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以及其他地区各个国家的世俗化是必然失败的吗？

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的世俗化都失败了。

土耳其世俗化几十年之后也在开倒车。

这是死局吗？

“中东”这一概念显然太宏大了，在此先讨论其真子集即中东的阿拉伯社会。

中东阿拉伯人的世俗主义历程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为政治与经济的实践，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七月革命至2010的埃及、那几个复兴党政权等等，导致它们失败的各种因素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

一条为知识界文化界的世俗主义，为何世俗主义思想掀起的浪潮没有推动一场成功的社会变革，日后还走向了衰颓？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本应作为世俗主义要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重要阵地的巴勒斯坦在1948年沦陷了。

1895年，奥斯曼晚期的巴勒斯坦与黎巴嫩

无数来自区域其他地区与海外的访客、后世成为流亡者的本地居民，目睹/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世俗生活繁荣，社会进步处在全域前列的景象。如1997年2月黎巴嫩《生活报》（al-Hayat）刊文中，来自雅法的知名学者，原SSNP骨干希沙姆·沙拉比博士（Hisham al-Sharabi）回忆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巴勒斯坦就是阿拉伯诸国当中的先进模范……这里，有阿拉伯世界最活跃、最勇敢的媒体，大多数周边国家还忍受着封建统治，巴勒斯坦却已在享受自由。这里的农民得到了解放，大部分人拥有自己的农田。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雅法的大多数女性摈弃了自己的面纱和罩袍，女孩开始走进校园。巴勒斯坦的医生、经理，还有教师和工程师，成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化事业的急先锋。

进步、开放、同时在1936年大起义中对西方展现出强硬抵抗姿态的巴勒斯坦，孕育了诸多世俗民族主义在文化与学术上的代表人物。诸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创人，《东方学》作者爱德华·萨义德；以及上文中的希沙姆·沙拉比，他的著作《新父权主义》同样深刻影响了美国学界。事实上，世人皆知50年代世俗进步派的一大文化阵地是黎巴嫩，而这个文化阵地的完全体应该包含巴勒斯坦。诸多因素决定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部分地区在阿拉伯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是高度开放的传统、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的特质。下图是拉丁美洲担任过元首的阿拉伯裔移民名单，而且并不完整，例如多米尼加现任总统也是黎巴嫩人。如果与阿拉伯世界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海外阿拉伯人持续发光发热也很正常；但关键在于，这些新大陆阿拉伯人基本都来自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这两个弹丸地区，以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霍姆斯等少数毗邻黎巴嫩的地块。

图中的巴勒斯坦裔有，萨尔瓦多现总统纳伊卜·布克莱，前总统安东尼奥·萨卡，洪都拉斯前总统罗伯特·弗洛雷斯

黎凡特沿海的移民倾向来自其近代人文地理特点。贝鲁特是地中海东岸第一大港口，海法和雅法也同样不弱。在沿海城市的狭长地带外便是大片山区，大批居民离开贫瘠的山乡，前往沿海大城市打拼，又为讨生活进一步出海前往世界各地。对比埃及虽然有亚历山大港，但主体是深入内陆且古老肥沃的尼罗河谷，依旧是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区。

这些海外移民对黎凡特沿海的现代化发展与世俗主义贡献卓著，不少人都输出了资金与社会建设。以及来自黎巴嫩山区，大部分人生轨迹在拉美度过的叙利亚民族主义导师，烈士安东·萨阿德（1904-1949）。

1947年，安东·萨阿德在追随者簇拥下回到贝鲁特

其次是多教派并存的古老历史与基督徒的活跃角色。众多黎凡特基督徒，尤其是希腊正教与巴勒斯坦天主教徒担当了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奥斯曼时期大多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自然苦于宗派主义与封建余孽久矣。贝鲁特的大都市与巴勒斯坦的圣地为这些基督徒提供了域内最适宜的聚集场地。

他们中包括来自黎巴嫩的哈利勒·纪伯伦、安东·萨阿德；阿拉伯复兴主义创始人，大马士革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巴勒斯坦人中有PFLP（巴人阵）领袖、来自海法的乔治·哈巴什，爱德华·萨义德是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徒；另一位巨匠，《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作者乔治·哈比卜·安东尼乌斯（1891-1942）虽然来自黎巴嫩，但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居于耶路撒冷，死后长眠于锡安山。

193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反英起义的战士，展示着新月与十字组合、象征宗派团结的旗帜乔治·安东尼乌斯的墓碑

巴勒斯坦还具有与黎巴嫩和日后海湾城邦国家类似的优势，即其地狭人稀、向海开放的特点使得这里注定有媒体相对发达，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环境，当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的专制者开始迫害反对派、收紧言论管控时，这里依旧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存在。

如果不出意外，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各自建立国家后，可以构成一个4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世俗主义要塞，其相比现实中50年代的黎巴嫩，有了广阔数倍的空间和更加去中心化且开放的环境。更大数量的逊尼派、天主教徒、正教徒乃至犹太人可以参与到世俗民族主义事业中去。政治化的宗教极端思想则将更久处在老鼠上桌地位。这片狭长地带还可以作为连结埃及和新月沃土平原两大人口中心的纽带，使得世俗主义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不至于在空间上断裂，经济活动上也远比两个封闭板块从容得多。阿拉伯民族主义将远比今天大有可为。

然而现实不给这个机会了，1948年巴勒斯坦没有了，在政治实体、社会生活、人文地理意义上都没有了。巴勒斯坦从一片有血有肉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游荡着的幽灵，一个游荡着的复仇女神，一个让早期锡安主义的所有故土情结都变成回旋镖打过去的存在。大流散的巴勒斯坦人涌入周边各个地区，与来自阿拉伯各地的学者云集于世俗主义的避风港贝鲁特，然而黎巴嫩从一开始就不是安宁祥和的乐土，比老巴勒斯坦严重得多的族群矛盾和社会矛盾正在酝酿并因此不断升级，终于在1975年彻底引爆了。

二战结束时，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有美好的前景，大灾变之后的50年代，贝鲁特成为了一代知识阶层的乐园，作为文化中心在出现破裂的阿拉伯世界发光发热，然而现在贝鲁特也被摧毁了。曾经从海法、雅法、大马士革、巴格达奔走到这里来的人们再一次踏上背井离乡之路，他们此程的目的地是伦敦、巴黎、柏林与新大陆。这些海外的流散者们度过了更多年更安稳的生活，然而他们已经并不再能代表阿拉伯社会，用纯正阿拉伯人的意识思考故乡的未来。

1983年的贝鲁特，法塔赫的死士部队（Fedayeen）具有历史性象征意义的画面：2000年7月3日，爱德华·萨义德站在南黎巴嫩，向黎以边境的另一侧投掷石块

1948年以后的40年里，巴勒斯坦成为外界所有阿拉伯人的梦魇，当然也包括流散的巴勒斯坦人自己，完全重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无数曾对世俗主义、进步主义、民族觉醒抱有希望的理想分子，最终因这个梦魇而道心破碎。然而当1987年，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以石块呐喊出自己的声音时，世俗主义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流选择。由于阿拉伯世俗统治者的失败与以色列的倒行逆施，更多人在拥抱宗教、拥抱祖先的呼声中逐渐转向了另一条更偏激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