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赛李嘉诚，千亿资产无偿捐国，逝世后享国葬，如今后代怎么样了

1981年9月的深圳湾，海风混着泥腥味扑面而来。那天，广东省委几位干部陪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踩着脚下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地看现场。老人低头掐着算盘，抬头却只说了一句话：“税率，再降一点！”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劲儿。后来，《关于进一步放宽经济特区税收优惠的报告》被迅速拍板，外资大门就此开启。提案人正是港英社会口中的“富赛李嘉诚”——庄世平。

他一辈子做过太多惊人之举，可时间拨回去，没人能想到：这位后来把上千亿身家悉数交给国家的老人，年轻时竟是新闻记者和地下交通员双重身份的“穷小子”。

1911年，广东普宁，清晨。庄家祖屋书香氤氲。父亲教书，祖父研究理学，家风里刻着“经世致用”四字。12岁那年，家里凑足路费把他送到汕头读书。学校大门的“实业振国”标语给少年心里打下烙印。学费常常凑不齐，他就半夜到码头搬货，白天照样听课，作业写得一丝不苟。

1927年夏天，南昌起义军经汕头转运。街头，整装待发的队伍让16岁的庄世平看得目不转睛。他拉住同伴低声一句：“有人肯走这条路，中国有救。”旁人没当回事，他却把这股热血留在了骨子里。三年后，只身北上，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炸醒整个校园，他冲在前面散发传单，被北平警察厅追得满街跑，但再危险也没停下过。

毕业后，他飘到东南亚。白天在曼谷中学讲课，晚上替华侨小报写稿，稿酬微薄，却全捐给国内的抗战募捐会。滇缅公路开通，他更索性开卡车跑运输，把药品、黄金塞进暗格，一路闯封锁线。日军在边境布下的通缉榜三番五次贴上他的名字，他却拿来当“荣耀勋章”，逢人就笑：“看看，日本人比我妈还惦记我。”

抗战胜利的喜悦没维持多久，解放战争紧接上演。目睹中国金融被买办资本把控，他琢磨：要赢，就得先把钱袋子捏在自己人手里。于是扛着一只黑皮箱闯进香港，既做布料生意，又暗中给党内筹款。密码电报缝在西装内衬，账本装在打成普通小说的封面里，来往七国商埠，居然一次都没被英军海关查出破绽。

1949年12月14日，维多利亚港晨曦微露，南洋商业银行悬挂起通红的五星红旗。周围人拽他袖子：“别闹，这可是英殖民地。”他只是笑笑：“国家需要。”那年，他38岁，薪水刚够日用，却要和林林总总的大资本比拼。银行刚开业只凑到1万美元启动金，连换港币都嫌寒酸。三年后，南商营业网点遍布港澳，手里握着的资产滚到上亿港元。他依然挤员工宿舍，吃几块港币一碗的云吞面，外人看得直叹气，他却说“钱在我手和在国家手，意义不同。”

六十年代，香港实业繁荣，地产商们圈地盖楼、珠光宝气。有人劝庄世平也分杯羹，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极速崛起更被视作模板。庄世平哈哈一笑：“富赛李嘉诚啊？富给自己，容易；富给国家，才难。”这一句戏言，很快成了坊间给他的别号——“富赛李嘉诚”。

八十年代初，内地改革起步。邓公一句“杀出一条血路”，让广东跃跃欲试。可怎样才能把外国钱引进来？汇率、关税，全都得有人拍板。庄世平在香港一待半生，熟悉资本的脾气，他提出的“15%企业所得税”让不少保守官员直皱眉。可结果摆在眼前：一年后，招商引资破纪录，老工业区重焕生机。广东省领导在会上坦言：“要说金融这条腿，是庄先生替我们装上的。”

时间推到九十年代。港英当局对南商多有掣肘，甚至试探性地提出高价收购。坊间一度传出“庄家要套现”的传闻。事实上，他早已把股权悄悄交托给内地金融系统，只待合适时机由国家整体接收。1994年7月1日，中银香港接管南商，交易价折算起来逾三百亿港元，分文未入私囊。那只陪伴他数十年的黑色皮箱，空了。

再说子女。庄世平有六个孩子，最小的那一年刚上中学，他就把人送回内地农村读书。长子庄荣叙在河源下乡劳作，晚饭只有番薯粥，身体一度浮肿。亲友埋怨他太绝情，他却回信：“艰苦不是罪，吃苦才知福。”改革开放后，孩子们陆续回港，却没一个继承家产。有人在公立医院当普通医师，有人在物流公司做基层主管，还有人常年驻守西北山区的志愿诊所。媒体好奇：“你们不觉得亏吗？”对方笑着答：“父亲把我们的人生预付款，早打到祖国账户了。”

2007年6月2日凌晨，北京西郊机场的机库灯火通明。一具覆盖着五星红旗的灵柩被缓缓抬入专机，机身编号“B-4027”，执行一次特殊的南下任务。香港国际机场跑道上，警车排成长龙，中央代表、特区高官肃立致敬。庄世平离去，终年九十七岁。终其一生，他没留下别墅，没有信托基金，却留下南洋商业银行的全部股权、一所位列国家“211工程”的大学，外加无数笔被政府文件称为“航天、教育、卫生、扶贫资金”的无名捐款。

有人统计过：若将他所有转让、捐赠、减免的资产加总，价值早已突破千亿港元。可这组数字，老人自己从未出口，他只关心“这钱投哪儿，能让中国人少受点罪”。

如今十多年过去，庄家后人散布在香港、广州、揭阳，过的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偶尔有媒体追访，发现他们的住处不是豪宅而是旧式公屋，座驾也只是十来年的二手车。亲友聚会提起老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仍是他那句老话：“国家需要。”听者或许心酸，他们却云淡风轻。

有意思的是，直到去世五年后，南洋商业银行总部大厅角落里才悄悄挂上一幅黑白遗像，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排小字：“银行是国家的，资产归人民。”临走前，他再三交代要将遗像挂低一点，“免得吓到客户”。这样的幽默，与他的刚毅一样，被行里老员工传成佳话。

回望他的一生，最醒目的标签不是“富豪”，而是“赤子”。从汕头码头到滇缅公路，从香港中环的租界银行大楼到深圳泥泞的工地，他始终背着那只看似不起眼的黑皮箱。里头装过黄金，也装过暗号，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旧钢笔和一本泛黄账簿。有人说他太傻，赚得多却一分不留；也有人说他太狂，敢于把香港资本市场搅得风浪翻涌。但在他看来，最划算的买卖，就是把财富换成民族的安全感。

若问庄家后代如今过得怎样？答案或许是：他们没了巨额遗产，却多了一份难得的从容。财富可以继承，精神却必须亲自去走、去做、去守。战乱的硝烟早已散尽，香港的霓虹灯依旧璀璨，那些在写字楼夹缝中奋斗的庄姓子弟，却把父亲的处世之道演绎成另一种低调的光。再有人提起“富赛李嘉诚”，他们只会轻轻一笑。毕竟，属于庄家的传奇，早随那面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停泊在更浩阔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