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从中国满载而归，德国却传来强硬声音，对华态度极不友好

2026年2月25日的北京，天气还带着初春的寒意。

人民大会堂里，三十多位德国大型企业负责人排队入场，场面看起来很正式，但真正决定分量的不是仪式，而是随后落在合同上的签字。

随着签约完成，大屏幕上跳出的数字很快传回柏林——中国计划向空客公司额外订购多达120架飞机。

这不是一笔普通的商业交易，而是一组足以影响德国工业信心的关键数字，这些订单直接改变了欧洲航空制造业的平衡结构。

长期以来，空客与波音在全球市场保持着某种相对稳定的份额分配，如同摆动的钟摆，但这一次，订单明显向空客倾斜。

对德国而言，这种变化尤为重要，因为空客在德国拥有核心总装线，尤其是在汉堡的生产基地，以及分布在各地的大量配套企业。

德国政府本身还持有空客约11%的股份，这意味着企业盈利状况直接影响国家资产价值，也影响税收和就业，放在当前背景下看，这批订单更显得关键。

德国官方已经把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传统制造业需求放缓，汽车和重工业承压明显。

大量企业缩减投资计划，部分工厂减产甚至裁员。在这种环境里，大型出口订单就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稳定器”。

它不仅意味着生产线可以持续运转，也意味着上千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继续接单，银行愿意继续放贷，工人不用担心失业。

默茨率领由大众、奔驰、西门子等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本质上是在为德国工业寻找确定性。

他结束访华后，用“非常值得”来形容此行，这句话并不复杂，但背后指向很清晰：当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时，外部市场就是最直接的支撑力量。

与其在国内争论宏大概念，不如先把订单拿到手，因此，这批飞机订单不仅是商业合同，更是一种政治筹码。

可当订单成为现实筹码，政治层面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就在默茨还在北京敲定合作细节时，柏林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无视公平竞争”，并提到绿色钢材等议题，暗示中国企业在规则上存在问题。

他还表示，欧洲不能当“天真的傻瓜”。这番表态与默茨推动合作形成明显反差，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德国政坛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一部分人强调现实利益，认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必须保持与中国的稳定合作；另一部分人则强调“去风险”“减少依赖”，主张在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保持距离。

外长瓦德富尔长期对华持强硬立场，也让这种分歧更加公开化，问题在于，这种双重表达容易向外界释放混乱信号。

一方面，政府高层亲自率团签署数百架飞机订单；另一方面，重要内阁成员公开质疑合作基础。企业界关注的是政策稳定性。

如果政府口径不一致，企业在投资和布局时就会更加谨慎，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德国的矛盾还受到外部压力影响。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欧洲盟友提出更高要求，贸易、产业补贴、安全议题都成为谈判筹码，德国必须在维护与美国关系和保障自身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如果在此时与中国全面拉开距离，德国出口产业将失去重要市场，而美国市场未必能完全吸收产能。

因此，克林拜尔的强硬言辞既有国内政治考量，也包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回应，但现实问题并不会因为表态而消失。

中国仍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涵盖汽车、机械、化工、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供应链已经深度交织，短期内难以替代。

这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对比：企业代表团用行动表达选择，部分政客则通过语言表达立场。

前者关心订单和利润，后者关心选票和政治姿态，两种逻辑并行，导致德国政府呈现出明显的双重面貌。

当政治表达与经济现实持续拉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本身，中国庞大的航空需求、持续扩张的中产阶层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为空客提供了稳定的增长空间。

波音近年来面临交付与信誉压力，也使得市场份额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空客获得近120架订单，不仅增强企业财务表现，也提升了德国制造业的信心。

如果将视角拉回德国本土，可以看到更具体的影响。航空制造涉及发动机、电子系统、复合材料、精密加工等多个高端领域，每一架飞机背后都是长链条协作。

订单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排期延长，研发预算得以维持，技术团队能够继续推进下一代机型改进。

对地方经济而言，这意味着税收稳定、就业稳定和银行信贷环境改善，与此相对的是“去风险”讨论。

理论上，减少单一市场依赖可以降低长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大规模替代需要时间和成本。

开拓新市场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很多国家的市场容量无法与中国相比，若在短期内人为压缩合作规模，德国企业可能面临订单空缺。

特朗普强调本国利益优先，使欧洲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面临更复杂谈判环境，德国如果同时失去美国与中国两个重要市场中的一个，其经济承压程度将明显上升。

务实派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更倾向于保持经贸往来稳定，最终，决定政策走向的不会是论坛上的演讲，而是财报数据和就业数字。

企业高管愿意亲自随团访华，说明他们已在用行动评估风险与收益，对普通工人来说，问题在于生产线是否开工、工资是否按时发放，比宏观叙事更重要。

所以说，当前的德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是否合作”，而是“如何在合作中保持主动”。

如果能够在维护自身产业安全的同时维持市场联系，那么增长空间仍然存在；如果被内部争论拖入长期不确定状态，企业可能会自行寻找更稳定的环境。

订单上的数字是冰冷的统计，却代表着真实的就业和投资流向，政治讨论可以持续，但市场选择往往更加直接。

面对1%的增长预期，德国究竟会优先保住产业基本盘，还是在外部压力下进一步收缩合作？这个问题，才是未来几年真正决定德国经济走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