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高规格招待，默茨接过鲜花，走进人民大会堂前，他喊出9个字

近期，德国总理默茨的中国之行引发广泛关注。从柏林启程到北京落地，从公开致辞到密集日程，这次出访远非一次常规外交活动，而是欧洲核心国家在百年变局中的一次关键站位与战略权衡。

公众目光多聚焦于礼节性握手与媒体镜头下的微笑，却容易忽略德国内部政商两界日益扩大的认知鸿沟，更难察觉此次行程背后所折射出的结构性困局——一个曾以稳健著称的工业强国，正站在经济现实与政治叙事的十字路口。

一面是外交辞令中的坚定立场，一面是商业行动里的务实热忱，双重逻辑并行不悖，令人不禁思索：这位新任德国领导人踏上的东方之旅，究竟承载着修复关系的诚意，还是应对危机的迫切？

言辞强调竞争定位，行动携庞大企业阵容，德国的战略张力尽显于细节之中

二月二十四日当地时间清晨，默茨自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启程赴华。临行前，他在航站楼发表简短讲话，向中国人民致以农历新年问候，并对中方春节期间周密细致的接待安排表示由衷感谢。

这是他履新后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按惯例，首访往往承载着建立互信、锚定方向的重要使命；然而置于默茨执政语境下，此行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政策底色。

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德建交四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建设性互动，双边关系对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随行的工商界代表团阵容强大，涵盖汽车、能源、化工、医疗等多个支柱领域，印证了两国经贸纽带仍具深厚潜力，也反映出德国产业界对深化合作抱有高度期待。

他还特别强调，德国愿与中国构建一种立足平等、注重实效、兼顾责任的新型伙伴关系，并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去风险化”极端化操作，直言此类做法将严重损害本国产业链韧性与就业基础。

这些表述听来诚恳务实，但若将其置于默茨就职以来的整体政策轨迹中审视，则显露出显著的认知断层。

事实上，其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在欧盟三大国中对外姿态最为鲜明地倾向战略竞争框架，多项涉华举措亦明显呼应跨大西洋协同遏制议程。

他曾多次在议会辩论与政策吹风会上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者，称“视中国为天然伙伴”的思维已不合时宜，甚至表态“德国不会以开放姿态欢迎中国扩大影响力”。

在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议题上，默茨政府屡次越界发声，将台湾问题、南海局势、新疆治理、香港事务等内政范畴强行纳入所谓“全球安全架构”讨论，反复援引抽象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则模糊了主权国家间基本尊重的底线。

这种将技术合作、市场准入与价值判断强行捆绑的路径，在德国外交实践史上实属罕见。

一边重申拒绝脱钩，一边持续加码限制；一边高调宣示竞争，一边率领三十多家头部企业集体登场——德国的踌躇与撕裂，无需解读，已然跃然纸上。

二月二十五日，默茨抵达北京，随即开启横跨京杭两地的紧凑行程，短短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多场高层会谈与实地考察。

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支规模空前、分量十足的企业代表团：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西门子、拜耳、巴斯夫、蒂森克虏伯、林德气体……三十余家行业领军者齐聚一堂，构成近年来德方外访中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的工商阵容之一。

数字最具说服力：2025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攀升至两千五百一十八亿欧元，中国再度跃居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美国分列第二、第三位。

大众集团早已将中国市场定义为“第二故乡”，宝马董事会主席在出发前即公开表示：“任何希望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车企，都必须在中国市场拥有稳固根基与持续投入。”

西门子近年在华新增投资超百亿欧元，巴斯夫在广东湛江打造的巨型一体化基地已进入全面投产阶段，企业用真金白银投票，与其所属国政府的舆论基调形成强烈反差。这种错位感，或许连企业高管自身也感到几分尴尬。

能源转型迟滞叠加产业升级受阻，德国强硬表象之下掩藏着真实的发展焦虑

外界常困惑于一点：既然德国经济深度嵌入中国市场，为何默茨政府仍频频释放对抗信号？深入剖析可见，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实则是对其内部多重压力的一种策略性回应。

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长期依托两大支柱运行：一是借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将自身安全与发展深度绑定于多边机制之中，从而缓解邻国历史疑虑；二是以普世价值为旗帜，塑造理性、守序、道义的国际形象，提升软性影响力。

