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给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2022年，我国迎来自1962年以来首次人口自然负增长局面。所谓自然负增长，即全年死亡人数超过新出生人口数量，标志着人口发展进入结构性转折阶段。

这一趋势并未止步——2023年与2024年连续两年延续负增长态势。最新统计显示，去年全国新生儿仅为954万人，同期死亡人口却高达1093万人，净减少达139万人。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强研究员联合指出：未来十年，我国将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死亡集中释放期，其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由三大深层动因共同驱动。

这三大动因具体指向哪些现实力量？

“婴儿潮”一代集体步入高龄生命阶段

首要推力源于上世纪中叶爆发的两轮大规模生育高峰。

第一轮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持续至1959年，长达十年之久。

彼时战事平息、社会秩序重建，民众安居乐业意愿强烈；加之当时养育成本极低，城乡家庭普遍视多育为常态。

农村地区盛行“人多好办事”的观念，孩子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实实在在的家庭生产力：放学路上顺手割猪草，农忙时节下田插秧拔草，年底结算工分时，每个孩子都能为全家增收添力。

城市工人家庭亦积极响应，单位分配住房按人头计，粮油布票等基本生活物资依户籍人口定量发放，多生一个孩子等于多一份保障。

这十年间，全国年均出生人口稳定突破2000万大关，其中1954年达到峰值2232万人。

那时的街巷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三四个孩子，放学铃声一响，胡同深处便涌出成群结队奔跑嬉戏的身影——丢沙包、滚铁环、跳皮筋，喧闹声此起彼伏，宛如流动的市井节庆。

1962年起，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粮食供给逐步恢复，民生信心重振，第二轮生育热潮随之掀起。

此次浪潮势头更盛，绵延至1976年，横跨十五个春秋。

据国家统计局回溯测算，该阶段年均出生人口高达2500余万，1963年单年出生数竟飙升至3000万人，创下历史纪录。

如今在社区广场晨练、公园长椅上照看孙辈的银发长者，绝大多数正是这场浩荡“婴儿潮”的亲历者与承载者。

两轮高潮叠加，从1949年至1976年，全国累计出生人口接近6亿人，构成当代中国人口结构的主体基底。

时光流转数十载，首批“婴儿潮”人群今已步入七八十岁高龄，第二批主力也陆续迈入六十岁门槛，正稳步靠近生命终点线。

过去老人零星离世，如细雨轻落水面，难起波澜。

而今近6亿同代人同步衰老，死亡事件高度密集发生，形成一股汹涌的“生命退潮”，使得人口总量下滑曲线陡然加剧、视觉冲击显著增强。

新生代规模萎缩叠加婚育观念深刻转变

与老年群体加速扩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年轻人口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缩。

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成为主流导向，由此孕育出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世代，如今他们大多已步入中年，年龄集中在35—45岁区间。

这些家庭普遍呈现典型的“421”结构：四位祖辈长辈、一对中年夫妻、一名未成年子女。仅在城镇地区，两个独生子女组建家庭的比例已达34%。

“上有四老需奉养，下有一幼待抚育”的双重责任，让许多家庭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时间精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连喘息间隙都弥足珍贵。

更严峻的是，即便适龄青年数量本就不充裕，其中仍有相当比例主动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除家庭照护压力外，经济负担已成为压垮生育意愿的关键杠杆。

育娲人口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将一名孩子抚养至本科毕业，全国平均支出约为68.3万元；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该项成本普遍突破百万元大关。

仅0—3岁阶段，单是尿不湿日均消耗五六片，一包售价动辄三四十元，月均开销轻松过千；婴幼儿配方奶粉单价常超三百元/罐，半罐奶不到一周即告罄，一年光奶粉花费就近5万元。

入园之后，普通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每月动辄三四千元，若再叠加早教课程、艺术启蒙、体能训练等兴趣班支出，教育投入呈几何级增长。

与此同时，房贷车贷如影随形。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居民中，月供三千至五千元者比比皆是，车贷通常也在一千五百元以上。

工资到账当日，首笔扣款往往便是还款项；后续还需预留燃油费、保险费、定期保养费等刚性支出。

一旦家中成员突发疾病住院，医疗账单与护理成本叠加，极易引发短期财务危机。

倘若家中长辈身体欠佳，无法协助照料幼儿，小夫妻面临的挑战更为棘手。

要么一方辞职专职带娃，直接损失家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收入，生活质量大幅缩水；要么聘请专业育儿嫂或住家保姆，月薪普遍在六千至一万之间，且需耗费大量心力甄别资质、协调作息、处理突发状况。

职场压力亦不容忽视。不少年轻人加班常态化，通勤耗时长，下班后仍需处理工作消息、准备次日汇报材料。

回到家中，家务清洁、儿童洗浴喂食、作业辅导、睡前故事……日程排满至深夜，身心俱疲几成常态。

身体疲惫尚可调养，精神倦怠却悄然侵蚀意志力——长期高强度运转之下，关于“再生一个”的念头早已被现实消磨殆尽。

尽管国家层面已密集出台多项支持举措：四川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人每月200元运营补贴；海南依据婴幼儿月龄梯度发放托育消费券；北京部分行政区试点发放最高达每月1000元的育儿津贴。

但相较动辄数十万的综合养育成本，现有补贴力度仍显微薄；优质普惠托位资源稀缺，排队轮候周期普遍超过半年。

短期内，青年人口所承受的系统性压力难以实质性缓解。

新生儿数量持续走弱，2024年降至954万人，2025年预计跌破800万关口；而同期死亡人数已跃升至1093万人。

一边是“婴儿潮”人群加速迈入高龄化、失能化、终末期阶段，死亡规模逐级放大；另一边是新增人口持续萎缩，补充动能严重不足。

一退一进之间，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窄、顶部膨大，死亡高峰的轮廓愈发清晰、势能愈发强劲。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高峰背后的隐性加速器

公众常疑惑：除了人口结构变迁，是否还有其他关键变量加剧了死亡集中现象？

答案聚焦于一点：慢性病正在成为主导我国居民死亡的核心病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居民死亡原因中，高达88.5%与各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

换言之，每十位逝者中，有将近九位的生命终结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病直接相关，影响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对于老年人而言，机体免疫功能衰退、器官储备能力下降，使“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发病率显著攀升。若未能科学干预，极易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肾衰竭乃至多种癌症，最终导致不可逆的生命终止。

临床观察表明，多数高龄老人并非猝然离世，而是经历多年慢病缠身、反复住院、功能退化的过程，最终走向生命终点。

值得关注的是，慢性病年轻化趋势日益凸显。当代青年普遍存在长期熬夜、久坐办公、外卖依赖、含糖饮料高频摄入、运动严重不足等问题。

体检数据揭示，30—39岁人群中高血压检出率较十年前上升47%，糖尿病前期比例增长超六成；部分案例中，二十八九岁的职场新人已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或早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这些原本属于中老年的健康风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青年群体迁移，并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转化为新的死亡增长点。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高峰，与其陷入恐慌情绪，不如理性认知其本质。

它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口再生产节奏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个体层面，应更加珍视亲情陪伴时光，定期陪同父母体检问诊，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用日常温情延缓心理衰老。

社会系统层面，则亟需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社区嵌入式照护站点全覆盖，提升居家上门服务响应效率；扩大公办托育机构建设规模，优化普惠托位供给机制；探索弹性工作制、育儿假延长、税收抵扣等制度创新，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每位公民亦当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每周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筑牢自身健康防线。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