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的强者们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瘟疫的大规模爆发，席卷大江南北；剥夺病人的生命，也摧毁健在者的意志。推测这场瘟疫的病种包含天花、霍乱等恶性传染性疾病，传播速度与破坏力都相当惊人。今天我们不仅可以从传记、方志的记载中看到冰冷的史实与数据，也可以从大量刊布的当事人日记中，去看那段时期的生离死别；笔者曾撰《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中的故人与丧事》，时间在晚明小冰期，咸同年间的故人之丧频率无疑要高很多。如曾国藩（1811-1872）、莫有芝（1811-1871）与赵列文（1832-1893）等人的日记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身边亲属、宾朋染疫故去的情形，如他们日记中共同出现一位叫周腾虎（1816-1862）的友人患疾而亡的经过。赵列文日记不仅有周腾虎几日间屡次昏冒，还同时记录仆人李宜病发浑身臭气。曾国藩日记中染病故去的人物更多，身边的亲人、仆从和幕僚皆有提及，如其妾吃不下饭、夜不能寐等等症状。而曾国藩与莫友芝日记中皆记录，视察鲍超军中传染极为严重，已经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程度。

曾国藩

日记中的患者短时间内死于高热、腹泻等症状，这种情形极类霍乱，传染性极强，在公共卫生观念尚未建立的晚清，与病患的相处接触，甚至后事安排，都增加了巨大的感染风险。曾国藩、莫有芝、赵列文不仅记录大疫下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面貌，也意想不到地展示出各自天赋异禀的一面。某部电影里一句“正经人谁写日记”，使得日记写作遭到不少戏谑；但曾国藩却用现实告诉今天的读者，关键时刻，只有健康的强者才会写日记；即便经历瘟疫，并与感染者紧密接触，曾国藩不过“似患疟疾之象”、莫有芝仅仅“发寒、感冒”持续一月，想必那不仅仅是医药支持的结果，无论身心他们都强大得可怕。从今后再读古人日记，不仅看日记中的琐碎自语，最先映入眼帘的应该是那些写日记的强者们。

一

与历史上的强者们一样，日记照理也不易研究。日记文献有很强的私人性，所涉人物事件不易考究；而入清以来传世日记体量不论种类还是长度都颇为巨大，其记录又偏于碎片化，不仅不易卒读，也不易收集研究问题。不过尧育飞的《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日记研究视角。书中所及日记，虽不乏名家手笔，多数却是小人物日记。虽然作者自谦偏爱小人物，未免使人觉其学术眼光不宏，剑走偏锋；但揆诸清代历史，实在是大人物决定历史走向，确有值得关照之处。

《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尧育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1月

新书八章加绪论、总结，内容大致分三大类，首先对交错记载同一话题的关注；作者以《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新年发笔与清代读书人的仪式感》三章，探寻如何在不同的日记记载中，寻求历史的过程。第二部分则为个人日记中的隐微书写，其中有《曾国藩的围棋事业》《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清末官员恩光的感情世界》《郭曾炘：一位清遗民的自我修养》多篇，挖掘大人物的侧面，或者是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第三部分《〈湘绮楼日记〉中的饮食地图》则着重展示了日记中社会生活史，尤其是物质文化的探讨，餐食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育飞兄执教湘江岳麓，对湘菜史关注情有独钟，除此篇关注的王闿运之外，另几位湘菜老饕王秉恩、李辅燿等人日记相继整理出版，“美食日记”话题可以继续深入拓展。研究之外，育飞兄也已整理多部日记出版，如《潘钟瑞日记》《陈曾寿日记》《何绍基日记》《李辅燿长沙日记》等等，对清末民国文人日记可谓稔熟在胸；日记中陈曾寿之于虹口租界的诗文生活，及李辅燿与颜福庆及湘雅医疗等新材料，对于文史学界贡献同样巨大。

二

日记之中，文臣武将爱记个人情感，升斗小民则看重家国大事，而王闿运（1833-1916）的《湘绮楼日记》中只有吃饭是天大的事情。《〈湘绮楼日记〉中的饮食地图》开篇便道王闿运晚年想吃瓜而不得的遗憾，描绘出其爱吃、会吃的形象，进而梳理其记载近五十年的个人饮食史。饮食在王闿运的日记中是对抗无聊日常生活的武器，他不厌其烦地记录着每顿饭吃了什么、吃没吃饱等等，也体现出他对食物的偏好。王闿运在饮食上很挑剔，时隔十二年回到故地吃烤鸭，还能比较出味道不如当初，这也与他四处游历吃喝的经历分不开。他基本活动在长沙、湘潭等湖南地区，也有入蜀、粤游和北游京师的活动，形成了他广阔的饮食地图。

