靠常规流程解决不了的难题。

L刚到村里当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开院坝会听群众反映问题，有村民小组长说，主干道旁边有一棵20米高的枯树，随时都可能倒塌，砸到路过的行人和车辆，安全隐患特别大。要处理这棵枯树，必须用吊车，可村里和乡镇都没有这笔经费，村干部之前跟乡镇反映了好多次，都没能解决。

L想起自己有个关系很好的高中同学，在区城管局工作，他就跟同学沟通协调这件事，最后区城管局专门派了吊车过来，一分钱没花，就把这棵困扰村里很久的枯树处理掉了。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让L迅速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也为他后续开展驻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这些本土化的干部来说，自己的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私人的东西，而是能用来帮群众办实事、整合治理资源的抓手。

3. 双重身份，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这些返乡进体制的农村大学生，身上有着天然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拥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要在体制内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同时，他们又是乡土社会里的一份子，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孩子，是村民眼里的“自家后生”。

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在基层治理里，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作为国家干部，他们能准确理解上级的政策要求，能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清楚，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落地执行，不会出现“一刀切”的僵化执行；作为乡里乡亲，他们能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知道群众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也能把群众的想法和诉求，准确地传递上去，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除此之外，他们的国家干部身份，也让他们成了家乡村庄里的“新乡贤”，就算不是自己包联的村子，也会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L老家的村民小组，都是同一个姓氏的家族，十几户人家，一直以来都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很高，毕业后大多都进了县域体制内工作。L回来工作之后，经常组织家族里的人聚会，以前各家各户都是单独祭祖，现在整个小组一起办，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也会顺便聊聊小组里的公共建设问题。

最近他们就在商量，给小组里建一个篮球场，最终定下来，各家先自筹一部分资金，再向村里申请项目建设资金。这种熟人社会里的聚会，没有正式会议的严肃感，却能低成本地解决村庄里的公共事务，把村民们凝聚起来。而这些返乡的年轻干部，恰恰就是凝聚村民、带动村庄建设的核心力量。

结语

在H镇调研，我们接触了太多这样的农村大学生。他们不是大众眼里“考不上大城市才回乡镇”的失败者，也不是抱着“铁饭碗”就躺平的佛系青年。他们从农村考出去，见过了大城市的繁华，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是基于个人发展、家庭现实、社会环境的综合理性选择。

他们没有把乡镇当成向上走的跳板，而是在这里安家落户，把这里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归宿。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熟悉乡土社会，也有开阔的眼界和活跃的思维，能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办实事，给基层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这些返乡进体制的农村大学生，恰恰就是乡村人才振兴最坚实的力量。与其一味地号召大学生“到基层去”，不如真正看见这群年轻人的选择和需求，给他们更好的成长空间、更完善的激励保障，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留在基层，在家乡的土地上，干出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