这两条路径曾助力德国实现战后复兴与和平崛起，但俄乌冲突爆发后，原有平衡被彻底打破，德国成为地缘震荡中最直接的承压方之一。

首当其冲的是能源体系崩塌。过去数十年，俄产天然气支撑着德国约一半工业用电需求，如今供应中断导致电价飙升，当前工业平均电价约为中国的三点二倍。

高昂能源成本最先冲击化工、冶金、玻璃等基础材料行业，生产边际持续收窄，开工率普遍下滑，部分企业被迫启动海外产能转移计划，以维系全球市场份额。

制造业转型升级亦遭遇深层瓶颈。世人熟知的“德国制造”金字招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代际挑战。“工业4.0”概念提出十余年，落地成效却不及预期。

以汽车产业为例，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反复调整，政策连续性缺失使企业难以制定五年以上投资规划；与此同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及新版电池法规等合规要求不断加码，推高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

而在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装备等前沿赛道，产品迭代周期已压缩至十二至十八个月，一款智能驾驶系统的软件升级频率甚至达每月一次。反观德国传统研发范式，一款整车平台开发周期仍需五至七年，组织决策链条冗长，响应速度滞后，难以匹配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工业4.0”推进缓慢，高端制造外流加剧，“德国制造”光环正经历实质性褪色过程。

当内部结构性难题迟迟无解，部分政治力量便倾向于向外寻找解释框架，将中国塑造为外部变量，借强化对抗叙事转移公众注意力，掩盖改革乏力与治理失焦的现实。

把经贸往来政治化，用意识形态标签替代技术对话，表面是捍卫原则，实质是回避症结所在。

毕竟，本土产业政策碎片化、能源结构转型迟缓、基础科研转化效率偏低等问题，绝非几句强硬表态所能消解。

默茨此次专程赴杭州参访某领先科技企业，正是这一现实逻辑的延伸。该企业在工业机器人、边缘计算、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领域已形成全球竞争力。

默茨政府期望借助中国在智能制造、AI大模型训练、动力电池回收、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规模化应用场景，为德国“工业4.0”注入新动能，并谋求在下一代服务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细分赛道抢占先机。

一边持续输出负面话语，一边主动寻求技术对接，这种言行不一的状态，确实削弱了政策公信力。

政治修辞与经济逻辑背向而驰，德国亟需回归清醒判断

纵观默茨访华全过程及其前后政策表达，其对华策略始终游走于两种力量之间：一是来自盟友压力与国内选举政治驱动下的立场宣示需求；二是源自企业诉求与产业链现实倒逼下的合作刚需。

这种内在撕裂最终可能反噬德国自身。中国已是全球气候治理、供应链稳定、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关键议题的核心参与者，单边设限或人为筑墙，既无助于改善德国发展环境，更会加速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融合机遇，进一步拉大与美、中、日等主要经济体的技术代差。

德国企业的选择已足够清晰：它们需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需要长期稳定的本地化布局，需要基于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律的公平合作。

大众、宝马、西门子等巨头的战略动向，并非短期逐利行为，而是立足二十年周期的系统性判断。若德国政府长期偏离产业实际、违背经济规律制定政策，终将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逐步丧失话语权。

默茨步入人民大会堂时展现的谦和姿态，值得给予积极解读。

国际交往的本质在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务实共赢。刻意渲染对立、滥用政治标签、强加价值标准，不仅违背外交基本准则，更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

德国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执着于重新定义对华关系的“竞争属性”，而是直面能源转型滞后、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薄弱、青年工程师供给不足等现实短板，放下成见，重启理性对话机制。

中德四十余年合作积累下的制度信任、产业互补与人文纽带，是双方共同珍视的宝贵资产。两千五百亿欧元级的贸易体量、数百个联合研发中心、数十万在华德企员工，无不昭示着广阔的合作纵深。

所谓“平衡、可靠、公平”的伙伴关系，不应停留于外交辞令，而应转化为具体政策：坚持经贸问题回归经贸渠道解决，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彼此发展阶段差异与制度选择自主权，唯有如此，合作才能行稳致远。

德国面临的挑战，根植于自身结构性老化与转型动能不足，而非外部环境变化所致；德国的出路，在于扩大开放、深化融合、激活创新，而非收缩边界、构筑壁垒、自我孤立。

当政治语言不再主导经济决策，当官方表态让位于企业真实需求，当对话取代指责成为主旋律，德国才有望真正破解发展困局，中德合作也将迎来更具实质意义的新阶段。

这场为期两天的访问虽短暂，却可能是未来数年欧亚关系演进的重要伏笔。德国如何抉择，不仅关乎双边关系走向，更将深远影响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有效性。