熊掌是他至爱之物，每每吃到，必在日记中留下一笔。朋友们知道后，也偶尔赠之。王闿运的宴饮活动繁多，也曾随行曾国藩，过上天天吃鱼翅的日子，但其饮食水准并不稳定。从日记中看，王闿运对这些山珍海味有不少记载，也有穷困潦倒时以面条包子为趣的经历，由此反映他的经济收入并不稳定，也是晚清社会生活变动起伏的写照。虽然不算奢华，面食在当时仍是较为罕见的食物，王闿运所食，应为妻妾所做。宴会活动中，他也与各位朋友讨论请教烹饪手艺，在日记中记下菜谱，后其妻子逝世，这些食谱便派上了用场。

除了爱吃，王闿运也常对美食进行一番考证，推源溯流，感受各地的饮食习俗。吃得多了，饮食逐渐成为其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日记中的饮食书写自然也有了价值。对于他记载的饮食文字，最大特色便是真实。一顿饭的经过、同桌人的行为以及自己没吃饱的窘态，都被他一一记下，给读者同席共饮般的感受。有时还借他人传阅日记之机，传递自己想吃饼的小心愿，生动有趣。

三

与投赠序跋、身后谀墓等文字比起来，日记文献中的情感史材料恐怕最值得信赖；《清末官员恩光的感情世界》一章以学部官员恩光为主体，从日记中探析其情感变化与心理活动，凸显日记文献的个人性与独特性。

恩光的日记写作充满着情绪化色彩，感情生活占据很大比重，留下了一部少见的“言情日记”。其情感脉络的记载始于日记中频繁出现的“成”。“成”即恩光的仆人李成，也以“缘”“源”等昵称在日记中出现。从日记中得知二人远非普通的主仆关系，而是有着特殊情谊的伴侣。李成自宣统元年十月开始服侍恩光，两月内二人感情逐渐升温，恩光到处游历都带着他，至十二月底被家中人察觉，开始排挤李成。李成一直被恩光家人冷落，至宣统二年（1910）四月七日，被逐出府邸，当时恩光六十岁，李成应不过三十岁。此后，李成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恩光的日记中，对爱人无与伦比的思念让恩光夜不能寐，在深夜记下郁闷纠结的文字，有时如林黛玉般唠叨不已。为了早日与李成相聚，恩光还极力谋求京师图书馆的职位，以搬出家中，在图书馆旁租房。十月李成搬来与他同居，叙话颇多。后再次被恩光家人发现，妻子闹上门来，难以应付，又因开销日益增大，二人在度过一小段亲密时光后，感情逐渐变淡。有趣的是，作者在文中总结，两人关系亲密时，恩光日记中记“缘”多于“成”；关系疏远时，则多记“成”，以此判断情感的亲疏。二人关系疏远后，日记中再未出现过“缘”字，至宣统三年十二月李成自行结婚，这段感情也随之结束。如同热恋中的情侣，恩光的心情随着二人关系的疏密而跌宕起伏，在日记文字中暴露无遗。

处于辛亥革命后的易代之际，恩光内心依然选择效忠清朝，可现实的穷困与动荡的社会不断打击着他的内心，使他开始寻找新的情感寄托。1913年七月，曾遇一庖厨李猛，此后不可控制地思念他，于日记中反复记载。李猛小恩光36岁，在不断地寻访下，二人终于相遇，李猛恰似当年的李成，成为了恩光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盼头。从二人相遇起的五个月，恩光日日思念李猛，记录在册，日记虽到1913年便终止，但想必李猛的陪伴并没有马上消失。

作者划出恩光感情世界的三条主线，一是与家人的情感、二是和仆人的关系，其余则为李成等人。恩光的日记中大量都是伤感、悲愤、烦闷等情绪。与李成感情渐冷的日子中，恩光与家人的关系有所缓和，生活即将恢复平静之际，他赖以生存的清王朝又灭亡了，这一时期，他又开启了一段与庖厨李猛的新感情。三条感情线的波动与变化反映出恩光强烈的个人性，也照见出这样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在情感甜蜜时在日记中郑重记录李成的生日，遇见李猛之后，则再无着墨。与李成分开后的几年里，恩光的思绪常常被午夜的钟声拉回1910年与其同居广化寺的冬天，也可见那段感情在他心中的分量。作者将生日与钟楼的声点视作时间的指征，得以在一段段文字中见证恩光充沛的情感。

