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穆子
原发:侃了了论历史(微信公众号)
1916年袁世凯病逝,此时的北京城总统府内一片混乱,副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为了权力剑拔弩张,各省的督军拥兵自重,不听北洋政府指挥,甚至为了利益相互攻伐。
此时的华夏大地俨然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度,并且经过清末持续数十年的列强入侵和农民起义,当时的中国可谓是近代史上最虚弱的时期。
此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东京,帝国主义的战争分子们正凝视着地图上辽阔的中国疆域,他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自唐朝时期便开始,此时眼中更是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中国陷入最虚弱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1912-1928年),日本却始终未发动入侵,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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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
沙俄在1901年趁义和团运动侵占中国东北,诸多列强为了在华利益,组团向沙俄交涉,让其从中国东北撤兵,沙俄经不住压力同意签约撤兵,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却玩起了拒不履约撤兵的把戏。
英美等列强此时已经被义和团运动吓到,形成了“以华制华”的战略方向,只想维护此时在中国南方一带的既得利益,不想过多的参与和沙俄的冲突,更不会亲自下场,因此极力怂恿在东北有重大利益的日本与沙俄进行外交斡旋。
经过数月徒劳的外交斡旋后,日本最终在英美的支持下,选择以突袭旅顺沙俄舰队的方式向沙俄开战,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这场倾尽国力的战争,日本以巨大牺牲赢得了对马海战的胜利,并逼迫沙俄签下《朴茨茅斯和约》,以此获得了南库页岛、旅大租借权及在东北的铁路所有权利。
这场战争的结果看似辉煌无比,日本也因为此战跻身列强的行列,然而胜利的光环下是令日本举国崩溃的财政黑洞。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耗资高达21.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在1904年国家财政预算的九倍之巨。
为筹措军费,日本采取了增税、大规模发行国债及向英美举借高额外债等极端手段,畅想着能够在战争胜利后,像之前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政府获取巨额战争赔款一样,从沙俄身上狠狠挣一笔。
然而令日本政府上下绝望的是,哪怕是一分钱的战争赔款沙俄都拒绝支付,日本岛国资源贫瘠,国内此时已经山穷水尽,当无赔款的消息传回,民众的期待化为愤怒,东京等地爆发了“日比谷烧打事件”等大规模骚乱,矛头直指政府。
这场“惨胜”不仅耗尽了明治维新积累的资本,更使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迫使日本政府实施极其严厉的财政紧缩,社会矛盾加剧。
史家评价,此战虽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强国地位,却也严重透支了其短期内的再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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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英美法等国决定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此时的日本虽还没有从日俄战争的虚弱中缓过劲来,但是依然耐不住寂寞。
日本将配合英美法等国干涉俄国十月革命的举动视为向远东扩张势力、遏制布尔什维克并攫取西伯利亚丰富资源的良机,于1918年派出了远超其他国家的庞大军队进入俄国远东地区,总计约7万余人的军队。
然而,姓“俄”的可能注定是日本的噩梦,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布尔什维克俄国”,这场被日本寄予厚望的武装干涉行动,迅速演变为一场代价高昂的无用之举。
日本投入了约9亿日元的巨资,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四年的财政预算,几乎又是再一次倾尽国力的军事行动。
然而滑稽的是,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确定战略目标,一直在“扶植白军、争夺资源、遏制苏俄”这三者中间摇摆不定,导致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很被动。
彼时的远东大地上,白军被苏俄红军打得节节败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力量日益稳固。
而7万日军因为远离本地,加上小国寡民,已经出现补给困难和士气低落的问题,在战略目标摇摆不定的情况下,无谓的伤亡与疾病不断扩大。
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国内在1918年因米价飞涨引发了全国性的“米骚动”事件,而陆军军部更爆出了挪用机密费的贪腐丑闻,严重打击了军队公信力,国内的反战情绪因此日益高涨、裁军呼声不断。
日本最终决定在1922年从俄远东地区黯然撤军,不仅一无所获,还耗尽了业已紧张的财政资源,更暴露了日本战略的盲目性和军力的极限。
更雪上加霜是,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将东京夷为平地,高达65亿日元的损失几乎将日本经济置于死地,三年后的昭和金融恐慌更使银行大规模倒闭,民众大量失业,日本国内一片凋零。
但也是因为如此财政困境,让日本再一次堵上国运,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以图通过战争的掠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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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苏俄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埋葬了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证明千年帝制并非坚不可摧。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列岛后,令明治维新后依然保留天皇绝对权威的日本统治阶层深感恐惧。
1912年开启的日本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日本列岛破天荒地出现“民主护宪运动”,政党政治压制了军部势力,新闻界公开质疑日本军部“大陆政策”的正当性。
在被称为“大正民主风潮”的十年间,日本裁军幅度高达37.5%,陆军从40万削减至25万人,军费占比从43%暴跌至28%,此时日本难得的进入文人政府主政时期,战争机器不得不暂时熄火。
那狼子野心的日本是不是完全没有小动作呢?那肯定是有的。
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有限资金和少量武器,试图以“隔岸观火”的姿态施加政治影响。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日本从牙缝中抠出1.45亿日元,在1917—1918年向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提供贷款,名为“西原借款”,并大量出售军火,试图以经济手段控制代理人,推行“以华制华”策略。
然而仅过了3年,段祺瑞就在直皖战争中兵败下野,新任总理冯国璋直接宣布:“西原借款是段祺瑞的私债,民国概不认账!”
日本外交官在报告中哀鸣:“中国政客像狐狸一样狡猾,让帝国的黄金尽数打水漂。”
更荒诞的闹剧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1916年2月,日本间谍川岛浪速策动满清的肃亲王善耆发动“满蒙独立运动”,关东军甚至将大连兵工厂的军火偷运至郑家屯。
然而当蒙古王公打开木箱,发现所谓新式步枪竟是明治时期的报废村田枪,奉军统领吴俊升的骑兵突袭运输队时,日军顾问左宪章竟抛下盟友独自逃命,导致四十车军火尽数被缴,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当了一回真正的“免费运输队”,这有限的执行力被列强嘲笑了好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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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枯竭
在中国陷入最虚弱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日本按兵不动的主因并非意愿不足,而是国力枯竭和国内局势动荡所迫。
但其狼子野心终究是压制不住的,当1931年日本国力稍有喘息,欧美深陷危机无暇东顾之时,日本关东军便迫不及待的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中国东北,自此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在1928年的“东北易帜”后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相对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有了相对更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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