人们历来将私人情感的表达聚焦在自己最想展示的部分，尽管清代以来狎玩娈童等现象已较为普遍，但同性之爱在文字记载中依旧十分谨慎，即使是最为私密的日记。恩光在日记中毫不避讳地记录与李成、李猛二人的感情经历，恰恰展现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并非作者想展示给后人看到， 而是在那个时代当下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在日记文字中，让我们得以窥见清代真实的、私领域的隐晦爱情。文末强调回归情感维度观照日记，以探求日记所载时代里个体的生命世界。人们普遍关注日记作为私人史料的重要性，却忽略其主体的情感世界。日记研究也应回归到材料的原始语境下，在“文学”之外，对话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四

日记也是观察历史传统的重要入口。书中论及清代文人“元旦发笔”的文化传统，则展示了读书人内心的重要仪式感。新年发笔，即新年第一天在红笺上写下吉祥话，或是自己的小小心愿。这一事项的记载出现在清代数百份日记中，成为一种文字信仰的共识。发笔的内容是松散的，甚至未必全是文字，在各种日记中，可以看见其在不同个体笔下的微小变化。

随时代发展，以梁章钜（1775-1849）为代表的读书人已经将新年发笔的愿望从简单的“万事大吉”逐渐聚焦到科举领域或是特定的读书范围，成为科考顺利的一种信念，甚或写为“元旦举笔”。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读书人单纯想要进步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徐珂（1869-1928）的《清稗类钞》中却将这一习俗归为“迷信”行为；对吴大澂（1835-1902）、倪稻孙（1774-1818）而言，可以作画开笔；陶濬宣则以临习汉碑为乐。

对于中下层文人，新年发笔更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举动之一，萧穆（1834-1904）专注写作，读书写字可谓是再日常不过的事，却坚持在元旦这日用心挑选阅读书籍，“试笔”祈望改变生活现状，可见这一小小习俗在清代读书人心中的强烈仪式感。高官也注重发笔一事，与文人不同的是，他们似乎更在意发笔地点。以潘祖荫（1830-1890）为代表的清代内廷大臣频频在日记中提及在“懋勤殿”试笔一事，似为内廷传统，而内容则倾向雍容之态，带着些“公开表演”的性质。

大量日记的聚合下，不难考证出元旦发笔的时间与体例，如因天气、身体等原因，有些文人在元旦后几天才开始此事。对于数十年如一日的记载，则可探寻独属于个体的特殊体例。如郭嵩焘在赋闲期间尝试出了元旦试笔诗的体例，杨葆光则在发笔中毫不避讳地流露出对功名富贵的追求。除了一些个人性的创新，也有模件化的应付之作。绍英（1861-1925）日记中对元旦举笔的连续性记载内容高度相似，主要从家国与个人两个方面展开，每年微小的变化却又为其个人性的展示留下了一定空间。

日记中的发笔往往隐含着作者的种种心愿，而正是我们在公共性文献中看不到的。清代文人端庄形象的背后也有着自己的小小坚持与要求，或许并未想向外界表达，却在今日被我们所读，感受到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真实的仪式感，亦是个人日记在历史研究中的可爱之处。

五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一章，则为未来日记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日记的背后体现的是个人立场，我们在日记中看到一个人的生活、交游往往都基于单一视角，而将不同日记中对同一件事的描写聚合起来，或许就能看到多种立场下客观真实的历史经过。

1905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为振兴清帝国，决定重启改革大业，派戴鸿慈（1853-1910）、徐世昌（1855-1939）、端方（1861-1911）、绍英（1861-1925）、载泽（1868-1929）五位出洋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时年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人出行的火车站发生爆炸案，成为近代史的重要事件。本书中选取关涉此案人员的三十种日记对读，以还原出更为立体的历史现场。

1905年12月，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先是当事人的回忆。五位大臣中，戴鸿慈留有《出使九国日记》，徐世昌、绍英也有日记存世。作者结合三人日记，详细讨论了几人的伤势情况，并从他们对整件事记载的详略中管窥其不同的处事风格。戴鸿慈记录了五人分散在两节车厢中，载泽和绍英受伤较重，对于绍英的具体伤情，则需在其日记中探寻。其余三人次日面见圣上，禀报一切，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几人受伤。五人均受慈禧赏赐，绍英仅在日记中简略记载，徐世昌则详细罗列，日记中少见军国大事。

同在现场的送行人员也有部分日记存世。顺天府通州人王振声（1842-1922）时任徽州知府，也在送行的队伍中。其日记中对爆炸案的记述十分简略，不过作者却由此发现了历史记载中的低位者与高位者的“不对等现象”，别有意味。苏州潘氏家族的潘承曜与京师实业学堂学生同在列队送行队伍，虽未有日记留存，这一青年学生视角下的案发现场却经转述被照录在文献学家王欣夫（1901-1966）的父亲王祖询（1869-？）的日记中。唐文治（1865-1954）在年谱中对此事也有着墨，从其记录来看，虽有缺误，反而侧面印证了其年谱编纂的材料来源的真实性，脉脉相通。不同视角下对爆炸案的关注点各不相同，从而组成一段完整而真实的历史记录。

特别的是，作者还以爆炸案消息的传播为线，据相关日记记载此事的时间差别，揭示清末各地获取最新资讯的时空观差异。消息最先在京城内传开，于刘铁云（1857-1909）、翰林院编修吴荫培（1851-1930）、军机大臣荣庆（1859-1917）、步军统领那桐（1856-1925）等人日记中有记载。大部分天津人几乎在次日才获悉此事，且是通过口耳相传，让他们能立即赴京慰问朋友。更远地区如上海、广州等基本在两天内通过电报知晓。此外，获取信息大抵只能通过报刊，据各日记记载，湖北、长沙、杭州等地均在三日左右才能实现信息覆盖，由此判断清末也有“一/二线城市”之分。由于电报的性质，海外甚至比国内许多地区更早收到消息，如时于伦敦的张德彝（1847-1918）在八月廿九日即收到外务部来电，而在广西的边防督办郑孝胥（1860-1938）至九月初十才知晓。

“文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记录下爆炸案这件事，使其成为观测身处不同时空文人所思所感的共有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记具备重新连接成为整体观照时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视角，同时，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方法。”使用日记还原历史事件是学界常见的研究方法，但结合三十种日记对读并梳理出清楚翔实的历史线索，是不多见的。其数量之多、内容之繁复足见作者的清晰思路以及大量的知识储备，在如此体量的文献中挖掘重点，梳理、概括并找到共性，与时代的各个层面相应，为尔后日记研究提供了一种多时空视角下的方法论范式。

小结

日记文本的研究，相较于传统历史、文学文献的研究，区别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如日记更碎、更无序，细枝末节，体量也更大；今天问世的日记文本正在逐步“巨册化”。在海量日记文本中，研究者发现其中不仅有个人的私密书写，也拥有相当的公共性与集体关照，这是早年所未有的研究条件。这些研究关注重点的转移，或许都来自日记文本最大的特质：真实。日记的真实价值可以用微积分的道理解释。数学中，微分是对研究对象局部变化率的一种线性描述与求和。这一概念，是在解决数学中“直”与“曲”的矛盾里产生的。描述“直”，只消中学数学里的线性方程，就能呈现，但“曲”则没那么简单，尤其是不规则的曲线，那就需要借鉴“微分”概念了。用最直观的语言描述，微分的意义，第一在于表示一个微小的量，第二，微分可以把经过线性函数的数值计算结果，作为本来函数的数值近似值。借此来比喻日记，日记的每一天、每一条细琐的记载都是一个微小的量，且自带不同线性函数方程，而每一种日记就是他们不同线性函数的集合，也就是日记作者各自不同而真实的人生。

每一段真实的人生都是有无穷的琐碎与无意义，按照一定的轨迹拼接成的；而日记则是这些逝去的人生里最真实的痕迹。除去刻意的修改，绝大部分日记都拥有相当的历史真实与立场真实；所载的时地人事与喜怒哀乐，无疑都可以成为准确的依据。而对日记研究中开展的问题，虽然不全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但觥筹交错、声色犬马、世态炎凉，以及以往被忽略的疾病、医学甚至气候变迁，都成为日记文献最优势的地方。相比而言，今日人文学科研究多求“大话题”“大思考”，发挥古人大意，一如陈寅恪讥冯友兰“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多是悖离学科之旨，来推测古人之意。育飞兄每以日记研究视角受限，大有“日记极端主义”的风险自谦，实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从真实的古人生活中寻找真实历史的印记，以及属于人文研究本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